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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ie Tsui 徐浩恩 ,
2008 Ink, paint and collage on mylar
9 × 8 4/5 in 22.8 × 22.4 cm
选译自
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Vrin，2000
文/Georges Canguilhem
译/Nowhereman
在生命所拥有的授人以秩序的权力方面，怪物的存在质疑了生命。这种质疑是直接的，尽管我们先前的信任多么久远，尽管我们的习惯（观看野蔷薇一朵接一朵地绽放，观看蝌蚪变成青蛙，观看母马给小马驹喂奶，并且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观看同一者产生同一者）如此顽固。为了让一种激烈的恐惧支配我们，这一信赖的破产、形态上的偏离、别具暧昧的样貌就足够了。这对于恐惧感来说足矣，人们说。但是，为什么是激烈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生命体（vivants），生命法则的真正效果，生命的可能事业。生命的一次失败两次同我们相关，因为失败会影响到我们，它也通过我们而来。这仅仅是因为，作为人类的我们乃是生者，因为形态上的失败者在我们生者的眼里乃是怪物。让我们假设一种需要观察、计算和解释的纯粹理性——纯粹的理智机器——，它因此对于我们思考的时机是懈怠的、无动于衷的：怪物仅仅是不同于同一者的东西，一种不同于最有可能的秩序的秩序。应当仅仅为有机体保留怪物的判定。并不存在矿物的怪物。也没有机械的怪物。不具有内在一致性规则的东西，其形态与维度并不呈现出在标准尺度（人们可以通过模具或模型这样的尺度来表现它）两边摇摆的偏差的东西，这些都不能被叫做怪物。人们会说一块岩石是巨大的，但不会说一座山像怪物一般（monstrueux），除非那是在一个寓言的世界里（在那里，一座山会生出一只老鼠）。庞然巨物（l’énorme）与怪物之间的关系需要被尝试廓清。此二者都是超出标准（norme）之外的东西。庞然巨物所逃避的标准想要的只是度量。在这种情况中，为什么庞然巨物只是在其增大的方面才是受到指控的？也许是因为，在增长到某种程度的时候，量就质疑了质。巨大性就倾向于怪物性。巨人症（gigantisme）的暧昧之处：一个巨人是庞然巨物还是怪物？神秘的巨人是一桩奇迹，即是说，他的巨大“消除了构成其概念的目的”【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6节】如果一个人是由力量与功能上的某种限制所定义的话，那么通过其巨大而逃避了人类限度的人就不再是一个人了。说他不再是人，出于另外的原因，也就是说他曾经是人。相反，矮小似乎将事物的质禁锢在了内部，禁锢在了秘密之中。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是因为它更少地展现出来了。因此，我们应该在怪物的定义中理解其生命体的本质。怪物，就是具有负值的生命体。我们在此可以借用欧仁·杜普雷（Eugène Dupréel）如此原创、如此深刻的价值理论中的某些基本概念。构成生命存在（des êtres vivants）之价值的东西，或更准确地说，让生者变成相对于其物理环境的存在模式而具有价值的存在者的东西，正是它们特殊的稳定性，它在物质环境的变迁之上得到了突出，这稳定性也通过对于解形（déformation）的抵抗而表现了出来，通过为了形态整合的斗争而表现了出来：对于某些物种而言的伤残的再生，对于一切物种来说乃是再生产。但是，怪物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较少价值的生者，它还是一个其价值在于陪衬的生者。通过揭示出生命让我们习惯的稳定性的脆弱之处——是的，仅仅是习惯，但我们为它制定了关于其习惯的法则——，怪物为特定的重复，为形态上的规律，为结构化的成功赋予了一种价值，它如此显著，是因为我们现在把握到了怪物的偶然性。正是怪物性（monstruosité），而非死亡，是生命的反-价值（contre-valeur）。死亡，是有机体解体的永恒且绝对的威胁。它是外在的限制，是非生命体（non-vivant）对于生命体的否定。但是，怪物性则是未完成或畸变在形态的形成中偶然的、有条件的威胁。它是内在的限制，是不可活者（non-viable）对于生命体的否定。Hieronymus Bosch
Visions of the Hereafter
对于生命价值——它建立了人性意识对自身的矛盾态度——的完整且合适的衡量来说，这当然是对于怪物的重要性所具有的复杂情感。惧怕，这是我们曾说出的；一方面来说，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恐怖。但是，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好奇，以至于诱惑。反过来说，怪物乃是惊人的，但这毕竟是惊人的。一方面，它令人不安：生命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少确信自身。另一方面，它也赋予价值：因为生命是能够失败的，它的全部成功都来自于对被避免的失败。成功并非必要的，生命会全部贬损它们，但也会尤其拔高它们中的每一个。当人们由于对负值的偏见而接触到价值哲学的时候，和巴什拉一道认为真理乃是对迷茫幻觉的限制是毫无困难的。而在我们的问题中，和塔尔德（Gabriel Tarde）一起说普通类型乃是怪物性的零值也是可以的。【《普遍对立》（L’Opposition universelle），巴黎，1897，p.25】但是，一旦意识被教导着去怀疑离心的生命，去分离再生产与重复之概念，那么是谁会禁止意识去假设依然更加具有活力的生命（即能够具有更大实践自由），去假设生命不仅仅能够引起例外，还能够出于自己的习惯而自发地僭越？面对着有三只爪子的鸟，我们是应该对它有太多爪子更加敏感，还是对它几乎只多了一只爪子更加敏感？将生命判定为胆怯的或节俭的，也就是在运动本身中感受，以便走得比生命更远。这让人类精神同生命的畸形产物（就像许多能够引诱人类精神的计划、多头怪【grylle，一种人兽混合的幻想生物，从荷马史诗到奥维德，再到拜占庭历史学家，一直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小说中都有提到。它通常是由人头动物头、四肢构成的多头怪物——译注】、完美人类、畸形标志那样）结合起来的运动来自何处？它来自于此吗：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生命通过将诗意的飞跃揭示为无限的，而内切于它的曲线（对这曲线的想象构成了意识）？还是说，生命的小差错唆使人类幻想去模仿，而幻想最终将借给它的东西交给了生命？但是，在出借与复权之间有着如此遥远的距离，以至于接受一种道义上如此合理的解释会显得不合理。怪物身上的生命是贫乏的。而幻想则是一个世界。正是在这里浮现出了关于怪物性与怪物之间关系的尖锐问题。它们是词源学上同根的二元性概念。它们服务于规范判断的两种形式：医学的和法学的。与其说它们在宗教思想中是复合的（随后则变得抽象与世俗），不如说此二者一开始就是混合在一起的。
Konstantin Bokov
Untitled (Monster, Better believe it), 20th Century
毫无疑问，古典时代和中世纪都将怪物性视为怪物的效果。混种（hybride）这个术语本身（表面上是肯定的、描述性的）事实上乃是对其词源学的信赖。动物间的跨物种产物乃是违背了同系交配（endogamie）规则的交叉之结果，是不遵守相似性原则的联结之结果。但是，从混种到怪物性的过渡是容易的。中世纪保留了怪物与违犯的同一性，但还给它加上了对于恶魔的参照。怪物既是违犯生殖隔离规则的结果，也是造物列表中的反常意志。怪物性与其说是生命之偶然的结果，不如说是生者的放纵。普莱克斯的西庇阿（Scipion de Pleix）问，为何非洲比其他地方产生除了更多的怪物？“因为所有种类的动物都一起近水而居，以便饮用它，它们通常都在那里毫不慎重地交配。”【《哲学大全：自然物的物理学或科学》（Corps de Philosophie: La Physique ou Science des choses naturelles），卷7，22章：“怪物”，日内瓦，1636，巴黎首版，1607】我们看到，怪物性是由于缺少慎重导致的，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模糊的用语。怪物性，是饮水后的动物狂欢节的后果！不仅仅是在动物那里，还涉及到人的问题，怪物性的出现乃是一个签名。违犯的问题盖过了不合常规的问题，责任的问题盖过了因果性的问题。如果东方将怪物神圣化的话，那么古希腊和古罗马则把它们献祭了。此外，怪物的母亲在拉塞德莫内会被判以石刑，在罗马则会被驱逐，并在净化后重新被纳入城邦。古埃及与古罗马之间这样一种态度上的差异首先在于关于自然之可能性的不同理论。承认灵魂转移（métempsychose）、变形，就是承认物种之间的亲缘性，这也包括了人（它为人类杂交奠定了基础）。相反，一旦人们在自然中区分出受到神力影响的区域，或是基本条约（卢克莱修）；一旦人们草描出建基于生殖模式的物种分类，一旦人们专心于观察繁衍的条件与环境（亚里士多德）；自然就会被不可能性和可能性所定义。动物形象的怪物性——如果人们承认其存在的话——应该被当作对事物秩序的违犯中（它只随着事物的完善而构成了沉溺于未定者、混沌、反-宇宙[anti-cosmos]的令人眩晕的诱惑）解放出来的尝试的后续。正如厄内斯特·马丁（Ernest Martin）在其《怪物史》（Histoire des monstres）【《从古代到今日的怪物史》，巴黎，1880，p.69】中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畸形学与魔鬼学之间的联系因此呈现为长存于基督教神学中的二元论的结果。这个问题中存在着丰富的文学性。仅仅是因为它让我们得以理解怪物这个最开始属于法学的概念曾渐渐被确立为想象的范畴，我们才提到这本书。总之，这涉及到一种责任的转移。神学家、法学家或哲学家——他们并不会承认女人同梦魔或女梦魔发生直接的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毫不犹豫地肯定，恶魔一样的外表乃是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变质。依然活跃在人民之中的关于渴望（envie）的理论曾在希波克拉底的《论异期复孕》（De la Superfétation）中得到了展示。人们从这一医学原则出发转述道，希波克拉底通过说明一个高贵的雅典女人注视着埃塞俄比亚人画像才足以导致这一切，而将这个理论运用于为她的辩护中去了。总之，在帕斯卡揭露了想象中的错误与虚假的主宰之前，她就被赋予了篡改自然的正常操作的物理能力。安布罗西·帕雷（Ambroise Paré）把想象的能力算作怪物性的原因。马勒伯朗士根据笛卡尔的机械论原则，提出了对于这一现象的严格来说是生理学的解释。想象在这里只是一种模仿的物理功能，根据它，被一个母亲感受到的物体会对孕育中的胎儿产生“间接影响”。但是，马勒伯朗士承认（就像希波克拉底那样），对相似物的感知会导致和感知物体一样的后果。他断言，激情、欲望和想象的失调都拥有类似的后果。【《追寻真理》（Recherche de la vérité），卷2，第一部分，第7章】在理性形式下（因此是被削弱的形式下），我们在此发现了作为怪物性源头的怪物。对于马勒伯朗士（作为预成论和胚胎植入说的拥趸）来说，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它证明了上帝并不会制造作为畸形胚胎之源头的损害。人们希望能够提出异议：这样一种理论也许能适用于人类的怪物性，但却无法被普遍化。但是，这理论被普遍化了。埃勒医生（Dr Eller，1689-1760），普鲁士皇家学院的领导，于1756年在上述学院的回忆录中公开了一篇讨论，它承认了动物中通过想象来决定一种显著的怪物性的能力。埃勒描述了他自己观察过的一条长着“和印度公鸡十分相近”的头颅的奶狗。狗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曾习惯在家禽饲养场散步，它在那里被一只暴躁的印度公鸡追逐，还被戳到了肚子。据此，埃勒写道：女人们因此不应该夸耀只有她们才有的通过其想象力而生产怪物的特权；通过先前的叙述，我们相信，野兽们也会如此。【“关于怀孕雌性之想象力的研究——以一条畸形狗为例”，《科学与美文的皇家学院历史》，1756，柏林，1758，p.12】我们刚才看到了能将被感知物、肖像、仿象、欲望的不一致的轮廓的特征印入妊娠期（也就是印入其梦的根基之中）的生命体的想象力。要知道，在17、18世纪，人们是多么想要将理性的解释提供给想象，那么他们是如何对熟悉之物感到惊讶的呢？以前的人随意地同那么多怪物生活在一起，它们的传说和历史为人们所混淆，而人们也无意把现实与虚构分开，一切都让人相信：怪物们存在着，是因为它们被想象着；既然它们被想象着，它们就存在着，换言之，虚构塑造了现实，而现实又让虚构更加真实。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畸形学勉强算是对怪物性的清查，但毋宁说它是怪物们的庆典。它是传说主题、形象模式的累积，动物形态在其中可以说是交换着器官，变化着组合（在这里面，工具和机制被当作由生者的部分所构成的器官）。热罗姆·博斯（Jérôme Bosch）的多头怪（grylle）并不知道有机体与工具之间的界线，也不知道怪物与荒诞之间的边界。对于我们对源头、于怪物主题之意义的认识来说，Baltrusaitis的近作——《幻想的中世纪》（Le Moyen Age fantastique）【巴黎，Colin，1955】、《觉醒与奇迹》（Réveil et prodiges）【巴黎，Colin，1960】——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怪物是教堂浅浮雕中不变的主题，是《启示录》中小彩画的主题，是动物寓言与宇宙学的主题，是滑稽铜版画、寓言集的主题。怪物的相同模式，相同的复合存在有时是象征性的，有时是纪录性的，有时则是说教性的。不同的欧洲国家传播着它们、交换着它们、面对着它们。荷兰和瑞士，安特卫普和巴塞尔，都是那些模式的发源地。最初的具有病因学意图的畸形学作品，帕雷、利赛蒂（Liceti）这样的外科医生或医师的作品几乎无法同尤利乌斯·奥布塞昆斯（Julius Obsequens）（4世纪）和莱克斯特内斯（Lycosthenes）（1557）的奇异编年史区分开。他们的图像学将怪物性与怪物混在了一起：双头婴儿、毛孩、有尾畸形婴儿、多舌女、鸟女、人头猪、七头牛（就像《启示录》里的野兽那样），等等。但是，似乎是理性思维战胜怪物性的时候了，就像想象乐于认为英雄与圣人能够战胜怪物一样。
Howie Tsui 徐浩恩
Of Shunga & Monsters (Composite 1) 魔兽春宫图（合一）, 2015
“怪物的充分必要性只属于孩子的头脑。”保尔·瓦莱里说道。他独特地将艺术让人在被画下、被歌唱、被雕刻的怪物那里所扮演的角色判定为荒谬的，他坦白说自己在见到古生物学的动物集录中展示给我们的诡异的、奇怪的复合物时只会一笑了之【“论阿多尼斯”，《文艺杂谈》，巴黎，伽利马，33版，1927，p.81】。在讲求实际的畸形学时代，瓦莱里的用词会被当作对待怪物的理性主义态度的简化版。当怪物性成为一个生物学概念的时候，当怪物性根据不变的关系而被重新分类的时候，当人们吹嘘自己能够在实验中诱发怪物的时候（而怪物是自然化的），不合规则之物就服从于规则，奇迹就服从于预见了。于是，这似乎就不言自明：科学精神在如此多的畸形动物那里找到了人们过去本能够相信的怪物。在寓言时代，怪物性揭露了想象的畸形力量。在实验时代，怪物被当作心灵疾病或不成熟的症状，它突出的是理性的虚弱或缺失。在戈雅之后，人们重复说“理性的沉睡孕育了怪物”（这恰恰由戈雅的作品得到了解释），但却没有深思。只要通过分娩，人们也许就能理解怪物的产生或孕育，换言之，就算理性的沉睡不是解放者，那么不如说它是怪物的创造者。根据米歇尔·福柯，同样的历史时期将疯狂自然化了，它尽力将怪物们自然化【“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巴黎，Plon，1961】。中世纪——并没有就这样为了让极端者共存而被命名——是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看到，在社会中，疯子们同健康者，怪物同正常人共同生活着。在19世纪，疯子被关在收容所里，他在那里被授以理性，而怪物则在胚胎学家的广口瓶里，它在那里被授以标准（norme）。18世纪没有对怪物太过严厉。尽管其启蒙的光辉追逼得很紧（除了怪物，同时还有巫师）——“如果白昼到来，我们就离开”，戈雅的《随想曲》（Caprices）之一中的巫师们这样说道。他为了理智而坚持这个悖论：在怪异的有机体中寻找有机组织常规现象的偏离。怪物们在此被当作能够在两套体系间（涉及到动植物的生产与发育：预成论和后成论）起到决定作用的关键经验的替代物。人们将它们用于为存在者的连续阶梯理论提供关于过渡形式，或莱布尼茨所说的中间物种的论据。因为怪物们尤为模糊，所以它们就确保了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过渡。它们的存在让精神理解连续性概念变得更为容易。自然并不跳跃，也不产生形式上的间隔【语出莱布尼茨。——译注】：这就是为什么存在着怪物，但它们纯粹是用来比较的。德·马耶（De Maillet）和罗比内（Robinet）为了展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不用创造它们）而做了必要的工作，人们因而看到所有的鸟鱼（poisson-oiseau）、人鱼和塞壬从文艺复兴的兽穴中再次涌现出来。此外，在语境中，并且根据一种让人想起文艺复兴精神的直觉，它们变得显眼了。这涉及到对机械论的物理学、哲学所强加给自然合法性的抗争，涉及到一种关于形态的冷漠乡愁，涉及到泛心论（panpsychisme）、泛性论。怪物的作用在于合法化一种对于生命的直觉性观察，在那里面，秩序消失在了繁殖的背后。《特里梅阿德——一位印度哲学家同一位法国传教士的谈话》（Le Telliamed, entretiens d’un philosophe indien avec un missionnaire français）（1748）是被复兴的东方神话，以服务于反神学。我们在《关于存在者形态的自然等级的哲学思考，或学以成人的自然论》（les Considérations philosophiques de la gradation naturelle des formes de l’être ou les Essais de la Nature qui apprend à faire l’homme）（1748）中读到：让我们相信：最怪异的样貌......乃是相邻形态的过渡；它们准备了、引领了随之而来的结合，就像它们由那些先前的形态所引领那样；它们有助于事物的秩序，而远非扰乱它。【参见p.198】相同的论题和类似的论据在《达朗贝尔之梦》（Rêve d'Alembert）和《论盲人书信集》（Lettre sur les aveugles à l’usage de ceux qui voient）也出现了。此外，狄德罗想要在同一份书信里——他将桑德松（Saunderson）这位光学物理学教授的先天失明判定为畸形，并在拜访普伊索（Puisaux）的先天失明者时展示了这封书信带来的教训——对他在观念与理想的生成方面作为分析工具的怪物性和解体的一贯使用的方法做出说明。总之，这涉及到胚胎学、系统分类学或生理学，18世纪不仅仅把怪物当作一个对象，还当作科学的工具。
Hieronymus Bosch
Triptych of 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 1506
的确，在19世纪，对于怪物性的科学解释和对于怪物的相应的化约建立了起来。畸形学诞生于同作为对照的解剖学，同被后生论的采用所改变的胚胎学的相遇。让-弗雷德里克·小孟克尔（Meckel le Jeune）通过发育的停滞（如K.F.伍尔夫[Wolff]已经暗示的那样【《论怪物的产生》（De ortu monstrorum），1772】解释了某些简单的怪物性，尤其是人们错误地叫做怪物性的东西。艾蒂安·吉奥弗瓦·圣-伊拉尔（É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用迟缓这个说法代替了停滞的说法。怪物性，就是器官的发育固定在某个被其他阶段所超越的阶段之中。这是一种过渡性的胚胎形式的残留。对于现有物种的有机体来说，今日的怪物性乃是前日的正常状态。在一个诸多物种的比较序列中，其中一个物种的畸形形态对于另一个来说可能就是其正常的形态。在《器官组织的反常史》（Histoire des anomalies de l’organisation）（1837）中，伊西多尔·吉奥弗瓦·圣-希拉尔（Isidore Geoffroy Saint-Hilaire）——艾蒂安的儿子——以某种程度上较为明确的方式，通过将怪物性归为反常者，根据自然方法的规则将其分类，将一种依然具有活力的专业词汇应用其上，并尤其是通过将复合的怪物自然化（人们在它身上发现了诸多元素——完整的或不完整的，来自于两个或多个有机体的——的结合）而完成了对怪物性的驯服。以前，复合的怪物曾被当作怪物中的怪物，因为人们是在唯一个体的准则下面对它的。但如果人们把复合的怪物归为两个或多个标准的个体，那么怪物性的这种类型就和简单怪物性的类型一样不怪物了。伊西多尔提出要对反常者的存在进行十分恰当的反思。他的诸多表述之一归纳总结了这些反思：“不存在自然法则的例外，只存在自然主义者法则的例外。”【如上所引，卷1，p.31】最终，反常这个概念同多样性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就饶有趣味了，在大约世纪末的时候，在进化论的语境下，这关系看起来十分重要。由描述、定义和分类构成的畸形学从那时起就是一门自然科学了。但是，在一个几乎只有两年多之后就出现了生物学术语与概念的世纪中，整个自然史都倾向于成为一门实验科学。畸胎发生学（tératogénie）作为对怪物性的人为产生之条件的实验性研究，是由卡米尔·达赫斯特（Camille Dareste，1822-1899）在世纪中叶建立的。中世纪的艺术家描绘了想象中的怪物。19世纪的学者则想要制造真实的怪物。以认为化学创造其对象的马瑟兰·贝尔特罗（Marcelin Berthelot）为榜样，达赫斯特宣称，畸胎发生学也应当创造自己的对象。他曾吹嘘自己成功地在母鸡的胚胎上制造了大部分简单的怪物性（根据伊西多尔的分类），他希望能够最终制造出遗传性的变种。受到达尔文对其“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允诺”的实验表示的赞赏所鼓励的达赫斯特，答应使用实验资源来阐明物种起源。【《关于怪物性的人为制造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roduction artificielle des monstruosités），巴黎，1877，p.44】从那时起，怪物性似乎就交出了其事业与法则的秘密。反常者似乎是被用来解释正常者的形成的。并非因为正常者只是不正常者的弱化形态，而是因为，不正常者乃是被阻碍的、偏离的正常者。去掉这阻碍，您就会获得正常者。对于科学思维来说，怪物性的公开透明从今往后就会使它同一切与怪物的关系被切断。系统地来说，实在论将怪物判定为只是艺术中存在的对怪物性的描摹。只有成为日本人才能画出龙，那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也小声抱怨道：“如果您想要我画一些女神，那么就请您把她们展示给我看。”如果他还活在欧洲的话，那么怪物就会是理智的、平庸的。昂格尔先生（Ingres）不得不向《疯狂的罗兰》（Roland furieux）借来这样一个主题：为了有机会画下一头怪物而释放了昂热利克的罗贝。他首先得到的结果就是让人对龚古尔说，法国人的艺术只认识塞拉门尼斯【古希腊政治家，死于公元前404年——译注】叙述中的怪物，这后来引起了瓦莱里的大笑。同样的，实证人类学坚持贬低宗教神话，及其艺术表现。1878年，帕霍（Parrot）博士面对着人类学协会的成员们，试图阐明这一点：受古埃及人崇拜的普塔（Phtah）的侏儒神重现了软骨发育不全的怪物的特征。从这个时期起，人们就喜欢展示躲藏在诗歌里的怪物，人们乐于追踪从波德莱尔那里散发出的硫磺痕迹，这最终通过兰波和洛特雷阿蒙而来到了超现实主义者那里。但是，如何能反对发现被安置于科学世界中心处的怪物这样一种尝试呢？人们难道没有明白达赫斯特对畸形学要求的创造其对象的荣耀吗？人们难道没有看到伊西多尔和达赫斯特（前者带着胆怯，后者则带着确信）将怪物性与种族的创造这两个问题结合了起来吗？科学精神对法则之现实的服从只是权力意志的一条诡计吗？David Lynch
Elephant Man，screenshot
1826年，艾蒂安在奥特伊（Auteuil）【法国城镇——译注】重拾了先前在埃及得到尝试的人为孵化实验，它模仿了暖箱中使用的技术。实验试图确定胚胎中的反常。1829年，从这些同拉马克的论文（涉及到特定动物类型的变化）所提出的问题有关的研究里中出了教训的艾蒂安写道：“我试图以一些不寻常的方式来诱导器官组织。”【由达赫斯特所引，《研究》（Recherches），p.35】也许，根据这研究倾向于在鸟卵上操作，这决定并不属于任何臆造的无意识动机。我们也要谈一下雷奥米尔（Réaumur）吗？在长篇大论了他叫做鸡兔恋的东西之后，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因为一个如此怪异的结合并没有产生“长有皮毛的鸡，或者长有羽毛的兔子”。我们了解到他曾试图在人类身上做畸胎发生学实验的那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从好奇到下流，从下流到畸形，这条道路就算不短，那也是笔直的。如果对一切可能性的尝试都被写进了实验规则（以便揭示真相），那么就会有危险：实验与怪物之间的界线无法被一下子察觉到。因为怪物是可能性之一。我们在此想的仅仅是理解想象中的怪物，但我们意识到了它的模糊性。在创造其对象的生物学家与以取笑逗乐为目的的人类怪物（一如维克多·雨果在《发笑的人》[L’Homme qui rit]中描绘的那样）的制造者之间，我们测量出了其中的距离。我们应当希望，它能保持如此，但我们无法肯定它会如此。古人的无知将怪物当作了自然的游戏，当代科学则将其当作了学者的游戏。因此，在能够创造的不是美人鱼或半人马，而也许是树人【托尔金笔下的虚构生物——译注】之前，让我们创造独眼鸡、五脚蛙、暹罗螺吧，像玩一样。如果人们不认识其作者，那么“试着以不寻常的方式来诱导器官组织”这个表述就会被当作一项邪恶计划的宣告。在这情况中，我们将会在怪物性的源头处找到怪物，但这是真实存在的怪物。中世纪所梦想的东西，正是通过想着废除它而实现了它的实证主义的世纪。我们刚才有条件地说了，因为如果怪物的确是在实验畸形学中，以其方式被制作出来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在其效果的质中超越生命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所获得的东西。今日的畸形学家比艾蒂安和达赫斯特更少野心，却更多手段。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哲学学院，巴黎，1962年1月24日】，艾蒂安·伍尔夫（Étienne Wolff）先生让人注意到，实验畸形学家将他的干预限制在对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开始的过程的干扰上，他也忽视了实验的初始的基本条件。于是，他就这样让活物产生了，他期待着，看着它的到来。简言之，伍尔夫说：“实验者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管理员。”其能力首先就被这样一个事实所紧紧地限制了：胚胎的可塑性是短短的一瞬。随后，它又被这一事实所限制：怪物性并不会僭越特定的计划。不仅仅是今日的生物学家没有创造任何真正新颖的东西，他还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更好地明白了两位圣-伊拉尔【指艾蒂安和伊西多尔父子——译注】的功绩：察觉到存在有受这器官组织控制的畸形学组织的诸多类型。因而，所有的独眼生物（从鱼到人）都是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艾蒂安·伍尔夫还说，自然总是耍着同样的诡计。【《怪物科学》（La Science des monstres），巴黎，伽利马，1948，p.17。也参见同一位作者的《生命之路》（Les Chemins de la vie），巴黎，Hermann出版社，1963，关于怪物性与目的性的章节，关于在实验中制造怪物性的章节。】实验者无法比自然耍更多的诡计。David Lynch
Elephant Man，screenshot
我们曾说：怪物身上的生命是贫乏的，而幻想乃是一个世界。人们现在能够理解为何怪物身上的生命是相对贫乏的了。因为有机体只有在其发育的短短的初始时刻才能偏离结构。但为何要说幻想是一个世界呢，如果一个世界、一个宇宙的确是一种秩序的话？是因为这里有一些幻想的类型吗（有些人就这样说原型）？事实上，我们曾想说的是，幻想能够让世界充满生命。想象力是不可耗尽的、永不停歇的。它如何能够不如此呢？想象是一种无器官的功能。它不是这些为了补偿其功能性力量而停止工作的功能。它只为自己提供其活动。就像加斯东·巴什拉先生所教导的那样，想象不断地将旧有形象解形、重构，以便形成新的形象。人们就这样看到，怪物，作为想象之物，是能产的。一边是贫乏，另一边是丰富，这就是维持怪物性与怪物这个二元论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第一个理由的原则。生命并不僭越其法则，也不僭越其结构的计划。意外在此并非是例外，在怪物性中没有任何的怪物。“自然中没有例外”，畸形学的实证时代中的畸形学家说。但这实证主义的表述——它将世界定义为一个法则系统——忽视了这一点：例外的具体含义是通过它和一条相反格言的意义的关系而被给予它的，科学是排除，但想象则是应用。这一格言导致了反宇宙（anticosmos），导致了无法则的例外的混沌。当这一反世界（antimonde）被那些在创造了它之后又纠缠着它的人看着的时候（他们在此相信完全例外的可能）——他们自己忘了，只有法则才允许例外——，这个反世界，就是一个怪物的想象的、麻烦的和令人眩晕的世界。这篇文章复述了在1962年2月9日于布鲁塞尔的比利时高等研究院机构的一个会议上所做的发言，其中有少许改动。它曾发于《第欧根尼》，第40号（1962年10-12月）上；我们要感谢罗杰·凯鲁瓦先生批准复印此文。
译 / 介 / 系 / 列 N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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