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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悖论:“我死了,你们才能好好活着”

沥泉 万象文摘 2022-03-19


· 罗伯斯庇尔悖论 ·
“我死了,你们才能好好活着”


文|沥泉




1758年5月6日,罗伯斯庇尔出生,他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领袖,一般认为,他的“恐怖专政”杀死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用腥风血雨的残酷定义了大革命,摧毁了启蒙运动先贤心目中的理想国。


然而,后世不少革命者崇拜他,认为他信仰坚定、精神纯洁,对敌人铁血无情,将他作为榜样,将他的故事在历史上一遍遍的重现。



▍杀人魔王的末日


1794年,罗伯斯庇尔被他的革命政府送上了断头台。按照之前在他支持下颁布的法律,作为反革命,他无权为自己辩护,尽管他是一位优秀的律师。


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正常审判,法官仅用三十分钟就宣判了他和其他21名被告的命运:死刑,当天执行,每位犯人只用了一分钟。


他尝试自杀,可子弹只打碎了他的下巴,押送他的士兵用剑柄支起他的下巴羞辱他。两边是群众潮水般的怒吼和诅咒,尤其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顾被碾死的危险,死死抓住囚车栏杆不肯松手,声嘶力竭地叫喊:“下地狱吧,恶棍!所有不幸的母亲和妻子将会永远诅咒你们!”


罗伯斯庇尔充耳不闻,保持了一位革命者的冷峻和威严,行刑者是刽子手桑松,一年半前,是他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四个月前,又是他处死了革命领袖丹东。


走上断头台,俯身在刀刃之下,不知罗伯斯庇尔是否会想起丹东在刑场上最后的诅咒和预言:“下一个就是你”。



似乎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复仇的渴望,桑松狠狠撕下绷带,剧痛和愤怒击溃了这个意志坚强如钢铁的男人,他像一头绝望的野兽般歇斯底里地咆哮。刀刃落下,革命广场陷入盛大的狂欢,人们久久不愿散去,仿佛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


然而这个时代并未结束,当夜,罗伯斯庇尔的房东太太被狂欢的暴徒绞死。


几天前,他曾希望留下遗言,但没有人肯给他纸笔,从未有一个死刑犯遭到他这样屈辱的待遇。他沉默的死去,想法成了一个谜。有人给他写了墓志铭: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就得死!



▍他曾是反对死刑的人道主义者


这位声称“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坚定革命者,早年却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深信断头台是专制国家的产物,而专制政体的工具就是恐怖,必将随着人民的觉醒和正义时代的到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罗伯斯庇尔早年担任律师和法官时,据同事回忆,在一次死刑判决中:“他最后决定在判决书上签字,比我花的力气还要大。”他的妹妹夏洛特写到:“哥哥那天回到家里,感到伤心痛苦,一连两天什么也不吃。”


1791年制宪议会上,他强烈要求废除死刑,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死刑是以社会对个人的谋杀。死刑完全是专制暴君滥用威力来威吓人民,“问题不是在惩戒罪犯,而是为君主报仇。”他热爱古代民主国家,认为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代,人民不会受到国家的威胁,只有像日本那样的专制国家才会泛滥着死刑。

 

一个人道主义者,是怎么一步步的成为杀人魔王的呢?


01「  悖论一:程序正义可以忽略不计」


首先,革命对敌人是不宽容的。


1789年,巴黎群众攻陷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被愤怒的群众处死。一周后,财政部长富隆因为宣称“穷人饿了可以去吃草”而被群众吊死在路灯上。此时,曾对暴力和死刑十分警惕和反感的罗伯斯庇尔,已陷于革命的狂喜中,他在书信中评价道:“基于人民的审判,富隆先生昨天被吊死了。”他又评价巴士底狱起义:“流了少量的血,获得了公众的自由。无疑,曾砍了几颗脑袋,但都是罪犯的脑袋。正是通过这次暴动,国民才获得了自由。”


和众多革命者一样,罗伯茨庇尔迈出了第一步: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可以牺牲部分无辜者。


但流血仅仅是刚开始。在巴黎乃至法国,群众开始发起一场场的“革命行动”,不经审判就随意处决心目中的敌人。最终,在九月大屠杀中,群众和民兵冲进监狱,杀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其中大多为普通刑事犯。


▴ 法国国旗三原色“蓝白红”,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罗伯斯庇尔对此保持沉默,也许,人道思想的悲悯和人民正义的信仰正在天人交战,他领导的巴黎公社对此默认和纵容。因此,他遭到吉伦特派指控:挑起九月事件,以屠杀和恐怖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


随后,罗伯斯庇尔上台申辩,他宣称“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他向同事和政敌尖锐的指出了冷酷事实:如果人民的举动是非法的,你们之前所做的算什么?摧毁巴士底狱、废黜国王、处死贵族,哪些不是非法的?从革命开始到现在的所有革命事件,有几个不是非法的?难道自由本身也是非法的么?


于是,杀戮似乎是错误的,但已是革命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是共犯,自然也无法指控。在对人民正义的绝对崇拜中,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没人可以后退,曾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就用尽全身力气的罗伯斯庇尔,已和众多革命者一样,被时代洪流吞没,变得面目全非。 


这时,革命者们迈出了第二步,既然革命牺牲了无辜,那么杀害无辜者就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02「 悖论二:人人都难独善其身」


对外战争的失利,让民众和革命者在恐惧和愤怒中寻找内部敌人,国王路易十六被认为是叛国者。按1791宪法,国王不能审判,于是事件的性质超出国王本身,演变成要宪法还是要革命的问题。最终,国民公会认定宪法已经失效,革命战胜了宪法,摆脱了束缚它的笼子。


较为温和的吉伦特派认为,国王是公民,要按照公民方式来依法审判。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代表的雅各宾派坚决反对,认为国王并非公民,而是革命的敌人和反动派,他需要的不是审判,甚至是否有罪也并不重要,他是君主制的象征,必须接受革命的惩罚。局势紧迫,国王必须立即处死。


最终,1793年1月21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也正式向法国宣告:法律不再能保护它的公民。



▴ 因外公出庭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的9位亲人只有4人活着走出监狱。


接下来,该死的是“不革命”的人——温和派和中间派。


从此,雅各宾派的权力不再受法律限制,可以决定谁是公民,谁是国家的敌人。公民的身份和人权不再是天赋的,而是必须融入不可质疑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得到认可。国王之死将法国人分成两类,一边是共和国公民,另一边是共和国敌人,敌人一旦被确认,需要的不是证明他们有罪和按法律如何判决,而是直接用暴力消灭。


而不愿证明自己的共和国公民的人,就是共和国的敌人。不愿对共和国的敌人下毒手的人,当然也是共和国的敌人,主持审判和国王死刑的吉伦特派,被认为温和、软弱,被革命推翻了。被送上了断头台。其中包括著名的罗兰夫人,临死前她说:“自由啊,多少罪行借着你的名义四处横行!”


对敌人的筛选,一旦开始就不会停下, 大规模的恐怖专制开始了。在罗伯斯庇尔“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宣言下,巴黎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人被处决。


如果说从巴士底狱到九月事件的一系列滥杀,还是由群众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完成的,革命者掌握的共和国只是迫于“政治正确”而默许了民间暴力,那么现在,国家则抛弃法律,从群众手中接过屠刀开始大杀特杀,现在杀人的是国家。

 

然后轮到了“不够革命”的人,不够激进,就得死。


丹东,作为罗伯斯庇尔的亲密战友,本来以激进著称,他著名的口号是“大胆,大胆,再大胆,法国就得救了。然而,他终于在血腥的现实面前退缩和悔悟了,开始主张宽容,要求“爱惜人类的血”。


于是,他所代表的温和革命派,都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当别人都疯狂时,冷静就是一种罪行。


阿克顿勋爵说,“历史上的丹东总是输给历史上的罗伯斯庇尔。”在革命洪流中,大家都在比谁更激进、更疯狂,哪个激进者只要还有底线,就会输给更激进、更没有底线的人。


谁阻挡杀害无辜者,谁就是这项事业的敌人,这是革命的终点。


然而,罗伯斯庇尔也仅仅比丹东多活了四个月。疯狂开始了就不会停下,只有顺序的先后,没有人可以例外,即使是你比别人更极端。



▍“理想国”的幻灭


罗伯斯庇尔被认为是史上最残酷政体的罪魁祸首,正如菲佛尔在《法国革命史》所说:“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对所经历的恐怖永远难以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 卢梭的“人民意志”学说,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却被革命者奉为宝典


在启蒙运动中,学者和哲人们崇拜理性,向往着一个理想国。然而在大革命的恐怖政治中,理想国幻灭了,宪法、法律、人道主义、程序正义,都在“人民意志”面前轰然倒塌,革命的结局是产生了一个不受法律制约,在激进主义和狂热主义中为了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而陷入疯狂的国家意志。罗伯斯庇尔的死亡并未改变一过程,拿破仑重新带来了君主专制,并且发起侵略战争,将欧洲战场变成了“五百万人的坟墓”。


这位大革命产生的暴君,只是革命的一个缩影,在那场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法国社会必须让一个人为所有的恐怖政策负责。而在那场群体性的疯狂中,罗伯斯庇尔的辩护言犹在耳,有多少人能正视自己的黑暗内心,扪心自问,有谁是无辜的?悲剧又如何不再重演?






法国革命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血雨腥风的专制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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