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伟：讨论碳中和，我们先得明白这些底层逻辑

文 | 张树伟

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信念是一种态度，认为某些事情是真实的，或者关于世界的某些命题是真实的。在认识论中，哲学家用 "信念 "一词来指关于世界的态度。这些态度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每个人的信念往往并不足够明确或者精确，但是它可能影响甚至决定人关于世界的主观看法。

笔者写作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各种信念的影响。这些信念将来可能会有改变。笔者把它们列在这里，发挥三方面的作用。

1.更好地界定处于连续区间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碳减排是否拖累经济？安全与低碳是否并行不悖；谁赢谁输？赢家多还是输家多？这些宏大的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共同认可的答案。特别地，相关的形容词汇，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意味着二值化，而事实上在一个很大的连续区间上，从而问题的界定都不足够明确，乃至含混。比如当提到“碳达峰拖累经济与否”的时候，其空间（是一个国家，地区还是某个家庭，或者其他？）与时间（现在？未来5年，10年？还是永远？）范围在哪里？所谓的“拖累”是相比哪个参照系而言的？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是否比回答“是否拖累”的二值问题更有价值？

2.为笔者提供一个可衡量评价的后续改变的参照系，供边际调整。丘吉尔或者凯恩斯或者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当事实改变时，我就会改变我的想法。您呢，先生？”。这是谁说的，抑或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已经无从精确考证，但是显然他们都会从这句话中获得信用。重要的是：对依据事实，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旧有看法保持开放。

3.方便读者把握作者的价值观坐标位置，从而更好理解内容并提供各种反馈。比如及时提醒笔者：你哪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落伍了——现在是90后/00后的时代！他们更加关心碳中和问题，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会最终承担我们今天行动（抑或不行动）的后果。这是激励相容的。

人类的历史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往往充满戏剧性，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风险管理。技术的重大突破，是否可以轻松实现碳中和目标？如果出现了颠覆性技术，比如极其易得廉价完美的核聚变，那么的确碳中和变得简单了。我们并不排除技术进步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容易的可能性。这将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的功劳。但是，技术的进步与突破，永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风险管理与预防性的视角，我们需要假设其无法自动实现，而依赖人类的理性行动，探讨能动性的额外政策，“软实现”。只有经过额外努力实现的，才是值得夸奖的。

这一逻辑适用于我国的2030年前达峰目标。我国碳达峰讨论中存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达峰”的说法。笔者显然不是这种说法的粉丝。一方面，不清楚这种条件具体指的是何种条件，如何确定是否具备。地区并不处于稳定状态，它们是否具备条件取决于是否实施额外的集体性政策。这不是个能、抑或不能的静态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达峰是自然的趋势——所谓“一切照旧发展”（Business-as-usual）的排放轨迹，不需要额外努力与改变就可以获得了，这种达峰又有何榜样的力量与价值？比如现在被认为已经达峰的上海、北京等地区。需要关注额外政策，而不是去“解剖”认定不同行业与地区的静态潜力，大幅简化为二值论断。

倡议书要发挥作用，必须具有社会运动“星星之火”的潜质。《The tipping point》的作者认为：星星之火要从微弱变成燎原之势，需要一些先行者的传播，比如信息拥有者，或者专家；需要这一传播具有粘性，类似病毒的传播特性，这其中连接者（认识很多人）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超级传播者（比如推销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且需要一个说服人的环境氛围，比如同行与社区影响等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那么流行就可能起来，一个东西就可能“因为有名，所以更有名”（对，就是这么的循环逻辑！一个术语叫做“报酬递增”）。我国社会公共讨论，乃至政府文件中存在的大量缺乏主语的“祈使句”论述。这些表述往往并不清楚是对哪个具体社会群体的要求或者愿望，大体都可以归为“倡议书”的类别。它们是否可以发挥作用，需要这三方面因素的考量。

倡议书或能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无法作主导倚杖。这一逻辑很容易理解，自愿性的行动，往往都无法实现“很紧”、全局性的目标。而碳中和目标就属于挑出化石能源中100%的“倒霉蛋”，而不是10%，20%的问题。当然，在我国，由于缺乏对权利的清晰界定，自愿与强制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典型的，比如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可以不改造，但是改造了就可以不限产，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理论上自愿，但是那些改变的就能从大家共同的“锅里”舀饭吃，减少大家共同的资源。这其中，有的时候涉及是否尊重历史现状的公平问题。

碳的深度减排首先是个挑战。从经济逻辑上讲，如果没有最终消费者的成本承担，碳中和注定是无法最终实现的。若我国广泛存在的“生产者之间”的利益搅合勾兑来实现集体目标延续，能源供需平衡保障往往意味着高风险。我们的非科幻讨论（non-friction），必须立于目前的技术水平、社会现实，制度文化基础与可预见的未来（这属于陈腐语言了，准确的讲是惯性外推的一个未来）。总体而言，它不是个机遇，而是个重大集体性挑战。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它在1992年之后的30年，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都无足够进展，气候变暖趋势仍旧在恶化。

如果姿势足够正确，可以成为一个机遇。但是，仍会有明显的赢家与输家。现实的发展是动态的。如果因为有碳这个约束，人类不断进化出了激动人心的重大创新与技术进步，乃至我们现在还想不到完全没概念的技术进步，那么的确未来世界会比没有碳中和的世界美好几个数量级。但是，无疑，碳中和的推进会强烈地产生新的赢家与输家。赢家乐于站在聚光灯下，讲述他们的人生感悟与成功哲学，使得人们误以为这是整个故事的全部。

如果实现不了碳中和，全人类就都输了。随着气候变暖的一系列影响的显现，这一点正日益确认。IPCC 2012年的综合评估报告汇总显示：在温升4℃的世界里，20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变成2年一遇。甚至更有争议的观点是叙利亚内战。有些人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恰恰在于极端的干旱天气引发的居住地迁移的冲突。当然，这永远无法证实，而充满不同意见。因为历史只发生一次，无法作精确的“反事实”检验。但是，可以想象，如果未来是个过热的世界，那么由此引发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可能使所有人都成为输家。

如果实现了，那么有部分人仍是输家。他们是否应该获得补偿需要在人的层面考虑问题。如果碳中和是个集体性目标，那么自然是集体所有人的责任。减排需要发生在最容易减排的地方，同时从所有人的责任过渡到部分群体的责任，这其中需要严肃的公平问题讨论。这很大程度上是两个问题：哪里合适去减排？减排成本谁来承担？但是在我国的讨论中，将问题合二为一的思维范式仍旧普遍。这就是“抓壮丁”思维了——因为你能、你最容易，所以你就来全部承担成本。化石能源的市场份额下降，直到失去商业模式，是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必要前提。这必然伴随着一些高度受影响的地区、产业与就业人群的境况的恶化，需要额外的政策与措施去保障人应该享有的社会公平正义。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院士特别强调：要力争实现公平公正的能源转型。

碳中和的可持续推进，毫无疑问，是个众多目标平衡的系统工程。政治上都是讲优先级的。很明确，目前以及持续的优先事项（之一）就是碳中和。这意味着其他目标可以略微放松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更大化，或者系统本来就存在不牺牲其他目标就改进这一维度表现的可能性，也就是效率改进空间。但是，这并不等于其他的目标就完全不需要了。相比盎格鲁——罗马人（目前的欧美国家）发明的诸多方法论框架，我国碳中和讨论的最大问题仍旧是缺乏框架，或者服从于过于简单的框架，比如绝对优先（absolute priority）排序框架，为了一个维度可以完全放弃另外一个维度的要求。

碳中和之路随着最终目标终点的确定，已经正式开启。

碳中和作为一个长达40年的“马拉松”，其成功的标准无疑是实现目标，也就是有效（effectiveness）；还必须以有效率（efficiency）的方式实现目标，否则意味着转型成本过大，超过一定程度可能就无法承受或者社会阻力巨大；还必须坚持高的公平标准（fairness），相对的穷人福利不能变差，否则意味着社会乃至道德伦理问题。我国往往还面临政府部门干预企业生产决策带来的能源保障可靠性与安全问题。

笔者接下来首先谈谈认识中的碳中和宿命，而风光等波动性电源接入电力系统为何在我国是“一个从地狱来的问题”，以及碳中和进化中攸关的效率与公平问题。CWEA

授权转载自：《能源》杂志，作者：张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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