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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正确得可怕的人

高尔泰 万象文摘 2021-10-30


“我决心要逃避正确。”



唐素琴

文/高尔泰


苏州上学时,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


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邋遢,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永远坚持。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子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天。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蒙蒙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


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嘛,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有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江苏方言,意为是不是啊。)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怎么办》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嘛。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好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啊是呀?

正确得可怕。

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
她说,你说是不是吗?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科系,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你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嘛!


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情。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嘛。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吗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

我默然。


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


我默然。


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

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

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

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米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临时准备一下。

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


你要是同意,她会说,对不起,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吗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米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

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纪录,平全国纪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吗去?我说练好身体嘛。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


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胡搅蛮缠。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

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

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




时值1955年,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常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

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 “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

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必须忠诚老实》,然后揭发交代问题。

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上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忽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八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


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

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作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


怎么那么耳熟?

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


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囔囔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

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


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

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已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G”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89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

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


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


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

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带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


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


翌年,1957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


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

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


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世界寻找,如此执著,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


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


直到1963年,我才明白。




1962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鹭洲她家中看她。


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汽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


照面的一霎时,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潢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酒泉###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


但是我在酒泉只待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待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


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浑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

我说,我是说我自己。

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

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的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


“常常要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


“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作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


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1966年4月的事。不久“文G”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

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做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说不定,他们比我们更能对付这个社会。她说,社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

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微信来源:日课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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