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富农”去世不几年，他的后人又富了起来

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富农”王福祥去世不几年，他的后人，又富了起来。

我们村的地主和富农

文：周永威  转自：30号院

1951年，我四岁的时候，随着工作队进驻，我们有着四十几户人家的周铁李村的土改运动开始了。队长姓邓，膀阔腰圆，满脸的麻子，带有一支合子枪。我们几个小孩不止一次拥挤在门外偷看他在住户家里将合子枪取出，靠在桌子旁边用块红绸细细的擦拭。他还带有一部留声机，听到里面的锣声鼓声，不说我们小孩，就是全村的大人，也稀罕兴奋的不得了。

有趣的是工作队里还有一个会唱湖北大鼓的，他有个晚上还特地在李家楼前的稻场上借着月光搞了个专场演出。高高白净的他，在人群中间架起鼓，右手击鼓，左手打板，口里咿咿呀呀，摇头晃脑，也不管一圈围着的大人小孩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十分的投入。

运动斗争的对象是李家楼主人李德参的妻子和王家大屋的主人王福祥，不时他那已是白发苍苍的母亲、他的过门没年把、细皮嫩肉的媳妇也弄出来陪斗。斯时，我们那一带民风淳朴，真可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与人之间相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扶危挤困，友善和谐蔚然成风，不知阶级、阶级斗争为何物。

不错，李、王两家广有良田，村里大多是他们的佃户。然而每斗田1箩谷（50斤）、欠年稍往下浮动的人性化收租，使“劳资”关系十分融洽。李德参土改前从南京赶回，识时务的主动将大部分田地无偿分与同姓乡亲，并把花大钱才盖好的远近闻名的李家楼无偿交给村里将来办学。开明又精明的他办完这些便离开周铁李，只留下年轻的妻子在家开馆授课过日子。

土改开始了，禁不住工作队的动员怂恿，禁不住以后还有田可分有利可图的欲望诱惑。先是几个积极分子后来所有村民参与进来。白天在王家堂屋开会，天井上面的是主席台，下面的是坐在自家小木椅上参会的村民；喊的喊吼的吼，一场挨着一场。因为会开的密，所以村民自带的椅子会散后便一层层叠靠在大堂屋两侧墙边，免得下场又提来提去。晚上几个积极分子另加些个民兵则把斗争对象——自然有斯文的李家楼媳妇——用粗麻绳吊起来，脖子上挂着尿桶，然后撕扯拉拽、拳打脚踢，口里不停地问：“金子藏在哪里”“说！说！快说！”

我父亲在当地是少有的文化人，又写的一笔好字，方圆十几里人称“周先生”，因而土改没多久就成了工作队的秘书。那时候没讲聘请，自然无报酬可言，可工作队要你当秘书，那是相当的抬举你了。我经常看见时年40几岁、年富力强的父亲晚上在煤油灯下，伏在大床边的小木桌子上，一笔不苟地填写着《土地证》《房产证》；白天提着个包、夹着把算盘去别村开会。

有回他开会回来，我好奇地问道：在哪吃饭？他说公家给饭吃。我又问道：吃得饱吗？父亲笑着答道：这就得有点小聪明了。饭甄一抬来，先添个半碗，因为烫，快吃容易伤嘴唇。第二碗就得着力盛个老满，尽快吃完，再争取搞第三碗，就饱了。我当天照着他说的在家里试了一下，父亲还真不是瞎说。

土改结束时，全村定有一个地主，就是李家楼的主人李德参；一个富农，自然非王福祥莫属。地主家财产因为他运动前差不多散尽，所以除在老屋留两间偏房供他生活外便没什么可大分特分。富农王福祥的王家大屋则被分去了五分之四，同时也给他一家五口留下一间厢房、两间正房，还有10余斗水田旱地。这场运动得益最大的是两个外姓人家，他们从青磚到顶、窗满浮雕的两进王家大屋分得了整个半边。我家也分有胜利果实，应该有些田地，一个特别实用的铜火锅，一个竹制小凉床。

地主李德参运动过后回乡，把留给他的两间房子卖掉，在距周铁李一里之遥的老屋金村定居，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到死，未踏进周铁李半步。而富农王福祥以后的日子过的到越来越自在。村民无论大小，都喊他“富农”，一直喊到王福祥几十年后死去。然而喊的时候，不管是谁，普通村民也好，队长支书也好，丝毫没有歧视，没有恶意，仅仅习惯而已。

我们还不止一次看到雨天里他在自己的田里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一手扶犁一手扬鞭时唱山歌。以后无缘无故的阶级斗争一次又一次掀起，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村民——后来是“社员”——之间的关系越发被破坏被毒化，仇恨种下了，隔阂产生了，矛盾尖锐了，可“富农”一家再也没有受到冲击。而那个地主婆，在距我们村不足两里远的乌龙观一个道士、辅兴街的一个大地主被枪毙的形势下，没有受到更非人的待遇。运动过后她继续教书，不久转成正式教师，直至退休。

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富农”王福祥去世不几年，他的后人，又富了起来。分出去的王家大屋被他们用钱又全部买了回来，重归一姓。更有趣的是，现在的周铁李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他们的责任田就租给别人种，收取的租金是——每斗田1箩谷，与几十年前李、王家收取的租金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