吴亚欣、何自然 | 中国语用学的拓荒者和坚守者——何自然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

吴亚欣，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语用学、会话分析研究。

何自然，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语言学、语用学研究。

吴亚欣 教授

何自然 教授

中国语用学的拓荒者和坚守者

——何自然教授访谈录

摘要：本访谈主要包括语用学方向博士生培养、语用学理论引介、语用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应用性三方面的内容。何自然教授认为，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是语用学方向博士生必修的两门课，它们是弄清楚语用学的渊源和读懂语用学经典文献的基础；“语用三论”（关联论、语言顺应论、语言模因论）是众多语用学理论中对国内学者较有吸引力的三个理论，也是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以及社会语用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人际语用学研究要突出在中国的本土化，展示中国文化在人际关系构建中的体现；社会语用学研究要能够对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和指导。

关键词：何自然教授；语用学；语言模因论；人际语用学；语言政策；语言生态

【访谈者按语】何自然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和语用学家，我国中青年语言学研究者都熟知何自然教授的语用学研究成果，他们也是读着何先生的语用学著作和文章成长起来的学者。1999年笔者有幸成为何先生的博士生，跟随先生潜心研究语用学，现如今也成了一名语用学研究者。近日，作为何先生的弟子，笔者受《英语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对何先生做了一次访谈。何先生从1959年起在高校从事外语教学研究工作，现虽已年过八旬，但仍笔耕不辍，屡有新文见诸报端，在每年的语用学研讨会上也还常看到他 “年轻” 的身影。何自然教授已从教60年，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译著等10余部。2017年何先生迎来了他的80寿辰，为庆贺何先生的80华诞，很多媒体对何先生做了专访，内容主要涉及何先生的 “语用人生”，包括语用与修辞、语用与教学、语用与语法、语用与翻译、语用与模因等。恰逢何自然教授从教60周年，本访谈将围绕语用学方向博士生的培养以及青年语用学学者的成长展开，以期能给我国年轻一代语用学研究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

吴亚欣（以下简称 “吴”）：何老师您好，您1959年开始从教，2019年刚好是您从教60周年，所以想问您一些关于学生培养，尤其是博士生培养的问题。您是从哪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的？

何自然（以下简称 “何”）：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开始招收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语用学方向的博士生。

吴：当时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语用学相关的书籍和文章是不是特别少？您当时主要给博士生开设哪几门课程？

何：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简称SFU）进修，师从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Davis）教授，专攻语用学。语用学在20世纪70年代才作为一门学科在语言学领域兴起，当我回国教授语用学时，能供我参考和使用的相关书籍和文献自然不会很多，但在指导语用学方向博士生之前，我已经给硕士生开设过语用学的相关课程，为教学和研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参考资料，并且编写了《语言哲学文选》和《语用学讲稿》等教材。在此基础上，我为博士生开设了当代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逻辑和语用学文献选读四门必修的学位课程。

吴：是的，我是1999年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简称 “广外”）跟您读博士的，当时除了语用学的相关课程外，您的确还给我们开设了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给博士生开设这两门课程的？

何：我在SFU学习时，戴维斯教授是哲学系的老师，他把语用学的言语行为、含意、前提、指示语等课题作为几门独立的课程来讲授。语用学的这些经典话题都来源于语言哲学，要学习语用学必须先了解语言哲学。同样，语言逻辑是深入了解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前提。语用学在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时是以语境逻辑为依据的，有些话语表面上不合逻辑，但依然能够被正确解读；也有一些话语脱离了语境可以表达多个语义，但一旦被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语义立刻清晰，这是因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有共享的语境知识和默认的语用前提，交际双方正是通过逻辑这条线索，将语境、前提和话语合理地联系起来。所以，要学好语用学，先了解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是十分必要的。

吴：的确如此，打好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基础是读懂语用学经典文献的前提。记得当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博士生们都特别敬佩您对语用学研究热点和走向的把握。因为当时有几位师兄的论文选题定下之后，接着《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就出一期与他们选题相关的专刊（Special Issue），比如1999年第六期的 “误解专刊”（Special Issue on Misunderstanding）和宗世海师兄1996年的博士论文选题 “汉语话语中误解的类型及其因由”、1998年第二期的 “话语标记语与连贯专刊”（Special Issue on Discourse Markers and Coherence Relations）以及1999年第十期的 “语言习得中的话语标记语专刊”（Special Issue on Discourse Marker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和冉永平师兄1998年的博士论文选题 “话语标记语的认知语用学研究”、2000年第九期的 “语码转换专刊”（Special Issue on Codeswitching）和于国栋1999年的博士论文选题 “英汉语码转换的顺应性研究”、2004年的 “隐喻专刊”（Special Issue on Metaphor）和徐章宏2000年的博士论文选题 “隐喻话语理解的语用认知研究” 等。现在我们指导学生一般先让他们看文献，然后从文献中观察是否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与我们不同的是，您在指导学生时非常有预见力，指导学生选的题目随即就成了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我们很想知道当年您在指导学生选题时有哪些经验供我们现在年轻导师借鉴？

何：我认为学术上的预见性来自对本学科前沿信息的广泛接触和把握，并从中捕捉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我也同样要求学生广泛阅读文献，但重要的是要开动脑筋，勤于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谈到学科前沿和资料占有的问题，你们现在处于网络时代，和国内外同行间的联系十分便捷，比我们那时候的条件和处境好多了。我在加拿大进修时，在导师戴维斯教授的引荐下认识了国际语用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简称IPrA）秘书长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教授。他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国际语用学研究的信息，并定期给我寄来他们编辑的资料和文献。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学者可以免会费加入国际语用学研究会，他还支持我在广外刚成立不久的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开设一个 “国际语用学研究会资料分发中心”，允许我们以油印的方式重印他给我寄来的会刊《语用学》（Pragmatics）（国际同名知名刊物的前身）和他们出版的其他语用学文献资料，以便分发给我们国内的国际语用学研究会会员。仅从这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我们为了解本学科的前沿信息所做的努力。

吴：噢，原来是这样！在那个年代能定期读到《语用学》上面的文章，真是不容易！国内的IPrA成员一定非常感激您给他们带来国外文献资源。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要想在学术上有预见性和前瞻性，就一定要广泛涉猎学科的前沿信息，尤其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在资料占有上已经可以与国外同步，所以重要的是要积极主动地阅读这些最新的文献，这样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其实您对研究选题敏锐的洞察力也体现在您自己的研究中。从关联论到语言顺应论，再到语言模因论，可以说您所引介的 “语用三论” 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语用学研究的三大热点，您是如何从众多的国外语用学理论中看出哪一个理论有发展和应用前景的？

何：在众多国外语用学学说中，不是仅这三个方面有发展和应用前景，而是我个人认为这几个方面可能对我们国内的语用研究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所以我就努力地去了解、认识并发展它们。我很早就和提出关联论的斯波伯（Dan Sperber）、威尔逊（Deirdre Wilson）以及提出顺应论的维索尔伦等学者有电邮往来。我读过斯波伯和威尔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初步完成的关联论学说，当时拿到的是他们的原始打印稿复印件，这一理论被认为是认知语用学的雏形。此外，我也读过维索尔伦最初在IPrA文献中发表的有关顺应论的文章，《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出版后，他第一时间就把书寄给了我，使我能够较早地接触他的思想。我认为这些理论对我们的语用学研究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于是就把它们推荐给我的学生，并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以书评的形式再推介给国内的同行，同时他们也选择这些理论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后期的 “语言模因论” 是我和我的学生在了解模因论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模因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被关注，但提出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他讲文化进化，并设想人类文化中也存在类似基因（gene）的基本遗传单位，称之为模因（meme）。我之所以将模因的基本原理和语用结合，并把它放到语用学的研究范畴，是出于以下考虑：①模因是 “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 ‘模仿’ 的过程而被复制的信息单位”（Blackmore，1999:43）；②它作为信息单位的各种表征，具有信息的某种特定内容（Distin，2005:20）；③模因和语言有密切关系，因为语言是信息的表征，所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语言就是模因。我们注意到，语言的演变、创新、使用和理解都可以用模因理论来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对语言的运用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研究语言模因必须研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内部条件（如模因的精练、通俗、实用、时尚、形象等）和外部条件（如面对社会生态环境宿主有某种需求或心理趋向、有社会关注度、能被模仿、会发生变异、有传播的空间和力度等）。于是，我们暂且放下模因与文化进化、模因与信息论、模因与大脑机制等覆盖范围宽广的其他领域，只具体研究模因与日常语言的密切关系，用模因论的原理观察社会语用的表现，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命名为 “语言模因论”，把它放到语用学研究领域中，重点研究模因与社会环境、模因与社会心理、模因与语言教育、模因与语言翻译、模因与网络语言等一系列与语用有关的热点课题。

吴：谈到模因论，我还想多了解一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从2000年左右开始关注模因，那时我还没有博士毕业。当时听您谈到这个新鲜的概念后，我也随即在网上查阅过一些相关文章，但没有坚持跟踪。在采访您之前，我专门上网查了您发表的与模因相关的文章，从2003年您就开始发表以模因为主题的文章，为什么您那么早就 “盯” 上模因了？是什么让您对模因产生了如此大的兴趣呢？

何：关于我和模因论的缘分，我曾在早前的一个访谈录中有所提及（莫爱屏、蒋清凤，2014）。2003年初，桂诗春先生在《现代外语》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给刊物开设一个评介学科前沿的专栏，并让我为该专栏组稿。碰巧在那之前，在我和桂先生的一次闲谈中他提到国外有一种被称作 “meme” 的现象，说它活像国内 “文革” 年代人云亦云的流行语和现代社会的广告炒作。我对此产生了兴趣，觉得社会和互联网上流行的某些说法正是一些 “meme” 现象，完全可以用 “meme” 的理论做出解释。于是我和我的博士生们开始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并从国外购置有关 “meme” 的书籍和文章，还通过互联网订阅了国外讨论模因论的电邮。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 “meme” 译为 “模因”，并以 “模因和社会语用” 为题与我当时的博士生何雪林合作写了一篇综述性文章，交给《现代外语》学科前沿专栏作为首发。此后，我和我的博士生，包括随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谢朝群博士，继续研究语言中的模因现象。我在《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发表了 “语言中的模因”，英文稿 “On Memes and Memetics in Language” 发表在日本语用学学会会刊《语用学研究》（Studies in Pragmatics）上（2008年第10期，开拓社），谢朝群和我合作撰写的 “Language and Memes: A Preliminary Account” 发表在著名语用学家雅各布·梅（Jacob Mey）80华诞庆祝文集Language in Life，and a Life in Language：Jacob Mey——A Festschrift（Emerald，2009）上。我将语言模因论归入语用学领域，解释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的方式、规律和变化。我和我的学生陈新仁（及陈新仁的学生）、马萧（及马萧的学生）、戴仲平、庄美英、陈琳霞、李捷、常新萍等在国内外语用学的学术会议上及许多高校的讲学中，不断传播我们在语言模因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为语用学著述撰写语言模因专章。后来我们还组织了语言模因研究小组，定期在一起学习和探讨模因论的有关文献，继续产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专著《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我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同，不断见到同行发表了许多有关语言模因的文章和著述。

吴：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在您的影响下，从2003年至今，在国内外语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以模因为主题的文章已有两千多篇，您和您团队的有关论著被引数千次，足见语言模因论在我国学界的影响。那么，您对模因爱好者接下来的研究有什么建议呢？

何：必须指出，我们提出的语言模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很不够，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语用现象，它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样的机制让它得以复制和传播？什么条件或原因导致语言模因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分？语言模因对语言学习、外语翻译有什么帮助？既然要研究语言中的模因，那么也就应该探讨语言模因和语言学本体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比如，如何利用语言模因的原理去认识语言的语用规律？你的师兄南京大学陈新仁教授和我合作写过一篇文章（陈新仁、何自然，2018），考察了一个被广泛复制、传播的语言结构模因 “吃+NP-f”，探讨了汉语句法形式的模因特性和它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基础。这是我们试图从语言模因视角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总之，语言模因的研究大有可为，我们现在发表的成果还不够系统，完整、成熟的语言模因理论体系还未建成。

吴：看来，基于模因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更多相关研究的文章。在我跟您读博士的时候，或者说在进入21世纪之前，当时的语用学还很纯粹，没有那么多分支，主要有语言语用学和社会语用学，还有以关联论研究为中心的认知语用学。但进入21世纪后，语用综观论盛行，随着界面语用学的兴起，语用学和相邻学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种语用学分支层出不穷：有和语言本体各学科分支结合的语用学研究，也有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面结合的研究。面对这么多新兴的语用研究领域，您对青年语用学者有些什么建议？

何：语言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语言的本体研究，也有和语言相关的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面研究。语言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研究人员的兴趣也不一样，对研究课题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对语用学研究者来说，研究目标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因为 “语用、语用，讲究语言的使用”，这门学科本身就要求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在语用综观论的引领下，如果说当前的语用研究范围宽广，那是因为语言学的其他分支以及其他邻近的学科都与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关。因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语用学本体的研究，而应具备更广阔的视野。我认为，当今的语用学研究者要努力做到以下三点：①要对语言现象有较高的敏感度，要时刻注意观察语言的表现，关注人们在不同时空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的特点；②要及时把握当前各种语言理论的前沿动态。对语用学研究者来说，特别要了解语言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前语言现代化的手段和特征；③要善于运用各种方式收集语料，对语料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及相邻学科结合起来思考，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的使用和理解。

吴：谢谢您给青年语用学研究者们提出了要求，也指明了道路！说起语用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界面研究，我感觉最近发展势头强劲的人际语用学就属其一。人际语用学是一个较新的语用学分支，但从西方的研究文献来看，似乎人际语用学又与传统的语用学议题 “面子” 和 “礼貌” 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语用学研究的本土化，您认为中国语用学研究者在人际语用学领域可以在哪些方面有自己的创新？

何：我赞同洛切尔和格雷厄姆（Miriam A. Locher & Sage L. Graham）（2010）的观点，人际语用学研究人们在社交场合中如何使用语言来建立和处理人际关系。我认为，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和我们的语言生活紧密结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有着自身根深蒂固的特点，有些特点是基于西方文化的语用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应该专注于与本土文化相关的人际语用话题，比如变化称谓、转换语码、顺应语言生态、语用移情、虚言应酬等处理人际关系的语用方式和策略。这方面具体的例子可参考我发表在《外语教学》2018年第六期上那篇人际语用学的文章。同时，人际语用学还要和语言生态关联起来，把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和健康的语言生态环境以及建立与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社会价值。

吴：是的，从您身上，我们年轻一辈看到了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还要成为社会语言生态状况的指示灯，并且能够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参考。这在您有关语言模因的文章中都有所论及，比如您在对社会生态环境和语言使用之间相互影响的论述中，提到健康的社会生态不仅可以促生健康的语言强势模因，而且还能使一些消极的语言模因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何自然，2017）。从社会语用的角度，您对我国相关语言政策的制定有何建议？

何：众所周知，公共话语是活的语言，使用即存在，所以描写语言学主张客观地描述语言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在社会语用中，我们无法强制人们使用哪种说法或不使用哪种说法，话语的存亡其实也是一个 “优胜劣汰” 的结果。当然，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在现实语言生活中，不同话语的使用人数有多有寡，使用的范围有大有小，接受的程度也有高有低，诸如此类的因素就决定了话语的不同命运。所以，从社会语用及其和社会生态间的关系来讲，我们应该建立公共话语的舆情监测机制，客观记录语用现状及发展轨迹，描述社会发展和语言运用之间的互动依存关系，记录新的强势语言模因产生和传播的途径，解释旧的弱势语言模因的淡出或消失的原因。总之，语言政策的制定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对公共话语的发展和使用应少一些社会生态环境之外的干预，需更多关注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在语用层面的反映，透过语用现象来反观社会生态环境的本质，及时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再通过调整社会机构的运行机制来引导社会语用的变化和发展。这样，我们语言学或语用学研究者的发现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具有实践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吴：您的这些思想在您多年来有关社会语用以及语言模因的研究中都有体现，从您的研究所选用的语料中就可以看出您对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高度敏感。您作为一名语言研究者，一直践行着对社会语言生态状况的监控，所以您的研究一直都让读者感觉很接地气，同时又能反映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消极负面的问题。借这次采访的机会，我也代表全国的语用学研究者向您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代表全国的语用学研究者对您给予的指导和建议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何：我曾经说过，我从事语言研究的大半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普及了语用学，让越来越多的语言工作者了解语用学、从事语用学研究，壮大了我国的语用学队伍，让我国从事汉外语言教学、研究汉外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语用大军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整体研究素质不断提升；第二件事是21世纪初，我和我的学生开始一起潜心引介模因论，将模因论纳入语用学领域，研究语言中的模因，初步创建了我们自己的语言模因理论。我本人已步入耄耋之年，假我时日，自当继续扬鞭奋蹄，力求有所发现、有所进步，但我更希望我们年轻的语用学研究者能实现我的心愿，继续深入探索语言模因理论，让它成为我国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为发展我国的语言科学做出贡献。

吴：我相信中国的语用学研究者看到您对他们的这些期许后，会感到重任在肩，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语言模因论并从事与语言模因论相关的研究，同时，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发表更多有关语言模因的文章。最后，再次感谢您给中青年导师和青年学者在研究生培养及语用学研究上给出的指导和建议。

何：也谢谢你对我的采访，谢谢《英语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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