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超 | 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消费、日常生活安排的可持续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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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第5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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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章超，1982年出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现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中国社会学会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消费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尤其关注可持续领域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研究。在《社会科学》《现代城市研究》等期刊和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Art and Culture一书中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近年来为上海市多个区提供文化发展的咨询工作，曾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摘　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格局的过程中，践行可持续消费和绿色消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实践以健康、舒适和品质为核心诉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体上趋向适度消费和满足内在需求。这也构成了当下中等收入群体日常生活安排的可持续逻辑。以往的研究大多将可持续消费置于道德的框架下，可持续被认为是利他的、自我克制的，忽视了可持续实践是与日常生活紧密镶嵌的而并非一个既定的、独立的范畴。当下，环保意义为主的可持续性尚未成为普通中等收入家庭日常实践的系统性构成和作用机制。因此应通过推动产业的绿色变革和市场供给、制定常态化的规则等方式促进可持续消费习惯的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社会组织、围绕可持续生活方式建立的网络以及多样的消费者教育也应得到重视和鼓励，从而推动家庭可持续实践从主体利益为主的考量向公共性社会观照转变。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日常消费；实践；可持续性；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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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消费的增长是当代社会的突出现象。经历过资源匮乏和动荡的年代，消费品的繁荣带给人们满足和愉悦，商业竞争和技术更新也促使商品升级迭代。伴随着消费的增长，一股以绿色和可持续为关键词的社会思潮也在消费、生产等领域兴起并引发了相关的组织、运动和实践。这股思潮包括了可持续发展、消费伦理、环境保护、地方性食物和文化等议题，成为反思性现代化的一部分。1994年，联合国环境署发表了《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提出“可持续消费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这个定义建立了可持续消费的基本标准。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共十九大结合中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明确指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并着重阐述了加快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等生态文明建设举措。

近年来，社会学界对日常生活关注的热度大幅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和消费升级作为一个大的研究议程，对于反映中国社会分层、经济状况、国民心态和价值取向都有着重要意义。家庭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纽带，是产品（服务）消费的单位。随着家庭的分化，一个家庭内部的文化、生活方式、消费偏好会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上对更多家庭产生影响。消费升级的趋势往往最先出现在中产阶层。在有机食品、公平贸易、本地食物网络、环境保护等可持续领域，中产阶层是重要的支持者，并由此形成了身份认同文化。学者们认为，中产阶层是基于社会结构来定义的，中产阶层作为一种结构性位置的集合，对政治领域的现象更具解释力；中等收入群体是基于收入分配取向来定义的，对消费等经济现象的解释更为敏感。本文以日常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故而采用“中等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提法。

通过对上海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案例研究，文章希望回答以下问题：这些家庭在饮食、服饰、电器和能源消耗、旧物处理等方面有哪些偏好和习惯？这些偏好和习惯等构成的日常实践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有哪些特点？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实践的开展？以往的研究中，可持续实践、可持续消费常被作为一个给定的、既有的范畴。这种假定和处理方式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复杂和多面性，容易导致对日常生活、行动背后的伦理以及可持续性的简单化理解。因此，本文主要讨论日常生活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也借此引出日常生活与可持续性之间的镶嵌特性。文章仍将使用可持续实践和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以方便与已有的研究发现进行对话或者基于一种理想型的性质使用它，提出现实启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视角

（一）基于动机和意愿的可持续消费解释路径

日常生活是一个博杂的体系，它指示了个体现世的存在状态。通过消费所考察到的日常生活反映了个体的观念、习惯和喜好，尤其是那些与物相关的方面。除了《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提到的环境和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相关的消费伦理还包括公平贸易、本地和社区关爱、动物福利等维度。伦理消费和可持续消费是西方学界中较常用的称谓，用来指代满足或优先考虑上述伦理的消费行为。其他概念诸如社会责任消费、道德消费、社会意识消费也常被用来指代相近的意义，彼此边界并不清晰。基于动机和意愿的解释路径构成了当前可持续消费研究的主体思路。这一研究取向如何才能促成可持续消费为预设，勾勒影响可持续消费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来自经济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研究多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出发，认为“可持续”所支付的溢价比率是关键因素。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则从个体的认知、态度、理念考察消费行为。自我效能感是另一个常被讨论的心理变量。它是消费者所持有的有关自身的消费行为能够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的信念。

另有一些研究整合了更多的变量，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行为意愿越强，实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行为意愿包含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向。在实际的研究中，如何具体化这些变量直接影响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基于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完善，扩展模型被提出，伦理责任和自我认同被加入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中。然而消费者行为表明，动机和行为不一定是一致的，动机不一定促成行为。消费是个人与环境交互的结果，个体所处的情境和消费终端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与伦理产品之间关系的建构。

已有的关于可持续消费研究往往集中于应用上述路径对家庭水耗和能源使用进行宏观模型的预测。来自环境管理、水资源相关学科群的研究占比较高。这些成果多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测量，并且在一些变量的关系上报告了不同的结论，比如家庭收入与用水量的关系。不过相关研究都赞同节水行为、生活方式、用水设备的自身参数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用水和能耗，这些因素包括洗澡次数、夏季的空调使用、洗衣机使用、是否为节水型抽水马桶、电器能耗等等。

综观上述方向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消费行为的简单化假设。研究者希望全面捕捉消费的图景和影响因素，反而削弱了每一个变量的解释力。他们将消费视为一种即时的（immediate）行为，难以解释某一行为如何从众多行为中被筛选、稳定下来，成为一项常态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第二，将可持续消费作为一个既定的对象。如开篇所说，这种倾向受到了质疑。消费本身是复杂的系统，而非单一的面向。与可持续伦理相关的消费方式往往与其他行为密切交织。因此，理解人们如何在具体的生活和情境中转译（re-articulate）可持续伦理并解释自己的行为选择，是一种更富生命力的研究路径。本文采用的社会实践理论就提供了一个解析日常生活的系统性框架，综合考虑到了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多重因素。

（二）社会实践理论和相关分析工具

社会实践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能动性和社会结构辩证互动的结果。肖夫（Shove）等学者认为，实践的要素包括物质、技能和意义。这些要素使实践以一种实体（entity）的方式存在；同时实践也是一种执行（performance）。与消费文化范式的符号取向不同，实践理论更多地强调消费是不断重复发生的实际行为。消费并不仅仅是炫耀性的、突出的，更多的是根植于日复一日内化了的行动中的。在消费文化的解释框架之下，有机食品消费、为了购买公平贸易的产品出于道德和伦理抗辩，是中产阶层寻求完美的自我、实现社会区隔的一种方式。消费文化的视角偏重表征和意义的层面，符合了这个时代愈加突出的“文化的逻辑”和“流动的现代性”，但也容易停留于与具体的实践、操作相脱离的表层解读，滑向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消费包括获取、欣赏和使用。消费文化视角偏重获取过程中的“拥有”意涵和“欣赏”感受，忽略了“使用”这一与最基本层面的生活相链接的、于个体而言有意无意的安排。实践理论从物出发，强调行为多于思考，物质多于符号，身体化的、实际能力多于自我表现性的爱好。斯巴哈伦的社会实践模型受到了布迪厄的影响，将穿衣、饮食、居住、出行、运动和休闲列入核心的社会实践内容，考察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外部供应系统对社会实践的综合影响。一方面，日常实践是生活方式的外化，是个体倾向、喜好的表达。另一方面，该模型整合了技术革命、外部基础设施、市场供给的作用，借由供给端减少消费端对于环境的影响恰恰是推动资源节约和“绿化”消费的政策要点。本文应用社会实践框架，对上海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消费和行为进行分析，见图1。根据实践的视角，我们将消费视为一个多层、复合、整合功能性与象征性的整体行为。这也意味着在对物的重视的基础上，考察人们对物的选择、使用方式、策略、感官体验等。在分析社会实践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时，文章重点纳入了生命历程作为考量因素，以期对人们的偏好和选择有动态的、嵌入性的认知。

生命历程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力图去辨析社会制度、结构以及个体能动性如何共构出人生安排、经历的结构并且产生持续的影响。欧陆范式中的常态生平意指主体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反思行动对生命进行规划、决策和实践。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社会控制、传承、整合的需要使得个体的生命历程呈现出可预期和人生计划的特征。这些特征包含了特定时间点和地间段所进行的与学业、婚恋、职业技能培训、生育、兴趣、宗教等相关的安排，与之相伴的是个人在不同阶段的生活重心的构造。生命历程视角对理解日常消费有着坚实的价值。它突出了时机、事件和累加性的视域，强调个体的选择是建立在不断累加、重复的基础上的沉淀，既是经验的实践，也是生活的智慧。目前学术界主要在住房消费领域引入了生命历程的视角，认为居住流动、二套房获得体现了结婚、生育、迁移、世代、对买房机会的把握等生命历程的影响。本文将生命历程视角纳入对日常消费的分析中，希望能呈现研究个案的生命流，客观上也呼应了实践理论所持有的朴素的、具身化的、动态的消费观。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中等收入家庭以核心家庭成员是否为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要判断依据，并兼顾了家庭房产等因素。研究采用了目的性抽样，力图使受访案例反映不同的年龄、职业层级和发展阶段以及家庭经济资本方面的差异。这对于理解不同中等收入家庭日常生活与可持续实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而为可持续消费的量化研究以及更进一步的定性研究提供参考价值。研究中涉及的11个家庭均常住上海，其中2个家庭由新上海人构成，夫妻双方在上海的高校念完硕士后，在上海落户、成家、立业；其余9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均出生于上海。11个家庭中，1个由年轻的夫妻构成，双方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没有孩子。有4个家庭的男女主人公在31—40岁之间，都有孩子，且都与其中某方配偶的父母居住在一起，相当于三代同住。另外有4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在41—50岁之间，两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分别在50岁和60岁以上。上述11个家庭中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位核心家庭成员接受了访谈。受访者的职业涉及策划、规划师、金融、会计、品牌督导、公司内勤、政府公务员等等，收入稳定。他们的配偶也均为中等收入群体。受访者和配偶的教育程度均为大专及以上，其中4个家庭的核心成员教育背景为本科，2个家庭为研究生学历。从资产配置上看，受访者的核心家庭在沪拥有至少1套房产，半数以上家庭在沪拥有2套或者2套以上住房，其中一个家庭在市中心城区拥有3套住房，另有一个家庭拥有4套住房。

访谈于2020年4月至2021年8月之间进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部分访谈于线上完成。每个访谈均持续1小时以上，最长的近3个小时。访谈涉及餐食、购衣、装修、家电选择、水电煤使用、卫生清洁、旧物和垃圾处理等方面的内容。与受访者的交流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询问可持续消费的情况，从而尽量避免“可持续”“环境保护”这些具有道德正确意蕴的语汇可能带来的受访者的心理压力、情境下的矫正以及信息回应偏差。定性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对经历、轨迹、变化和情境的敏感性，以此探测发展动态以及进程的社会嵌入性。所有的访谈都进行了转录和编码。除了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还采用了补充性的策略。研究者拜访了其中3个家庭，观察了家装环境、家具陈设、餐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并与受访者进行了聊天。

四、日常生活和可持续性

（一）食物

1.以品质和健康为核心诉求的食物配置

受访家庭的日常饮食以品质和健康为核心。在具体的食物选择和食物搭配上，他们拥有以下共同点。第一，肉吃得少了，但更注重优质蛋白的摄取。第二，多数家庭没有购买有机蔬菜的习惯，新鲜是主要标准，偶尔会尝试有机蔬菜。第三，强调营养均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食物策略。在与父母同住的家庭中，由父母来烧菜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有孩子的家庭显著体现了对孩子的食物照料。中等收入家庭猪肉吃得少了，也很少会做“大肉”。他们尽可能地选择黑毛猪或者选择同一个品牌口感还不错的猪肉。“吃得也不多，就吃得好一些”的观念被普遍接纳。牛腱、牛排受到了很多家庭的欢迎，被认为比猪肉的营养更好，脂肪含量低。总体来看，去超市或者生鲜电商平台购买品牌肉类成为多数家庭的选择。品牌肉类被认为在饲料、养殖环境和运输保鲜上都更加可靠。除了肉类蛋白，海鲜蛋白占据同等的位置。一些家庭吃海鲜的频率比吃肉更高。Dou的家里常常会买斑节虾，也会买进口的鳕鱼段。前者比市场上常见的养殖基围虾口感更鲜美，没有土腥味；后者刺少腥气淡。这些中等收入群体出于养生、健康和食物安全考虑，其肉类消费正在减少并且逐渐多元化。

新鲜和时令是挑选蔬果的主要标准。受访家庭都没有常态性地认准有机蔬菜的购买习惯。商品标签和包装中有无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零农残、无公害等字样或标识会成为留意的对象，但并非选择的主要参考；同时这些家庭对溢价率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

“吃得好一些”成为受访家庭的普遍共识。通过购买高品质食物和合理安排膳食，人们力图建立起一道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屏障。现代食品工业大大丰富了食品供应的种类，一些价格原本比较高的食材借由规模化种养、生长效率提高以及保鲜和运输手段提升，被摆上了更多百姓的餐桌；但是现代食品工业也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了微生物造成的食源性疾病、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转基因等隐性风险。一些标志性的品牌水果，如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新西兰的黄心奇异果、墨西哥的牛油果等被纳入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水果配搭。这些风味独特、来自他处的时令水果，通过跨越国界的供应链体系，进入抹掉了距离和时差的“即时消费”当中，反映了食物消费的升级和全球化趋势。

每个家庭在营养安排、食材选择和健康维护上还有自己的策略和长处，体现出了职业、兴趣、营养观念和个体身体状况等因素对消费和日常安排的影响。这些策略包括有针对性地服用保健品、自制能量饮或养生汤、长期购置某一奶制品、自制点心等等。Geng虽然有时会随心点外卖，但她对烘焙用的各种面粉尤其讲究。她的丈夫是一名警察，他们会定期购买新西兰进口的麦卢卡蜂蜜作为营养补充。Qin的母亲患有脑梗，她觉得要防患于未然，一直使用海豹油、辅酶等保健品。她对早餐很重视，自己做糯米烧卖，包虾肉馄饨，还用食物料理机自制水果奶昔，笑言“每天早上都撑着肚子出门”。这些方法各异的营养和养生实践包含了个体对食物性质和功效的理解，经历过岁月的考验保留了下来，成为饮食习惯和家庭习俗的一部分。本质上，食物策略是为个体所信任并由亲身食物实践“认证”的一种合宜的食物配置和食用习惯。如同艺术家有自己的保留创作一样，每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也有自己的保留菜单。这些食物策略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家庭饮食系统，传递着饮食文化，塑造了个体的口感和对“好的食物”的判断。

2.对剩菜剩饭的态度及处理

参与研究的家庭中，年轻一代对于剩菜剩饭表现出较为理性的态度，老人则倾向于节约，保留隔夜菜。“吃隔夜菜不好”在受访者中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近年来，不断有科普文章提示隔夜菜中的亚硝酸盐对健康存在巨大损害。5个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由于家里人口多，菜量比较大，较易产生剩菜的情况。在剩菜的问题上，Xiao和妻子与家中同住的老人形成了“各吃各的”、相互尊重的局面。在食物浪费和健康二者之间，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较为理性，因为吃不好则尽量少吃；老年人往往首先出于节约的考虑，舍不得倒掉，留到第二天加热再吃。

另外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与某方父母同住的家庭，做大分量菜的比例都在下降，转而向着适量菜的方向靠近。外出就餐时，食物浪费的现象也在减少。大多数受访家庭都表明了会尽量做适量的菜，家中出现剩菜的情况减少了。在家庭外食的聚餐中，由于选择的多为熟悉的或者喜欢的餐厅，口味较为符合心意，大量浪费的情况很少出现，多数家庭会将剩下的食物打包回家。

近几年，国家从制度层面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推行了“光盘行动”等制止餐饮浪费的措施。2021年4月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提倡节约”制度化使得节俭重回社会普遍意义的“道德”和约束的框架。受访家庭倾向于做适量的菜，既是对“减少食物浪费”的潜在回应，也隐含了“吃得多未必好”“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等饮食和健康管理理念的转变。

（二）购衣

舒适是中等收入家庭选择服饰的重要考量。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更为显著。它既是一种人体的感官体验，也包含了个体对面料和剪裁的审美要求。大多数的受访家庭偏好棉麻面料，冬季喜欢羊毛、羊绒面料，也有几个家庭喜欢真丝。他们认同这些亲肤且源于天然的材料在透气性或者保暖性上有着优秀的品质。

4对夫妻双方处于30—40岁之间的家庭提到了他们过去几年在购衣习惯上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倾向简洁休闲的设计和对面料、功能的兼顾上。日系服装品牌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有3个家庭都将无印良品和优衣库作为常购的品牌。Xiao在服饰偏好方面的变化轨迹体现了对舒适、质量好和性价比高的综合考虑，也反映了他步入中年之后更多地注重穿着的主观内在感受。Dou和Min家庭里基础款的衣服基本也在无印良品和优衣库里买。Min根据不同的材质特点与穿着场景进行搭配，寻求舒适和对皮肤健康之间的平衡。一些研究认为无印良品被作为从容、优越的小资产阶级品质生活符号，成为中产阶层青年的消费代理者。这一消费过程是否存在显著的符号价值仍需要更为扎实的经验研究。本研究中的案例更多地支持以功能和物理属性为主要诉求的消费基点。

另外，以舒适度、简洁和基本款为主，搭配其他品牌略带都市时尚感的外套，正在成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一个服装配置趋势。Dou除了从无印良品和优衣库买基本款和他自己备的商务场合穿的西服外，他的大衣和其他外套会选择北脸（The North Face）在日本的支线品牌——紫标。紫标由北脸与日本的一个时尚品牌联合创建的，在保有机能性的同时，用时装风格对户外服饰进行改良，被称为“日系城市机能”装。简洁又包含品质感的设计使得Dou不容易与他人撞衫，也满足了他所秉持的“少而精”的服饰需求。还有一些家庭会从奥特莱斯购买打折扣的品牌外套，相对于无印良品的灰、白、米等纯色调的衣服，那些时装在工作、社交和旅行场合更穿得出去。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30岁以下处于职场初期的女性和45岁以上处于较为成熟的职场阶段的女性似乎都更热衷于买衣服。前者的经济资本并不高，处于家庭和个人财富积累的初始阶段，会较多地选择快时尚的品牌；后者在职场中已经处于一个较高的序列，家庭和个体财富的积累也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看到喜欢的衣服就买”成为犒劳自己和愉悦心情的一种方式。访谈中，她们提到了本土的斯尔丽、歌力思、由意大利引进的马天奴等中高端品牌。夏装在2000元左右，秋冬装5000元左右是一个较能被接受的价位。Song由于从事服装品牌的工作，对着装有着自己的理解。她通常会在商场购买大件的、贵重的衣服，其他衣服则大多从个性小店里淘。

（三）水和能源的使用

水、电、煤的使用是家庭消耗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与电器或其他家用设施的组合，每个家庭都成了国家能源消费网络中的单位，也借由能源的使用提升了生活的质量和舒适度。受访家庭的能源使用大体上以舒适和便利为核心诉求，家电设备的不同配置和家电本身的能耗程度对于家庭能源消耗有着显著影响。同时，不同代际和是否需要抚育孩子都带来了能源消费方面细分化的差异。

已有研究发现使用洗衣机和淋浴成为水耗中的重要部分。本研究中的受访家庭将使用洗衣机和淋浴作为一种日常习惯，大多数家庭赞同洗衣机和电冰箱是家中最常用的电器。在空调和其他家电的使用上，不用的家庭并未存在明显的差别，受访家庭都倾向于将26℃作为夏天使用空调制冷的大致基准温度。但一些关键性的设备，比如是否拥有烤箱、洗碗机、地暖和其他高功率家电，会对能耗产生较大影响。有一个家庭的厨房拥有某德国进口品牌的整套设备，包括烤箱、洗碗机、蒸微一体机等等。嵌入式烤箱的功率在3000瓦以上。家中的女主人喜欢烘焙面包，经常使用；洗碗机的功率近900瓦，每天晚上使用，洗一次碗加烘干约为2.5小时。由此，家中的电费账单在400—600元左右。如果再加上使用中央空调，每月电费为800元左右。男主人Xiao意识到了电费太多，想节约但又觉得很难。意识和行动之间的背离是可持续消费研究中的一个常见假设，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导向并不环保的行为需求本身被认为是刚性的。在生活方式和高功率电器的双重作用下，Xiao家里的用电情况难以改变。另外有3个家庭使用地暖，每年从12月开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平均下来每个月煤气费为1500—2000元左右。相较而言，节能光源的使用在家庭中十分普遍。市场供给中节能灯泡和led光源的大量普及直接促进了消费者的选择。受访家庭中的吸顶灯和筒灯都以led光源为主。有几户家庭是十几年前装修的，但在中间更换灯具的时候，也选择了节能光源。电器的能耗分级标识对于消费者选择也起到了引导作用。半数以上家庭在挑选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时会留意能耗的标识，人们往往乐于在大品牌中挑选耗能少的产品。

代与代之间在水和能源使用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老一辈普遍比较节约，中青年一辈对舒适和卫生有着不同的定义，以较为宽裕的心态使用水电煤。“在我们家是放开用的”“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还是以舒适为主吧”——很多受访家庭用类似这样的表述说明他们并没有要刻意节约用水用电，有几位年轻的受访者也不知道电费存在波峰和波谷之分。最年轻的受访家庭Geng用“随心所欲地活”“节约用电得去问我妈”来形容生活状态。与父母同住的家庭都拥有一些不同的使用习惯。上海的电费包含波峰电和波谷电两个价格档位：夜里10点以后到早上6点是波谷段，每度电0.307元；其余时段每度电0.617元。1950年代出生的父母辈会有意识地调整电器使用时间，既节约了电费，也满足了家庭的需求（见表1）。

Chen的丈夫用“很会过日子”回应妻子对生活的悉心安排。他们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年轻时去上海郊区的农场里“上山下乡”。后来Chen进入铁路系统成了一名会计，她丈夫先是在政府里做公务员，1990年代离开体制内的单位，去了企业做管理。Chen认为，使用波谷电不仅是一种节约，也是对国家鼓励错峰用电政策的支持。然而，这种节约更多是经济意义上的节约，并不是节能。相反，电饭锅的预约功能实际上增加了用电量。

抚养孩子是另一个影响水和能源使用的重要因素。出于对孩子的照料，家庭成员倾向于认为对孩子有利的那部分支出是应当的，拥有合理性的。尽管Dou一家的住房很紧张，仍然额外买了一台小型洗衣机，用来专门清洗小孩的衣服，以免与成年人的衣物混洗会附上真菌。有的家庭会尽量给孩子创造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环境，比如冬天时会将油汀或电暖器开一整夜，以防孩子夜里蹬被子着凉。他们还会把家里的灯光尽量开亮，以便孩子坐在地板上玩玩具或者看书不费眼睛。

（四）旧物处理的态度和实践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家庭消费平均处于一种满足必需品的状况。市场经济的改革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的消费选择多元且具有自主性。供给物品的过分丰裕、不断推陈出新的设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带来了闲置。“闲置”不仅意味着买得多、更新得快，也可能象征着财富和社会地位。每个参与研究的中等收入家庭都存有不同类型的、长时期不用的物品。这些闲置物品主要包括衣服、杂物、产品包装和一次性产品。代与代之间对于家庭中闲置物品的处置拥有不同的态度，老一辈舍不得扔，倾向于保留，觉得未来有可能会用到；中青年一代则更为理性，觉得用不到的就处理掉。与父母同住的家庭中，有2个家庭就曾因闲置物品的处理发生过争执。有1个家庭每隔半年左右会将家中用不到的东西打包，送到他们在上海的另一处房产。那个房子已经出租，但是有一个与入口分开的独立储藏室，解决了闲置物品堆放的难题。这些东西有箱子、罐子，还有一起旅游时父母从酒店带回来的一次性拖鞋、牙刷等。两夫妻曾经因为这个问题与父母闹得不开心，后来他们选择了妥协，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触及两代人相处的核心利益，就眼不见为净了。

另外一个家庭因为重新装修需要清空房间，在一些物品的去留上与父母产生了摩擦。Yun一家三口与公公、婆婆一起住在长宁区。她与先生的婚房在南翔，因为上班不方便且公婆在长宁区的公寓虽然面积小但是学区好，他们与女儿就一起住了过来。公婆在以往的生活中累积了很多物品。例如Yun觉得没有必要保留不成套的、有缺口的大碗，不仅反映了现代家庭倾向于制作更为精细的餐食，也表达了她对理想中精致、美感生活的期望，但她的想法遭到了公婆的强烈反对。

关于“什么是闲置”人们有着不同的界定。此次调研中的中青年中等收入群体倾向于将“是否还用得到”作为处置物品的主要标准。居住面积较小的家庭在清理物品方面有着更明显的需求，大户型的家庭对“断舍离”则兴趣稍缺。另外，一个人对物品的拥有和处置与个体的过往经历、兴趣甚至是癖好密切相关。参与研究的受访家庭有的喜欢保留卡片、书等纸质类的印刷品，有的喜欢保留旧的电脑零件，有的喜欢购买、保存各种好看的杯子等等。这些物品被个体赋予特定的意义和纪念价值，不能简单地化约为有用或是没用。

Chen的家庭利用旧物的经验是受访家庭中较为特别的。她将一些穿旧了的衣物制作成清洁用品再次利用。Chen和她的先生心思都非常细致。他们对于餐食、清洁、旅行等方面有着较高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他们供孩子出国留学，后来又为儿子置办婚房。两人的退休工资不高，所以日常开支比较节约。此外，他们将旧物利用作为一项生活乐趣。Chen的先生喜欢自己动手，儿子的牛仔裤破了口子，他还会用老式的缝纫机缝补。

此外，中等收入家庭在处理闲置衣服上正在形成一些共有的趋势，即乐于使用衣物回收箱和互联网二手衣物交易回收平台。将闲置的、较好的衣服送给亲戚或朋友是以往大多数家庭采纳的一种方式，但访谈中近半数家庭使用过小区里的捐衣箱，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方便、省力的方式。有3个家庭的女主人拥有闲鱼账号，并在上面售卖过自己的衣服。这些衣服大都还留着商品吊牌，比较容易卖出。在年轻的中等收入家庭之间相互交换、流动利用孩子们的衣物和其他物品，也正成为普遍的现象。受访家庭常常提到小孩子们的衣服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朋友或亲戚家的孩子留下来的。儿童安全座椅、地垫和围栏、儿童读物、旱冰鞋等等，这些物品的流动已经突破了熟人的关系网络，而是借由小区二手闲置微信群和其他互联网平台，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交换和再次利用。

五、结论和讨论

可持续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在实际的理解和执行中，难以有统一的标准。上述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健康、舒适、品质为基调，构建了他们的餐食、穿着和居家环境，且对家庭成员的照料始终贯穿其中。事实上，回到家庭和日常生活的语境，可持续首先是延续的意思，即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延续。以往的可持续消费研究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既定的、完整的、有着内部统一逻辑的，并且可被视为美德和可赞誉的伦理来看待；本研究所揭示的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提示我们可以暂且离开那些先入为主且被赋予光环的、以可持续作为修饰语的概念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固有认知。通过解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我们得以辨析环境、健康、新技术、产品再分配等要素是如何被嵌入纷繁复杂的生活之中以及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被嵌入其中。每家每户都受限于自身条件或在自身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以自己认为合宜的方式，经营着生活。“过好日子”就是老百姓眼中的可持续伦理。

个体生命历程和以此为基础构成的家庭史深刻标记了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动态。随着年龄的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趋于适度消费和满足内需求。这和以往一些研究所采纳的炫耀性消费抑或品味的区隔的解释逻辑有所不同。30岁前后是重要的节点之一，映射了对时尚、外在形象的不同理解和采纳。随着孩子的出生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为了下一代使得中等收入家庭在食物、衣服、水和能源支出上都变得更加宽裕和讲究。这不仅体现在饮食上对优质蛋白质以及均衡膳食的配置，也体现在借助空气净化器、油汀、光源等电器为孩子营造出一个相对洁净、光亮、温湿度适宜的环境。这些安排被个体视为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一种自洽的策略，也是家的特性之所在。此外，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老、阅历的增加也带给人们关于生命价值、消费的可能性和愉悦的思考。年龄更长的受访家庭在他们觉得重要的方面更乐意支出，他们称之为“享受生活”。Zhe定期会去一家小型的美容、养生工作室做艾灸和皮肤护理。近50岁的她任职于一家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岗。每月几次的保养让她感到很放松，既是对工作的犒劳，也不用担心在那里遇到熟人。Chen虽然在水电使用和生活细节上很节省，但是为自己和先生花了一万元办了健身会所的两年卡，并且出门旅行时会选择住比较高档（虽然并不靠近地理中心）的星级酒店。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条件下，中老年中等收入群体在健康、保养、休闲旅游等方面消费观念变得更加释然和松弛。

中青年一代与父辈在剩余食物、闲置物品处理和水电煤使用方面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也体现了生命历程对日常实践的标记。60岁以上家庭成员的“节约”有着重复利用、经济节省和囤积的多重特征，但未对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产生普遍的影响。一方面，老年人倾向于把废水留起来冲厕所、对子女一直开着水龙头冲洗碗筷的行为会出言阻止、离开房间一会儿就会关灯、使用半价电等等；另一方面，对于闲置物品——如不配套的、缺口的碗碟、酒店里带回来的一次性拖鞋、过了保质期的洗浴液等等，老年家庭成员倾向于继续放在那里。在同住家庭的案例中，年轻的子女一般都会在这点上选择与父母妥协，争取换房子搬出去住。也有家庭将父母舍不得扔的东西打包，放到其他住处。这些节约的行为与经历过匮乏年代养成的习惯相关，与自身经济资本的多少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也不等同于环保或节能。节约本身有着多维的含义和面向，除了减少开支，还折射出有关卫生、清洁、好看、有档次的个体化理解。年轻一代倾向于采纳更为现代的消费理念，其背后蕴含着他们更为随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舒适、品质和健康的维护。

社会供给系统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增进家电与能源使用、装修、闲置物品处理方面的可持续实践，开展自然教育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制度、产品和服务都是社会供给系统的组成部分。市场上带有能耗标识的电器、节能灯、环保油漆和家具都促进了中等收入家庭选购低能耗和对室内空气无害的产品。近半数中等收入家庭有过捐衣的体验，小区里的衣物回收箱，依托互联网的二手衣物回收和售卖平台——如闲鱼、多抓鱼、白鲸鱼等，为处置闲置衣物提供了便利。4个拥有10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都没有主动为孩子报名参加自然教育活动或者环保公益活动的经历；但是有2个家庭参加了社会组织介入社区营造的社区花园、农园项目，并且表现出了持续的兴趣投入。

总体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实践所涉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平贸易等伦理的道德辩护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了以环保意义为主的可持续性尚未成为普通中等收入家庭日常实践中系统性的构成和作用机制。个体和家庭的可持续消费图景是碎片化的、非主动寻求的、有着内在的异质性。比如，个体在利用旧物和重复用水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购衣上就注重环保面料或者力求“少而精”。同样，有的受访者在夏天的上午能不开空调就尽量不开，但还是会常常使用“叮咚买菜”线上平台，尽管他们觉得食品附带的塑料包装很不环保。因此，个体在日常生活不同领域的实践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均质的。人们的行为正是与支付能力、健康意愿和个人喜好不断协商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了当下中等收入群体所采纳的、从自身以及家庭出发的可持续伦理与环境和公民消费者话语中以利他主义为出发点的可持续伦理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选品质食材、精细化食物搭配策略，还是以舒适为主的服装选择和合理化的水电煤使用，核心出发点在于主体利益和健康考量。从自身以及家庭出发与利他之间虽然各有分量，但二者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二元关系，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二者之间的流动性必将增强。

附 本 文 题 录

1. 章超：《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消费、日常生活安排的可持续逻辑》，《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

2. 章超.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消费、日常生活安排的可持续逻辑[J].社会科学辑刊,2022(01):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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