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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Antara Ghosal Singh

编译 | 陈卓 叶维杰

审核 | 陈安澜 孔凌霄 王若桐

编辑 | 代思佳 陈安澜

“印度对中国战略有巨大影响，应妥善利用以对抗中国。”

自2020年春季对峙以来，中印双方分别在2021年2月和8月做出部分关键妥协，两国的军队均撤出班公湖（Pangong Tso）的北岸和南岸，可能还包括高格拉哨所（Gogra Post），但迄今为止，双方仍在东拉达克地区的多个摩擦点维持对峙状态。

距离中印实际控制线（LAC）上的对峙已逾两年，然而关于这场持续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仍不甚明了。这是中国对印度撤销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半自治特殊地位的反应？还是对印度在边境建设战略基础设施，特别是达尔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奥里地公路（DSDBO）的回应？这是中国转移公众对疫情所造成损失的注意力而采用的一种策略吗？或者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根据有争议的1959年单方面界定边界，以反映自身在整个印太地区力量投射的尝试？

当包括印度在内的各国分析人士都在激烈争论时，一些中国的战略家却试图精心设计一种带有宣传目的的反叙事，他们不强调中国的行动并将其与印度的边境局势脱钩，从而为中国政府在边境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提供学术支持。他们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印度，称印度国内的系列政治动态是印度在边境上的“亲略性”行为的原因，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经济下行以及疫情所导致的情况恶化，他们认为这同印度与南亚地区其他邻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如出一辙，包括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以上论点各有见地，但目前上述论点均有一个主要缺陷：仅基于双方关系中孤立的一面——要么是内生性的中印双边分歧，要么是外生性的地区竞争，或是各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因此，现有的诸多论述无法为当前危机提供一个完整的描述或解释。然而，若仔细观察在加勒万冲突前几年以及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关于印度的争辩和讨论，或可清晰、全面地了解导致边境危机的原因，也能为今后的道路提供重要线索。

印度在中国战略布局中同时占据三个重点领域：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这构成中国外交的基本框架。中国战略家经常同时从多个角度出发，包括中印动态、南亚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并最终通过中国崛起的范式分析与印度的关系。因此产生大量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文献，其中大部分是中文文献，但在对两国关系动态的主流分析中，这些文献尚未被充分发掘。本文回顾了由中国战略家、印度—南亚问题专家以及中国重要官方和半官方机构所撰写的英文和中文期刊出版物、新闻报道、专栏文章、采访和评论，以正确看待当前的边界危机及其影响。

本文在中国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总体框架内考察持续性的边境危机，提出两个关键论点：首先，拉达克地区的边境对峙可能是中国两种对印战略间冲突加剧的结果，其一是主要大国外交战略，即拉拢印度以对冲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合作伙伴；其二是邻国战略，即确保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在此秩序下中国是地区唯一的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其次，对峙揭示了中国对印的政策困境——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在双边关系中保持自身实力和心理优势，以有效遏制日益崛起的印度；但另一方面，中国担心当前危机会影响其在印度洋地区实现各种区域和全球目标，因此需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改善与所有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印度）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议程之一。然而，中国战略界对如何与印度合作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需要诱导印度进行合作，最好是在经济上提供非关键的奖励和优惠；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者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者亡”。这一理念本质上意味着，通过使用武力实现的合作是长期的，而通过妥协实现的合作是脆弱的和短期的。就后者而言，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是理想的，它为中国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因此，后者建议把迫使印度合作当作优先选项。

中国战略圈内缺乏共识，导致中国对印的外交行动缺乏协调一致，中印之间友好与冲突、希望与失望交替出现。例如，2013年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将印度作为其首次外访的国家，但这一可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被双方军队在边境超过三周的对峙所掩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虽然中印之间的交流愈发高调和重要，但双方在边境上的冲突却愈发严重且持久，这表明两种截然不同且互相矛盾的思想流派主导中国对印度政策。

下一节将探讨洞朗事件后，中国的对印度乐观派和悲观派如何共存，其中，悲观派最终得到更多支持，特别是在加勒万冲突之前的几个月里。

2017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访亚洲，在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上正式介绍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此后“印太”成为全球流行的战略概念，不过此说法最初由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Shinzo Abe）提出。从那时起，法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日前德国、荷兰和英国也提出各自的印太战略。

然而，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变局中利益攸关的中国，多年来一直对“印太”概念保持相对低调的官方立场，中国高级官员也很少公开对此发表评论。2020年10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发表声明，断言印太战略是印太地区“巨大的安全隐患”，此前，中国外长于2018年最后一次就此问题公开发言，他说这一战略如同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浪花”转瞬归于平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国家媒体坚持其官方立场，将印太或四国集团比喻为虚而不实的“纸老虎”以及“阳光下的泡沫”，并预测其“注定会失败”。

然而，在官方层面淡化处理“印太”是对中国国内警惕和关注此概念的掩饰手段。实际上，“印太”概念在中国国内引发恐慌，用流行汉语来说就是“美国用印太战略给中国挖了个大坑”，是“中国所面临最危险的地缘框架”，“一个给中国带来全方位挑战、比岛链遏制理论更加恶毒的概念，致使中国在亚洲取得压倒性优势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在军事层面，印太战略被视为针对中国海军“走出去”战略的潜在手段，以及通过建立第二岛链阻止中国出海的伎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自由开放印太”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它阻碍中国产业升级，攻击中国的发展模式并威胁到中国的能源生命线。众多中国分析人士开始认为，如果印太战略得到全面实施，中国可能会被迫在印太地区事务中陷入孤立，而突破此境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地区事务中做出重大让步。中国部分战略家甚至质疑中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回避和消极态度，主张应更加接受“印太”概念，做好准备并积极参与其中，在印太地区中获取更大发言权，冲淡印太战略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印太战略不仅是为了遏制中国或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也是通过承认印度崛起地位以对抗中国的一种制衡。有学者认为，若称亚太以中国为中心，那么印太则以印度为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认为，如果美国是印太战略的主导力量，中国是主要目标国家，那么位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交界且同时与中国接壤的印度就是美国赖以制衡中国的主要国家。在中国的评估中，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在一定程度上指望印度能够在印度洋地区给中国施压，以制造对中国不利的两线冲突局面。

尽管美印存在众多利益趋同，中国战略家认为美印联盟并非在所难免。他们认为，印度怀有“大国情结”，不愿意屈从于美国，且美印关系历史复杂，印度仍然是印太集团或四国集团中最薄弱的环节——中国众多战略家称其为3+1集团，而非四国集团。因此，在中方认知观下，“没有印度，就没有印太”，印度一直是决定印太战略成败的“关键变量”。

中国部分战略界人士也很看重印度，将其视为唯一一个最初没有将中国排除在印太构想之外的“支点国家”。在此背景下，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讲话：“印度不认为印太地区是一个由有限成员国组成、用来针对某个国家的专属俱乐部。”此番讲话受到中方称赞。部分中国战略家甚至主张，中国应首先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其次逐步寻求扩大与其他成员国合作的机会。他们认为，战略重点是将中国现有战略和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进行整合和衔接，以确保中国在重塑印太战略时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消除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紧邻中国，印度除了与旨在对抗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有关外，同样在中国的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战略、两洋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上述战略共同构成中国版本的印太战略，旨在通过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为中国开辟出一个经济上可行的主要印度洋出口，以摆脱马六甲困境并绕开美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岛链战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就目前形式还是未来规划而言，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所有南亚地区大型互联互通计划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中尼印跨喜马拉雅经济走廊（China-Nepal-India Trans-Himalayan Corridor）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构想中，即便印度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从长远来看中巴经济走廊也将扩大为中巴印伊阿哈经济走廊(China-Pakistan-India-Iran-Afghanistan-Kazakhstan Corridor)，同中国在南亚地区其他互联互通倡议一起打开南亚，为中国形成一个新的跨喜马拉雅经济增长区。

中国战略家深知，为实现中国在南亚的战略目标，与印度合作至关重要，原因如下：第一，次大陆的地理环境，大多数南亚国家与中国或彼此之间并无直接联系，需要依靠印度联通；第二，南亚地区存在以印度为中心的非对称性安全格局；第三，南亚国家对印度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第四，印度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在南亚地区活动的其他大国建立紧密联系更具优势。因此，中国战略家认为，在“中印+1”、“中国+南盟”或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与印度合作，是无障碍、低成本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洋战略的最佳选择。

总之，中国众多战略家在当下及未来都将印度视为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中的“最关键节点”。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当：第一，寻找更多共同点改善中印关系，减少中印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确保关系顺畅；第二，在印度和美日澳间打入楔子，减少或限制印度与这些印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第三，塑造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鼓励印度继续实行不结盟和战略自主政策。

2018年，中国对印度的乐观情绪达到顶峰。中国政策界的主流说法是，“对印度不要过于“敌意”，中印关系可以搞好。中国媒体甚至还讨论了中印是否可以达成妥协，即中国支持印度的主要愿望以换取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如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这些努力是中国追求“中印战略共处新路径、新思维”的一部分。资深历史学家、印度学家、谭云山长子谭中恰当地提出以下说法：“中国若投之以桃，印度必会报之以李。”

然而，即使中国向印度伸出橄榄枝，在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追求“中印大同”，中国战略界部分专家学者仍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印度的行为与中国的期望背道而驰。

最接近中国官方态度且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顶级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叶海林在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前撰文，对中国的期望做出最佳解读。他认为，“中印关系的最佳状态”意味着中印双边结构性问题能够得到令中国满意的解决结果，印度接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包括印度国内）的存在，中印携手应对“美国霸权”，建立拥有共同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如果国际局势变化或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导致这种最佳状态无法实现，叶海林认为，“次优”关系状态表现为中印间的结构性矛盾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不希望发生冲突时，冲突也可以避免。同时，印度对中国的南亚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采取默许态度，至少不会公开阻挠。此外，印度可以在某些场合反对美国对中国的针对性举措，或至少保持中立。

换言之，中国所期望的是，与印度的关系能够促进或保证在中国主导下亚洲政治和经济区域秩序崛起，同时消除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干扰，这通常被认作是中国获得全球主导地位的第一个关键步骤。但实际上，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愿看到印度和美国在印太框架下越走越近，特别是四国集团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稳步进展；在地区层面，印度一直拒绝“一带一路” 倡议，而在中印双边战略矛盾的领域，如贸易不平衡、领土争端、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印度通过“议题外交”采取“亲略性、高风险、冒险主义”的立场。

中国战略家进一步认为，中方多次表现善意姿态，如在2009年以来三次反对将“默罕默德军”首领马苏德·阿扎尔（Masood Azhar）列为全球恐怖分子之后，于2019年5月赞成此举；在2019年10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建立制造业伙伴关系，而印度“误解”其为自身影响力增强的结果，因此此次合作在印度并未引起巨大反响。另一方面，令中国不满的是，莫迪政府一直不愿“搁置边界问题”，并一直强调中印战略合作必须建立在妥善解决包括边界争端在内的双边分歧基础之上。

对此中国得出的结论如下：首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排挤削弱中国的实力优势，淡化中国对印度的心理优势，以至于印度不再受制于与中国的绝对实力差距；其次，中印合作潜力难以激发，中国可能高估向印度示好或优先考虑实控线地区和平与稳定所能获得的利益，示好行为只会让印度获得其所觊觎的优势。

中国的大国战略与邻国战略越来越紧张的关系愈发明显。2019年底，中国顶级研究中心联合发布《印度洋地区蓝皮书：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进一步讨论在“印太”从一个模糊概念发展为具体机制的过程中，中国对印度的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战略面临何种重大考验。报告指出，中国任何过度反应都会加速印太战略和四方安全机制推进，而临渴掘井则会使印度和其他国家更加胆大妄为。尽管印度“无疑”在中国应对印太概念及其他问题的战略中占据极重要地位，但中国也需确保印度不会成为“过度外交责任”——以高额成本换取不相称的利益。一旦以上情况发生，中国崛起将受到影响，甚至在印太地区对中国构成任何真正威胁之前，中国的地区和全球愿景就会受到打击。

与此同时，中国战略界流行一种说法，即印太战略迄今仍局限于姿态，参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尚未受其影响立即恶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威慑行为”及其在涉及领土、领海和主权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和立场。中国明确表示，任何试图效仿美国印太战略同中国相对抗的国家都将面临相应的代价和风险，从而确保各国保持“理性”。

在中印问题上，叶海林评估了中国的选择，他认为中国在与飞扬跋扈的印度打交道时，后者享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叶海林在云南财经大学出版的《印度洋经济体研究》期刊2019年10月刊上明确指出，“对于这样一个虚荣心和自我麻醉能力强到可以无视基本事实的对手，靠类似于在东章瀑布和洞朗地区发生的不流血前沿对峙就击退印度的冒险主义挑衅行径，显然是不可能的。”。

2020年拉达克对峙事件正是爆发于中国对印战略思想变化的背景之下。

2020年6月15日，中印双方军队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近45年来首次造成人员伤亡，标志着中印关系出现裂痕。这次冲突引起了印度国内的愤怒，反华情绪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中国也对中印关系的迅速恶化感到震惊。

下文将分析此次冲突后中国对印度的观点，其中两种对立的声音再次出现：一部分战略界专家为中国在边境冲突中的行为寻找合理解释，另一部分则对中方做法提出批评。不过双方均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不公开将印度作为“敌人”符合中国利益。

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的几个月中，中国知名南亚战略专家，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楼春豪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认为，疫情及其导致的中美竞争加剧是中印关系突然下滑的直接诱因。他们指出，疫情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和竞争，但它给印度带来的机遇多于挑战，并为印度打开了巨大的外交空间。

楼春豪在《现代国际关系》期刊2020 年 11 月刊中指出，印度将疫情转危为机，提高自身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并大力推广改革后的多边主义概念，把自身定位为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力量。印度正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投资，同时开展 “产业链外交”，希望减少对华依赖，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这些学者对印度的主要观点是，印度一直在利用中美竞争来推动自身崛起，包括采取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以赶超中国，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断发出强烈的对抗信号。

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出于对美印双方合作的担忧，在实控线上的克制行为适得其反。印度的国力越强、国际地位越高，其自尊心和自信心就越强，敢于在各种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同时与美国在先进武器、技术、安全保障以及其他任何必要的方面讨价还价以增强自身对中国的实力。由此得出，中国不能再通过简单地延续过去的“合作战略”或仅仅释放威慑信号来维持与印度关系的稳定。中国需要重申自身实力优势，并通过行动让印度接受这一点。

加勒万河谷冲突规模之大、伤亡人数之多、印度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以及围绕该事件引发的国际关注，在中国战略界激起了讨论。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采访中，著名中国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级研究院创始院长、知名中国政府顾问郑永年认为，中国没有充分认识到印度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没有认识到中印关系将成为继中美关系之后最重要的关系。他还批评，国内的对印政策在政策和军事策划方面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表现出战术、反应上针锋相对的特点，却没有实质性的战略意图。他提醒到，这种政策反而会激起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可能最终将中国卷入一场不合时宜的军事冲突中。

郑永年的主要观点是，印度的崛起不一定有损于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以防止世界进一步分化，缓解中国的压力。若中国能正确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印度就永远不会完全投奔美国，就像它永远不会完全投奔苏联一样。如此，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形势，包括陆地和海洋，都会得到明显改善。但若中印关系受损至无法修复，那么印度单独或与其他国家联合，在未来都将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例如，公开敌对的印度会尽力阻止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或缅甸涉足印度洋。另一方面，中印关系的任何脱钩只会加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之间反华联盟的形成，其主要目标是重塑全球产业链，利用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并扩大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削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中国其他战略专家，如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凌胜利、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孙兴杰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至少不能把印度进一步推向美国阵营。在中美经济有脱钩趋势之时，如果印美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可能会导致中国在许多产业供应链中失去地位。他们强调，通过印太经济合作模式将日本的资本、美国的技术和印度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几年内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也会带来 “巨大麻烦”。

修复中印关系的压力在某些方面也来自公众。由于中美关系恶化、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中澳关系急剧下滑，以及中国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的争议，中国的公众情绪极大地受到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影响。以至于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向中国人民保证，中国在世界各地仍有朋友，中国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而非缩小。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正在为与印度的激烈竞争创造条件，这或将导致历史重演。就像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样，标志着中国与前苏联关系彻底破裂，最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当今国际形势下，若中印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将导致印太战略成为既定事实。中国网络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篇文章认为，一旦疫情结束，印度将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迎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届时中国与世界将真正脱钩。

虽然中国国内尚未就是否要强逼或拉拢印度考虑中国的利益达成一致，但在中国战略圈里，一致认为要防止中印关系完全破裂，不把印度变成“敌人”。即使是中国最强硬的印度批评者也同意，公开敌对中国的印度，无论是否与美国结盟，都会使中国的整体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使中国无法将全部精力放在太平洋地区以应对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整体压力。正如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冯传禄所言，印度在中印边境的强硬行径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的各个对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不稳，这可能促使他们在不同领域对中国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因此，分析人士认为，与其公开将印度作为中国的主要威胁，不如将印度作为特定问题上的临时伙伴，这样更加明智。与此相对应的是，从中国外交官到智库学者再到媒体，他们都在各层面刻意淡化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将持续不下的边界僵局与中印关系的整体走向分开。事实上，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之后，中国的主要南亚战略家如叶海林、张家栋、胡仕胜、楼春豪都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中印关系模式，即优先考虑“正常的国家关系”，印度既不是中国的朋友也不是敌人。在该框架下：

1.中国接受美印在印太框架下的进一步合作，因为印度已经拒绝中国介入印度洋地区，不可能改变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姿态。

2.中印边界对抗甚至冲突成为新常态，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持续的斗争，即各种力量之间的长期拉锯战，以争夺对有争议领土的实际控制权，直到双方“敲定”一条红线。在没有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国际边界的情况下，这条红线将最终成为实控线(LAC)。

3.中国加强在南亚的活动，试图在该地区孤立印度，从而对印度形成压力。

4.尽管南亚地区边界动荡、竞争激烈，但印度和中国仍努力维持“正常关系”，甚至还在必要时寻找保持和增进合作的机会，尽管印度在追求发展时“并不试图超越中国”。

有趣的是，中国一些分析人士自己也怀疑这样的框架是否能吸引印度。他们认为，印度可能会认为该模式对中国更有利，而对印度却无实质性的利好。印方可能会推断，与印度建立稳定关系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诉求，而印度的不合作战略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损害。然而，他们也提醒到，这只是印度暂时的战略机会窗口。从长远来看，鉴于中印两国发展中国家且互为邻国，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绕开彼此，也不排除未来有共同利益的可能。

综上所述，仍僵持不下的中印边境对峙不是一次普通、偶发的对抗，而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拉拢印度以对冲美国的印太战略，并让印度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与中国的周边战略（确保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的唯一领导者或规则制定者）之间矛盾加剧的具体表现。

中国寻求与印度的合作以对冲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根据中国的评估，印度是决定该战略成败的“关键变量（key variable）”。另一方面，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两洋战略，旨在将太平洋和印度洋经济体在中国领导下连接起来，并为中国开辟一个专属印度洋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印度。更不用说，与印度的良好关系能保障中国西部边境的和平与稳定，并使中国能够继续将战略重点和资源集中在与美国及其盟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上。总的来说，中国战略界非常清楚，印度的参与可以确保中国获得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成果，而印度拒绝参与则会对中国的南亚战略和推进中国印度洋版图构成最大障碍。

尽管需要努力争取同印度合作，中国却不愿意付出战略代价，也不愿意做任何实际的权衡，比如在有争议的边界或南亚地区，或者在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方面，顾及印度的关切。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根本上，中国认识到印度是一个关键的威胁，它能够拦截中国的能源命脉，可能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并能在各种国际机制中与中国竞争，从而挑战中国实现“在亚洲具有压倒性力量优势”的目标。中国的主要担忧之一是“如果印度设法从中国获得这些让步，但仍与美国合作，怎么办？”

为了打破僵局，中国似乎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印度战略，该战略的基础是展示实力优势，通过使加勒万河谷冲突等边界冲突正常化，同时进行战术合作，确保中印双边关系不完全破裂，在符合中国利益的情况下保持合作的大门敞开。中国对印新政策的关键点在于达成一种新的平衡：通过在有争议边界上的“可控冲突”，制约“崛起和自信”的印度，从而恢复中国的实力和双边关系的心理优势。同时也能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和全面冲突。由此，被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就无法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赞同这种说法，人们普遍对其造成的影响感到不安：

1.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际实现，以及四方机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包括全球供应链重组问题；

2.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对接的项目，以及中国退出印度洋的长期计划；

3. 中印经济关系的未来，印度技术部门可能成为中国禁区，印度市场准入对中国企业更具挑战性；

4. 对中国整体安全形势的影响，实控线问题将中国置于多线战略挑战中，中国曾成功地规避该问题，但也导致中国在其他方向挑战中更加脆弱。

对印度来说，教训是不要再被中国长期以来的宣传策略所迷惑，即对外淡化印度的实力和作用，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印度在中国的战略考虑中并不重要”的叙事，即中国主要“通过美国的视角”来看待印度。这导致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学者认为，与印度不同，中国从与印度的合作中获益不多，因此它没有义务顾及印度的关切或向印度让步。“中印关系中存在不对称的威胁感知”，以至于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印度一个教训并毫发无损。印度决策者应该意识到，只要印度仅从两国实力差距的角度来处理对华关系，就会继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对中国的威慑也很有限。

无论是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未来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两洋战略等）领域，印度最好能接受并可能利用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战略价值，引导中国的行为并从中获取足够的利益。无论印度对中国采取何种外交和国防政策，其政策制定者只要借鉴中国的做法，不断强调印度在决定中国战略成果方面的根本性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就有可能影响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和和解。

本文编译自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网站2022年5月4日文章原标题为China’s Evolving Strategic Discourse on India From Doklam to Galwan and Beyond，原文链接为：https://www.stimson.org/2022/chinas-evolving-strategic-discourse-on-india/

本期编辑：代思佳 陈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