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品、张翎著《三种爱》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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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期推荐的好书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品、美国华裔作家张翎的著作《三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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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北京某部委机关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美国和加拿大注册听力康复师。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小说曾获得包括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七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和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发表。

张翎 女士

作者简介

本书看点

“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激情。”

三个在阴影中写作的女人

三段因爱而勇敢、因爱而孤独、因爱而自由的命途

以小说家的眼力和步履  解读三位著名女作家的传奇命途

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最新非虚构作品  收录实地探访故居一手图片

严歌苓、林少华、陆建德 推荐

本书看点

编辑推荐

勃朗宁夫妇惊世骇俗的私奔由“丑闻”变成传奇。他们是否始于童话终于神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为何深陷通灵术？

她终身未嫁，却写了无以数计的狂野情诗。在一桩持续近百年，充斥着绯闻、官司的家族恩怨里，她始终是主角，却又始终不在场。女王隐士狄金森如何迷之存在于生前身后？

让整个法国文艺圈动荡不安的乔治·桑，是异类？天使？女权先驱？

本书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张翎最新非虚构作品，以小说家的眼力和步履，解读三位著名女作家的传奇命途，并附有实地探访她们故居的一手图片。

编辑推荐

作品简介与目录

作品简介

本书为著名作家张翎最新创作的长篇散文集，是对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乔治·桑三位十九世纪女性作家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之作。其写法上脱离了单纯的“作家论作家”的惯性表达，而是通过对三位作家故居的实地探访经历，融合自己对她们作品的阅读和接受体验，更具独家性地揭开了她们传奇命途鲜为人知的一面。

作品目录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有一种力量叫罹病 | （1）

艾米莉•狄金森

有一种诞生叫死亡 | （111）

乔治•桑

有一种欢愉叫声名狼藉 | （197）

作品简介与目录

作品序言

小说写得久了， 我的大多数熟人朋友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毕业于某某学院的中文系。少数几位真正了解我背景的，在向他们的朋友介绍我时，则会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外语系”。每当此时，我总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是“外文系”不是“外语系”。“语”和“文”在别

看来只是皮毛级别上的一字之差，不值得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为此纠结。但对我来说，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观念差别。实用主义者已经把一门语言从它蕴含的人文背景里剥离开来，把它制作成一样简单的劳动或贸易工具。对那种“外国语是×× 武器”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忍不住要为此发出点类似于婴儿不适时发出的嘤嘤声——那是我的微弱抗议，即使我的声音听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那么一点矫情。

多年前我考入的那个学科，全称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进入外文系是一个纠结痛苦的决定，至少在当时。不，准确地说，那都不能叫作决定，因为在权衡的过程中，我起的作用远非是决定性的。报考外文系，是许多考量因素相互碰撞之后形成的一个妥协。当时“文革”刚过去三年，记忆的阴影还紧紧尾随着我们。我父母跟其他人的父母没有太大差别——都希望能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鉴，替子女设计一条远离灾祸的太平安稳道路。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管分配，工龄相同的毕业生薪酬没有差别，所以收入多寡并不在父母们的考虑范围。我那一生胆小谨慎却没有因此受益的父母，坚定不移地相信从医是我的最好选择，因为无论在什么年代，人总会生病，医生在刀光剑影里也能安然生存。向来乖巧听话的我，在那一刻却有了一丝至死不从的决心。我想象中的高考志愿表上，每一个空格里填的，都应该是中文系。双方经过一个顽强的僵持阶段之后，最终得出了一个并不兴奋却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我不考医学院，也不考中文系，而是用我自学了数年的英文基础，去冲击外文系的大门。

命运给我的嘲讽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了谋生，我后来还是成了一名听力康复医师——那是多年之后发生在另一个大陆的事。

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像个被逼着嫁了个次等丈夫的女子，多少有点无精打采。在外文系就读的最初日子里，我内心有着强烈的挫败感——为尚未展开就已夭折的文学梦，为置身于一群见过世面的上海同学而产生的自卑情结。兴奋点被真正点燃，是在第二个学年，当基础语言培训阶段结束，课程逐步向文学倾斜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外文系，课程设置环环相扣，相当细致全面。除了专业英美文学的必修和选修课，还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哲学、欧洲文学史课，骆玉明、丰华瞻、索天章、葛传椝等诸位先生，都曾经是任课或讲座课的老师。他们别具一格的授课风格，在我记忆中烙下永久印记。我的大学时代，原版英文资讯非常贫瘠，学生只能依赖从外文书店购买的纸质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学史料（那时大家都毫无版权意识），以及学贯中西的老教授们的口授，渐渐进入一个由许多振聋发聩的名字组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中寻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后来才出现的，稀少且彼此间隔遥远，正应了一句英文成语 “few and far in between”。

女人的名字虽少且间隔遥远，但一旦出现，便带着响亮的不可复制的独特回声，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们在文学史上炸开了一条狭小却深刻的沟壑，固若金汤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缝。女人随时有可能掉落淹没在缝隙中，所以她们得奋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里立住身子，于是就有了各种奇闻逸事。比如那个带着女儿来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杆羽毛笔将半个法国文坛收编到她的男式马裤下，又让另外半个文坛用唾沫淹没自己的乔治·桑；还有那个与有妇之夫公开同居，使整个伦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笔名发表作品的乔治·艾略特；还有那个对每一个经过她生命的有头脑的男人写尽暧昧奉承之语却终身未嫁，生前没有署名发表过任何一首诗作，死后却被冠上和惠特曼、爱伦·坡齐名的“美国夜莺”之称的艾米莉·狄金森；还有那个连下楼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却胆敢以一场异国私奔在英国文坛上炸起一地飞尘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还有那个让徐志摩惊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怀抱里轮番索取温暖却最终心怀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儿……

这些女人在她们生活的年代，被归入有伤风化的圈子，大多处于声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对宽松的社会标准，她们依旧是惊世骇俗的异类，但毫无疑问她们创造了历史。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她们从男人的源头走出来，走入了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渐行渐宽，渐行渐远，最后成为和源头相映生辉的另一条河流。假如从世界文学史的版图上抹去这条分支，河流将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对这些女作家情感经历的兴趣，远超过对她们文学价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对自己几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无羞愧忏悔之心。正是对她们情感生活的追索，引领我一步步地走入她们的头脑和心智。其实，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她们同时使用着脑子与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同时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她们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她们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利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笔名，悄然渗入瓦解并重塑男人的世界。用英国小说家、批评家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过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在和男人博弈的过程里，写书的女人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情爱的，欲望的，文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她们在风花雪月的书写中，鲁莽地插入了对贫穷不公、性别差距、黑奴贸易、战争、独立等社会问题的见解，瓜分了惯常属于男性的话题。男人们一夜醒来，突然发觉那些他们一直以为是花瓶和饰物的女人，除了对诗歌的韵脚、小说的桥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逻辑和哲思。男人的心情非常复杂——震惊，疑惑，赞叹，嫉妒，仇视，不屑……各种情绪纷沓而至，兼而有之。梦醒之后的男人迅速分化，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盟友，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敌人，有的冷眼静观事态的发展。分化的过程很长，一路延续至今。

对这些文学女子的好奇，引发了我想在她们的生活表层撕开一个缺口，借以窥视她们心灵真相的欲望。这个欲望由来已久，却因故迟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几年前我辞去全职的听力康复医师职业，赢得了时间的支配权，才慢慢开始了对她们生命轨迹的漫长探索旅途。

这个旅途始于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在动笔书写这本书之前，我都专程去过她们的故居——法国的诺昂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国麻省的艾默斯特镇。我在她们的卧室里凭窗站立，借她们曾经的视角，想象她们眼中曾经的世界。在她们的旧居，在她们身世的记录中，我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远隔着大洋而居的女人们，一生中也许有机会见面，也许永远没有，但她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里藏着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宁夫人曾经以羸弱之躯，冒着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险，在寒冬里穿越半个巴黎去寻找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卧室墙壁上挂着的唯一饰物，是勃朗宁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的画像……原本素不相识的她们，从世界看待她们的目光中，认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里，她们是数目稀少却忠贞不渝的盟友。

在她们故居采风途中，我也曾探访过她们的墓地，在她们的棺椁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语，有时是一张纸条，有时是一块石头。她们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旧迹，使我漂浮在半空的灵感砰然落地。站在她们墓碑前，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她们的灵魂。我猜测着她们在今天的世界里会怎样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还是更为艰难？其实，疼痛没有可比性，艰难也是。前世有前世的龌龊、羞辱、辛苦、辉煌，今世有今世的。假如后世有人会想起今世的写作女人，能在今世写作女人的墓碑放上一块石头，如同我给前世写作女人摆上的那一块，已很奢侈。

离开她们墓地，我知道我的路还会持续下去，我还会走入曼殊菲儿、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会在她们的墓碑放上我的纸条，我的石头。

或许，还有我的书——关于她们的书。

张翎

2019年10月16日

作品序言

《三种爱》书摘

思想，比穹苍更辽阔，

因为，若把二者放在一起，

他们不仅能相互容纳，

轻松地，而且还能，囊括你

……

——艾米莉·狄金森

诗第126首

在艾默斯特学校的七年中，艾米莉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教育，涉猎的科目极广，包括古典文学、拉丁文、历史、植物学、地质学、心理哲学以及数学等。毕业后，她被父亲送到离家十六公里的曼荷莲女子学院继续就读。很可惜，她在那里只待了十个月，便被父亲急招回家。关于艾米莉突然离开曼荷莲的原因，后世也有很多揣诗歌思想比穹苍更辽阔测，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艾米莉的父亲极端恐惧他的女儿会在学校里染上肺结核——那个时代的不治之症。艾米莉的每一次伤风，都会让他惊魂丧胆。在艾默斯特学校时，艾米莉就数次因为持续不愈的咳嗽而停学在家。只是这一次，艾米莉再也没有返校。她的正规教育，终止在她十八岁那一年。

但艾米莉的阅读并没有因为辍学而停止，反而因为没有课程的管束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的自由期。勃朗特姐妹，莎士比亚， 朗费罗，华兹华斯， 济慈，勃朗宁夫人，乔治·艾略特都是她喜爱的作家，后两者的画像，就悬挂在她卧室的墙上。对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她是这样评价的：“除此之外为何还需要别的书？”而对乔治·艾略特，除了欣赏，她还多了一丝同为女人的怜悯：“逆境是上帝为精英而选择的，不是吗？”此话与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经典并没有妨碍她接近流行小说，她的一只爱犬的名字，以及后来自己墓碑上的铭词，都来自她喜爱的流行小说。

艾米莉的文学素养，除了来自维系一生的阅读习惯，还来自她同样维系了一生的通信习惯。在艾米莉身后的“大扫除”中，哥哥奥斯丁和妹妹拉维尼亚已经焚毁了亲友们给艾米莉的绝大多数来信，而苏珊给她的信，竟然还奇迹般地存留了几封，这也显示了她们之间往来书信的数目，已经多到“野火烧不尽”的地步。艾米莉写给他人的信，真正存在世上的并不多。在哥哥和妹妹的双重严苛“审查”下幸存的，大多只是艾米莉书信的草稿和誊写本——艾米莉有抄留副本的习惯。当然，现在已经无从考证这些信的正本是否确实被寄出过。其实，这些誊写本也已经不是原貌，至多只能说是片段，因为兄妹俩在多处动过刀剪。从这些副本的片段里，我们可以窥见艾米莉心智和性情的流动轨迹：读过的书，正在写的诗，家中的来客，镇上发生的事……把这些没有多大关联的事件串在一起的，是她狡黠的幽默和忍不住冒出来的小小尖刻。

在她年轻一些，尚未进入“隐居阶段”的日子里，除了书信交往，她也喜欢和人谈天——和她的朋友圈子，和父亲那些见识渊博的律师同事，和哥哥带到家里来的哈佛才俊。她贪婪地吮吸着这些人带给她的学识和营养。

在她的朋友中，有一串很有意思的名单，这些人身上有着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比艾米莉年长的男人，都带领艾米莉从不同的小径进入过文学的幽深之处，而且，他们都有家室。比如艾默斯特学校的继任校长雷亚那多·汉弗雷，狄金森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律师本杰明·富兰克林·牛顿，费城牌坊街长老会的资深牧师查尔斯·沃兹沃思，新英格兰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斯普林菲尔共和党人》的主编塞缪尔·鲍尔斯……这份名单还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不过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得不就此打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名字，留在更后边的篇幅里详述。

艾米莉写给他们的信中始终跳动着一条共同的脉搏：恭谦得接近于肉麻的景仰，稍有言过其实之嫌的强烈依赖感，与调情只差一条危险的细线的机智调侃。不知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典型文风，还是艾米莉的独具匠心？这些刀剪之下幸存的信件片段，把这些男人固定在了导师－兄长－朋友－情人之间的四不像的尴尬位置上。可以想象那些毁于刀剪之下永远不可能再见天日的片段里，承载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大胆？书信里的艾米莉，与“隐士”形象相隔的，是一个宇宙的距离。那些被艾米莉称作“导师”甚至“主人”的男人在世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活细节将被后世的传记作家和专家学者一遍遍挖掘，与艾米莉残留的文稿中那些明叙隐喻作繁琐的印证和对号入座，一轮又一轮。

从曼荷莲辍学后，艾米莉回到家中，帮助母亲料理家园中的各样琐事。她做得最好的两件家务，是烘烤和种植花草——她把它们做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家园中常年散发着新鲜糕饼的香味。餐厅外的那个玻璃暖房里，异域花草在她的哄骗之下违背季节的旨意随时开放。

当然，她在家里做的不仅是这些。在所有繁琐家事的缝隙里，她写信，也写诗。

“我知道艾米莉·狄金森最言之凿凿的东西，是在厨房的储藏室里写的，就在她给牛奶去脂的时候，那么清凉，那么安静。”与艾米莉交情至深的小表妹路易莎·诺克斯回忆道，“因为我就坐在门后的小板凳上，充满了喜悦，倾听她把写的东西读给我听。窗帘虽然关着，可是从绿色的百叶缝里，她看见了街外发生的那些迷人的尘起尘落，并把它写进诗里。”

在她身后被整理发表的一千七百多首诗，有大半是在她二十八岁至三十四岁的六年里完成的，而三十二岁那年，也就是1862年，她竟然写下了三百六十六首诗。

在艾米莉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美国正如火如荼地打着一场内战，南方军和北方军都伤亡惨重。广袤的美利坚国土上，很难找到一处世外桃源。艾默斯特学院院长的儿子弗雷泽·斯泰恩的战死，把这场战争的硝烟味带到了艾默斯特镇。艾米莉为这个年轻的生命哀恸，可是战争似乎依旧遥远而模糊。

“战争对我来说是个间接的存在。”她在给文友加“导师”托·温·希金森的信中这样说。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希金森正在前线行军。艾米莉的诗里写到了死亡，那时和以后都有，但艾米莉的死亡是和宇宙、灵魂、上帝相关的，与战争灾难无关。艾米莉的死亡没有长脚，落不到地上。

当千军万马在国土上席卷而过时，她在卧室的那张小桌子上，在厨房的储藏室里，在暖房的阳光下，悄悄地进行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没有领土争端，没有战书，没有盟军，甚至也没有敌人。她在进行的，是一场文字的暴动。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有着严明的韵律和行文规则。艾米莉带着接近于复仇的快感，用她的笔单枪匹马地冲击着那些规则所限定的疆界。她将韵律扭扯得不成形状，随心所欲地使用怪诞的比喻，率性地处置大写字母，像扔石子一样随地丢掷破折号。对她来说，诗的定义是感觉，而不是格律。“假如我读一本书，它让我感觉我的整个身体冷到没有一种火可以暖和过来，我就知道这是诗了。”她说。

艾米莉不仅挣脱了诗歌形式的束缚，也冲破了诗歌内容的界线。在生与死之间，上帝与无神论之间，爱情与逃离之间，激情与嘲讽之间的灰色地带里，她开辟着独属于自己的蹊径，恣意行走，将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架构，掏得只剩下一个空壳。等人们意识到这场一个人的暴乱给诗歌带来的颠覆性后果时，已经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了。

艾米莉对诗歌进行的那场革命十分彻底——从内容一直到包装。艾米莉写诗的用具十分简单，早期是铅笔，中期铅笔和墨水笔交替使用，后来干脆就只用铅笔头以便随身携带。而她对纸张的选择，更是随意至极。除了那四十本手工装订的诗册，其余大量的诗都是随手写在诸如巧克力包装纸、杂货袋、旧信封内里此类的废纸片上。那个时代清教徒家庭节俭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可略见一斑。没想到艾米莉的这个写作习惯，竟意外地给后世打开了探入她封闭生活的一条窄缝——就是在某个写着诗稿的旧信封上，细心的研究者发现了寄信人罗德的名字和邮戳，从而确定了罗德和艾米莉的通信关系，以及那封信的具体邮寄日期，尽管信的内容已经被销毁。罗德是艾米莉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会在后面给予他更多的篇幅。

死亡是艾米莉诗歌中最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后世的读者时常诧异于她对这个话题几近病态的痴迷。但熟悉她生活经历的人，就不难理解个中的缘由。

艾米莉十岁那年，由于祖父破产，全家不得不搬出狄金森家园，迁居到北喜街的另外一个住处，在那里一住就是十五年。新住处的屋后就是镇上的公墓，艾米莉经常看见抬着棺木的殡葬队伍从她窗前经过，死亡自童年开始就是一道熟悉的街景。

十四岁那年，她的远房表妹，也是她的同学和亲密玩伴索菲亚·霍兰死于伤寒。死神虽然常常从她门前走过，可是这一次，它走进了她生活的小圈子。她悲恸欲绝，不得不离家去波士顿疗伤。

二十岁和二十三岁时，她十分景仰的两位朋友，艾默斯特学校的校长汉弗雷先生和父亲的实习生牛顿先生先后英年早逝。一直到十几年之后，在给希金森的一封信中，艾米莉还提到了这件事，可见当时的伤痛之深：“在我还是小姑娘时，曾有一位朋友教我永恒——可是他在探险永恒时走得太近，再也没有回来。”（张芸译）

这只是她在豆蔻年华时遭遇的几桩死亡事件。进入中年后，死亡更是成了她生命的常客。她四十四岁那年，父亲在州议会演讲时突然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在没有任何亲人陪伴下孤独地离开了人世。四年后，她的好友，那个送给她“女王隐士”外号的鲍尔斯先生，也弃她而去。

再一个四年后，她景仰多年的牧师沃兹沃思辞世。紧接着，她最钟爱的侄子吉伯不幸夭折……死亡在她的生命中如此随意地进出，它在她的诗里现身也就不意外了。只是，她诗里的死亡不是眼泪，也不是哀怨，更不是控诉，而是结了痂的平静。她和它面对面地坐着，眼神时而回避，时而对视。他们老熟人一样地聊天，对话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句诘问——当然是她问它，可是她并不在意它是否回答。当她写下那句著名的“因我不能停下等候死亡 / 死亡友善地驻足等我”时，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她对死亡的态度究竟是渴望还是恐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艾米莉诗歌中的另一主要主题是宗教。她一生都在诗歌里同自己的信仰作不懈的角力——与其说她是在怀疑上帝的存在，倒不如说她是在质疑上帝的存在方式。年轻时，她会在安息日随家人去教堂做礼拜，而三十岁后她再也没进过教堂的门——这一改变与她之后的隐居生活方式相呼应。她身后留下的那本《圣经》里，在《启示录》上留有折痕——那是《圣经》的最后一章。她在曼荷莲女子学院上学时，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的宗教大复兴，基督徒纷纷被呼召在人前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和得救。艾米莉的家人这样做了，学校大部分同学也这样做了，可是艾米莉没有，因此她被打入了“没有指望得救”的另册。在当时严苛的清教徒环境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由此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被人群隔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世界成了不上锁的无边牢狱。

写到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惑：后世对艾米莉父亲爱德华·狄金森的评价是否有失公允？在多个版本的传记中，他都被描述成不苟言笑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可是在这桩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上，他似乎并没有以父亲的权威给艾米莉施加太大的压力，而是默认了女儿对上帝的暧昧态度，尽管女儿的行为给素以虔诚著称的狄金森家族带来了无以言表的尴尬。

艾米莉从来没有否认过上帝的存在，可她喜欢的上帝是一个自由运行的灵，有时在花园的草木间，有时在季节变换的风里，有时在知更鸟的啼叫声中，她只是不肯把她的上帝固定在某座建筑物中，或者某张时间表上。如下这首诗，应该算是她对自己宗教观的一次辩解：

艾米莉诗歌中最受争议的话题，是情爱。艾米莉终生未婚，传说她年轻时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约，但这个传说一直没有被证实。她情爱诗中的炽烈激情，极大地颠覆了那个身穿白衣足不出户纯洁无瑕的形象。她写过一首著名的《狂野之夜》，其中一句“今夜，唯愿泊在你水中”，很难不让人产生关于性爱的联想。后世的许多专家学者，在分存于多处的档案材料中，繁忙地搜索着任何可以指向那位水的主人的蛛丝马迹。学者与狗仔队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分明，有时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而已——前者用的是放大镜，后者用的是照相机。

在艾米莉去世四年后，也就是1890年，她的第一卷诗集几经周折终于问世，其中却没有收录这首诗。次年出版的第二卷里，虽然收了，却也收得战战兢兢。编辑之一的托·温·希金森在给另一位编辑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顾虑：

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期体面观的气场是如何强盛，即使是希金森这样的开明之士，也避不开这片沉沉下压的阴影。

其实，对号入座是对艾米莉“比穹苍还辽阔”的思维方式的严重窄化。艾米莉的激情和死亡一样，长着翅膀却没有长脚，可以飞在天上却常常无法落地。艾米莉追逐的是不具形体的爱情，一如她追逐不具形体的上帝。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何终身都与一长串已婚男子保持着深入而有时难逃暧昧之嫌的书信联系。婚姻是一堵坚固的高墙，在墙的这一头她感觉安全，她可以隔着墙放心地在她的诗中做一只狂野的夜莺，因为她知道墙那边的人绝无可能走过来，把她变成喑哑的妻子。

苏珊是艾米莉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读者。毫不夸张地说，苏珊是最先发现艾米莉不同寻常的诗情，并始终如一地欣赏激励艾米莉创作的人。这两个同年同月出生的女子，自少女时代就开始通信。据推测，两人之间的信件往来应该有数百封，存留在世的只是冰山一小角。如此频繁的书信往来，让我们几乎忽略了一个现实：她们是三十年的近邻。

1856年，为了留住有意到芝加哥发展的儿子，爱德华·狄金森为新婚的奥斯丁和苏珊在狄金森家园边上建造了一幢新楼房。奥斯丁和苏珊为他们的新居起名为常青居——遗憾的是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如愿常青。常青居是主街上，也是整个艾默斯特镇上，唯一一幢可以与狄金森家园媲美的豪宅，两座楼房之间相隔的，只是一条被艾米莉称为“只容得下两个相爱之人的小径”——这里的“相爱之人”，指的是艾米莉和苏珊。只可惜，这条小径在后来的日子里更多的是被信使所用，她和苏珊并没有在上面留下太多的足迹。

在信中，艾米莉把自己对苏珊的感情比喻作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把苏珊给她带来的文学灵感比作莎士比亚式的影响。艾米莉对苏珊的痴迷和依赖，以及她在得不到苏珊及时回应时表现出来的失落哀怨，使后世对她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了一些文学与友情之外的揣测和联想。

苏珊并没有给予艾米莉她所期待的那种热量均等的爱。婚后的苏珊，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妻子，母亲，一个偌大家居的女主人。但这些都还不是最消耗苏珊精力的事情。苏珊真正的野心，是成为艾默斯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夫人”。随着爱德华的渐渐老去，奥斯丁已经成为艾默斯特最有影响力的男人，常青居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镇上最显赫的社交场所。苏珊用巨大的热情，把常青居的客厅打造成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艺术沙龙。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幅古典和现代的著名画作，地上铺着名贵的波斯地毯，壁炉架上摆放着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奇珍古玩。整幢楼房连每一级台阶都一尘不染，光可鉴人。一位宾客在回忆常青居的聚会时，说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他害怕弄脏地板，便一路蹭着自己的鞋底，从铁门一直蹭到大厅——那是一段不算短的路。

苏珊的厨子们，片刻不敢懈怠地处于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在设施俱全的厨房里烹制出一道道宴客的精美食品。不久前，在已经开辟成艾米莉·狄金森展览馆的常青居里，我看到了一份根据当年情景复制的“苏珊的菜单”，那上面种类繁多的菜名，几乎可以编纂成一本烹饪范本。

女主人精深的文化修养，是一条把晚宴零散的话题串成珠链的至关重要的主线。常青居来宾中最耀眼的一个名字，不是议员州长那样的政要，而是当时在美国文坛如日中天的爱默生。苏珊以为这将会是常青居史册上最璀璨而永恒的记忆，她没想这样的记忆最终竟归于那位在小径彼端隐居的小姑。

当苏珊在客厅里享受着音乐美酒和人群所带来的欢愉时，艾米莉正伏在那张小得搁不下肘子的桌子上，铺开信纸给苏珊写信。听着从常青居隐隐传来的杯盏交错之声，她觉得自己和这位成了她嫂子的女人正在渐行渐远，而隔开她们的，并不是她的哥哥奥斯丁。艾米莉知道，哥哥其实是同盟：哥哥和她一样，都感受到了常青居在和自己争夺苏珊的热情。在自己家里，哥哥成了一个外人。当时没看清局势的是苏珊。苏珊没注意到，或者说无暇关注，她和奥斯丁的脚下已经裂开了一条缝。缝很窄，刚够容下另一个女人。

当然，这并不妨碍艾米莉继续给苏珊写那些火一样热情水一样波折的信，尽管她们早已疏于走动。

她们长达四十年的生命交集中，无论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跌宕变故，谁也无法否认一个事实——苏珊是艾米莉最持久最深入的知己。她们像一对灵魂的连体婴儿，无论亲近还是疏远都身不由己。苏珊喜欢文字中的艾米莉，一如艾米莉喜欢花园里的上帝，她们都需要距离。现实生活中的艾米莉把自己和走近她的人的神经都绷扯得很紧，苏珊只是无法应对这样极致的个性。也许，书信往来对苏珊来说，是唯一一种可以选择的逃离方式。

苏珊对艾米莉的看法并不是她的独家管见，艾米莉的终身文友希金森也是如此认为。通信长达八年后，希金森和艾米莉终于在艾默斯特的狄金森家园见了第一面。对于那天的会面，希金森留下了翔实而栩栩如生的记忆：“一个娇小、长相平平的女人，偏红色的中分直发……穿着一件非常朴素却精致干净的白衣，围一条蓝色网状披肩。”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能把我的元气消耗得如此厉害。还没触摸到她，她就已经在支取我了。我真高兴没住在她附近”。

艾米莉去世后，苏珊在当地报纸刊发了一份文采四溢的讣告，为艾米莉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了一场精彩的辩护。

她告诉那些已经对艾米莉感觉陌生的艾默斯特镇民：艾米莉选择隐居，不是因为厌世，不是因为身体虚弱，也不是因为心智问题和缺乏社交能力，而仅仅是因为她稀世的天赋和灵魂是如此的自给自足，“自己家的神圣宁静”便足以提供其灵魂生长的环境。苏珊把艾米莉超凡的文采和机智比喻成“在阳光下闪烁的大马士革刀”。这篇更像是祭文的出色讣告，在五年后成了艾米莉第二卷诗集序言的内容。

艾米莉入殓时，苏珊为她亲手设计和缝制了一件白色法兰绒袍子——那些年艾米莉只穿白色的衣物，环绕着她的脖子摆放了一簇象征忠诚的杓兰和紫罗兰。维妮（拉维尼亚的昵称）把两枝天芥菜花放在姐姐的手里，轻声说：“你带去给罗德法官。”维妮的声音很小，小得几乎接近耳语，可还是有人听见了，并把这事写进日记里。维妮话语里的含义，还要许多年后才会被人们真正理解。

前来送艾米莉最后一程的希金森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在盖棺之前看到的情景：“E. D. （艾米莉·狄金森）的脸神奇地恢复了青春——她五十四岁，看上去却像三十，没有一根白发一丝皱纹，美丽的眉梢流露着极度的安宁。”

当送殡队伍按艾米莉生前的愿望从狄金森家园后门静默无声地走向墓园时，没有人注意到楼道的阴影里站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几十年后，这个已经成长为米丽森·托德·宾厄姆夫人的女人，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地质地理系女博士，并写了几本轰动一时的书，披露了艾米莉生活中的许多重要细节，包括罗德。米丽森对当年那场葬礼的唯一记忆是：那天空气中苹果花气味清芬，艾米莉的棺木显得出奇的小。

苏珊为艾米莉葬礼所做的一切，是对艾米莉肉体和灵魂的双重致意，她终于为她们长达四十年的友情弥补了所有缺憾。灵魂的连体婴儿至此被死神分开。艾米莉死后，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又活了二十七年。

艾米莉走了，可是围绕她诗作的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扑朔迷离。一直让我迷惑的一件事是：艾米莉是否真如大多数传记作家所言，在生前没有考虑过出版自己的诗集？

艾米莉生前仅发表过十余首诗，都是匿名，且有些并没有经过她的首肯。1862年春，三十二岁的艾米莉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一篇向年轻作家邀稿的文章，便给此文的作者希金森写了一封信，从此他们成为终身文友。在这封信里，艾米莉附上了几首诗，忐忑不安地询问希金森：“我的诗是否具有生命？心智太靠近自己，反倒看不清楚，我又无人可以指教”。（张芸译）很明显，此刻的艾米莉在和希金森探讨发表的可能性。希金森的回信已经被销毁，具体内容无从得知，但从艾米莉给他的第二封信中可以揣测，他对艾米莉的诗提出了严苛的批评，因为艾米莉把他的反馈戏称为“外科手术”。希金森建议她不要着急发表，她回复说“‘发表’一词就像是天空对于鱼鳍，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张芸译）。这时的艾米莉显然有些言不由衷。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就此事作进一步探讨。可是艾米莉从1850年代后期到1860年代中后期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在精心地誊写装订自己的诗册，数量多达四十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发表欲望的人，会花如此多的心血整理手稿。

在艾米莉去世将近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无法清晰地了解艾米莉的真实想法。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她在此事上一定有过纠结。当我读到她在1859年写的“成功当属最大的欢乐 / 对那些从未成功者而言”时，不知怎的，我想到了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话。艾米莉写那首诗时是二十九岁，而张爱玲说这话时二十四岁。两者间隔着漫长的八十五年岁月，还有一片浩瀚的大洋，可我却觉得这两句话里有着隐约的回应。

《三种爱》书摘

出版信息

书名：《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

作者：张翎

书号：978-7-5598-2607-7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定价：58.00元

装帧：圆脊精装 

开本：32

印张：8.25

字数：180

页数：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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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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