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管理学季刊 Author 周雪光
本文转自“管理学季刊”，原文来源于《管理学季刊》2018年02期，作者为周雪光教授，原题为《以好的研究标准，超越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标签》。
◉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在两个不同意义上展开：其一是意识形态意义上，其二是学术意义上。
◉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一个好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过程正是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背景、发生过程的深入理解。好的研究工作有着共同特点，超越本土或国际的标签。好的研究工作需要开放的胸襟，以及由此而来的眼界、思路和分析工具。
◉ 提倡更为广为接受的、好的学术标准，有益于建立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学术社区。
◉ 不好的理论不因批判而去，只能由更好的理论来替代。学术争鸣和学术研究活动也有同样的道理：好的研究风格和风气由好的研究工作带动而来，而不是随批判或倡导而来。
以好的研究标准，超越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标签
周雪光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由来已久。以前曾有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呼吁，最近读到不少倡导“本土化”的文章。这一争论在两个不同意义上展开：其一是意识形态意义上，属于孰是孰非、孰去孰从之争；其二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即在研究取向、关注侧面、学术资源等方面的不同看法。本文在第二个意义上讨论这一问题。学术发展贵在争鸣，学术争鸣中存在不同声音，相互竞争交流，难能可贵。从学术争论意义上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各自主张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见仁见智，不是高低对错之分。在这里我谈一下自己的思考。
因为近来的讨论以本土化为主流，所以我更多地以这一流派作为讨论的对象。任何争论最怕各执一端，不顾对方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准备这篇文章给了我阅读提倡本土化的文章和讨论的一个机会。在我熟悉的社会学领域，这一主张的倡议见叶启正（2006），郑杭生（2000, 2000），以及近来社会学期刊的专题文章。我注意到，主张本土化的讨论都有一个靶子，即食洋不化的“拿来主义”。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个命题是，需要在中国文化资源中寻找解读中国社会现象的思想和学术资源。
这两个命题都有道理，但都不足以提供将本土化与国际化对立起来的基础。食洋不化，与食土不化一样，是一种不好的学风，即对文献中已有观点、理论、方法不加理解地模仿应用，停留在空洞概念说辞上，不愿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说到底，这不是“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而是好的研究与不好的研究之别。至于说需要以中国文化资源解读中国社会现象，对于任何严肃从事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一命题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也就是说，倡导本土化的以上两个主要命题，也是做好的研究的基本标准，可以直截了当地讨论和倡导，无需将本土化和国际化对立起来。
《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组织社会学十讲》历史观研究》
冒着“中庸”的风险，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关于“好的学术研究”的一般性理念和标准，可以超越本土化或国际化之争？换言之，是不是可以说，好的研究、好的学问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超越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标签？
不难注意到，本土化或国际化都是以国家或文化的“边界”为基础的。什么是“本土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细究起来，“本土”的概念本身也是不清晰的。在一个单一民族或规模有限的文化中，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本土”还大致有着同质性。中国幅员辽阔，面积接近整个欧洲，历史上分合内外，变动不居，有多区域多文化的内在差异（葛兆光，2017）。如此，本土化应该如何界定呢？闽南的家族文化与东北的移民文化是否各有其宗呢？基于南方本土的研究是否适用于北方田野呢？如此细分，应该有多少个本土化的边界呢？反过来说，所谓国际化意义上的西方学术界也不是铁板一块，即使在同一领域中，不同学术流派和风格比比皆是，遑论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时期了。这种模式化的打包与标签化已经不是学术批评层次上的讨论了。
对于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学者来说，这里的问题是，应该在哪里寻找思想和学术资源（如研究范式、理论思路，分析工具）来从事研究工作？在学术研究的层次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以为最为重要的两点是：好的学术研究标准和开放的心态。
强调对研究对象、研究背景的深入理解，汲取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学术资源（包括本土思想资源），这是追求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应有的标准，不是本土化或国际化取向的专利。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家Albert O. Hirschman（1970）批评美国社会科学界学者为了追求理论范式而妨碍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pursuit of paradigm as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他举了两个博士论文成书的例子。一个是政治学中按照理论范式的条条框框而来的泛泛之作，另一个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深入研究墨西哥革命的史学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Hirschman讲的道理似乎是倡导“本土化”；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好的研究的一般性道理。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1983）所强调的“从当地人角度看问题”（“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的视角也是如此。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一个好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过程正是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背景、发生过程的深入理解。
好的研究工作有着共同特点，超越本土或国际的标签。我们不妨看看那些好的研究工作是如何处理本土与国际之间关系的。读一下应星、周飞舟、渠敬东（2011）编辑选入《中国社会学文选》中的中国社会学早期重要学者，如费孝通、陶希圣、胡先缙、瞿同祖、梁漱溟、吴景超等和他们的作品，不难看到，不同（中西 ）文化的比较或隐或显地贯穿了这些研究工作中关于中国传统的讨论。费孝通（1998）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及其相应的分析可以说是针对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刻画。我们不难发现，费先生正是在与西方“团体格局”的比较分析中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这一突出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对比，我们会以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无需提炼出特定的分析概念来描述和讨论。再举一例。王亚南（1981）于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一书，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中国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许多讨论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通篇既有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演变的深刻认识，又借用来自西方的分析工具和中外历史知识进行对比评判。在使用思想资源和各种资料方面，作者以我为主，博采众议，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来往自如。可以说，离开了其他文化的参照框架，则难免囿于一隅的偏见，关于中国传统的褒贬评价几近无从谈起。
类似的道理也可以体现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活动中。韦伯（Weber，1978）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提出的各种理想类型正是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进程的比较，跳出本土化的圈子而建立的。政治学家John Padgett和他的合作者（Padgett & Ansell，1993；Padgett & McLean，2006）从事关于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兴起于佛罗伦萨的社会网络研究，以十几年专一的精神和精力发掘和理解当地史料，其深入程度可与这一领域史学研究相媲美，很是符合“本土化”研究的标准。只是Padgett并不是“本土人”，而是为了这个研究专门学习意大利语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当地语言；他的研究工作也不是局限于“本土化”的研究取向，而是借鉴自然科学（生物化学）思路，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彼时彼地人们行为活动的历史背景和意义。追求好的学术研究标准，与本土化的标准并不矛盾。
《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道理是人所皆知的。好的研究工作需要开放的胸襟，以及由此而来的眼界、思路和分析工具。学术研究的危险是封闭主义，亲疏远近，内外有别，这一倾向在中国社会的圈子文化中特为尤甚。时常可以观察到，一些学术社区偏于近亲交流，研究范围交流越来越窄，缺乏活力和生气，逐渐走向停滞。尤其是当这种倾向与政治或权力结合起来，导致作茧自缚，丧失活力，实在是学术研究之大敌。
我之所以主张超越本土化、国际化之争，提倡更为广为接受的、好的学术标准，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这有益于建立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学术社区。学术社区的建立应该是一个内生性、包容性的专业化过程，是学者共同参与、形成好的学风、好的共识的过程。在健康的学术社区中，不同的学术流派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如同国际化风格一样，本土化是学术社区中的一个流派，在共享的学术标准基础上与其他流派交流互动竞争，成为其中一颗灿烂之星。好的学术研究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在任何学术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方向探究的交流和争论，学术标准也在不断演变和提高。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争辩过程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择优去劣、推陈出新。
我同意这样一个说法：不好的理论不因批判而去，只能由更好的理论来替代。学术争鸣和学术研究活动也有同样的道理：好的研究风格和风气由好的研究工作带动而来，而不是随批判或倡导而来。本土化风格的生命力体现在优秀的研究工作中，体现在更多的学者加入其研究队伍中，体现在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上。这正是生气勃勃的学术社区应该有的特点：学术研究展现学术社区的集体活动，学者们一方面互相竞争、一方面切磋交流、互相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水平、学术眼界不断提高，好的研究的标准也随之变化。我向往这样一个边界开放、包容、相互交流而不是排他性的学术社区。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作者简介
周雪光，1959年生，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组织社会学十讲》《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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