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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担当:临危不惧,共赴国难

江淳散文 2022-08-19



临危不惧,誓死不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同一天,林徽因、梁思成在五台山发现了唐代佛光寺大殿,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来源:灵枫历史阁/江淳编辑)



这座古塔,坐落于山西省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它兴建于辽清宁二年,距今已经有接近千年的历史,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并称为世界最有特色的名塔。



这座古塔,采用纯木结构。塔的每一层构造各不相同,一共五层,每两层之中,设计了一个暗层,加起来一共有九层。


这座木塔,没有铁钉,纯木结构,却历经千年风雨不倒。



发现这座古塔,意味着日本的纯木结构建筑源于我国,这是历史的铁证,不容置喙。然而,就在发现古塔的当日,五台山外烽火连天,等林徽因从报纸上看到战乱的消息,已经过去了一周。


发现古塔,是林徽因生命的分水岭。


此前的她,虽然算不上养尊处优,但出入有佣人,生活富足安逸;此后的她,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却不改铮铮铁骨。


最让人敬佩的地方,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本可以轻松出国避难,可体内流淌着的中华民族的血液,让他们义无反顾选择了留在国内。



生死考验


等林徽因和梁思成从发现古塔的欣喜中清醒,此时他们面临的,是铁路尽断,连回北平都成了痴人说梦的局面。


他们历尽周折从五台山回到北平,但北平很快沦陷。如梁思成这样声名显赫的人,很容易被人注意。很快,梁思成就收到一份日本军部的请柬,邀请他加入“东亚共荣协会”。


为了不做卖国贼,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匆匆处置研究资料、文献,这些,都大批凝聚着他们经年的心血。他们草草收拾行装,带着年幼的儿女和年迈的母亲,仓皇上路,亡命西南。


他们从北平转道天津再到长沙,“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从天津到长沙总共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十二次……”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战火中的辗转,不仅劳顿艰辛,而且随时可能死亡。



在长沙,他们曾遭遇不下一次的空袭。空袭警报声中,他们常常靠着本能,一人抓孩子,一人拉母亲,然后狂奔出屋外。


有一次,他们刚跑出房子,还来不及躲进屋外的防空洞,寄居的房屋在他们身后中弹倒塌,林徽因抱着孩子被重重地摔到地上。


提到往事,林徽因说:“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像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


等从废墟中爬起,他们正准备逃往防空洞,这时又一个炸弹从头顶上方落下,林徽因想,这下逃不掉了,那就一家人死在一起吧。


但这后一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死神大度地与他们擦肩而过。



这是真正的生死折磨,所以,那时很多名人选择出国避难,也只是本能。


在去往昆明路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常常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一家人不得不在土匪横行、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中徒步穿行。


在北平,梁思成就被查出脊椎间软组织硬化。流亡颠簸加重了他的背痛,医生只好为他量身设计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用来减轻他脊椎的负担。


更严重的是,到达贵州时,林徽因突然感染率肺炎,40度的高烧一直不退。在贵州,林徽因真的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县城中没有医院,旅馆黑暗潮湿、人员拥挤,好不容易寻着一位留学日本的女医生,为林徽因煎中药调理,整整两周才退烧。


舟车劳顿、疾病缠身,好在,1938年1月,他们抵达了昆明。



共赴国难


昆明时期,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经捉襟见肘。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钻研怎样赚钱。


为此,林徽因还每天爬四次山坡,走很远的土路,去云南大学兼职一周六个小时的英文补习课,只为了一个月能挣40多元法币。而在黑市上买一个建筑师必备的皮尺,就要花掉她30多元法币。


这是国难下的真实生活,也是很多人对林徽因无限憧憬的真正原因。


后来,为了躲避轰炸,1940年的冬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几乎全部的资料来到李庄,跟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


如果说,昆明时期是捉襟见肘,那么,李庄时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基本就是温饱线以下。



李庄是四川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居住的小村子,没有先进设施,连吃水都要上村外的水塘里去挑,至于电灯更不用提了,根本不可能存在。在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一个小地方,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云集了几乎全国大半的知名人士。


在李庄,梁思成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修建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


没有电灯,晚上的照明,就靠着两盏烧采油的小灯。



梁思成给自己家取名为月亮田,因为租住的是农舍,外头用竹子围了起来,晚上月光能给招进来,很是应景。当然,老鼠、蛇之类的动物,也会常常出现在房间里。


林徽因自己是不喜欢做家务的,可当真的困难日子到来了,她也会去做。


昆明时,林徽因就经常干着女佣的活,比如说上街用瓶子打醋之类的。而在李庄,她做了太多太多的家务,大量的精力也放在了这上面,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腰疼到站立都困难。


可能这些活看上去没什么,别忘了,林徽因从小长大几乎都是有人照顾的,如果她愿意,去了国外依然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她不愿意。



势均力敌的幸福


梁思成是个懂生活的人,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的种子,然后在门口的菜园子里种上,不久就结出了果子。


那时,当地的农民还不认识西红柿,觉得很好奇,林徽因便给他们无偿送了不少秧苗。农民本来就是淳朴的,见这位相貌不凡的女士很善良,便投桃报李,也送上了自己的善意。



后来,李庄的村民都爱来找林徽因聊天,聊聊自己姑娘的嫁妆,自己女儿的聘礼之类的家长里短。一时之间,那份太太的客厅里的欢乐,在李庄也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或许,林徽因太爱和人交流了,她擅长从交流中抓住一些灵感,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绚丽起来。


林徽因在哪里,哪里便有欢笑。



在李庄,梁思成林徽因和同事一起,编写《中国建筑史》这篇巨作,用最原始的手写和石印。


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代表了当时最巅峰的建筑文学,更是无数人的心血。可惜的是,林徽因的身体不好,李庄的日子艰难,她的肺病总是反复。


卧床不起的她,总是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二十四史》堆在床头,数以千计的照片草图,都靠着她来整理和校阅。



费慰梅回忆她来见林徽因时候的样子,她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那时,她和费正清多次劝林徽因去美国治疗,可都被婉拒。


林徽因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结语


共赴国难,四个字轻轻巧巧,背后却是生死考验,是生理折磨,是无尽的绝望和勇气。


可林徽因给女儿的信,是这么写的: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到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日军空袭西南联大,沈从文和一众教师被迫流亡逃命。沈从文绝望之下给林徽因写信,林徽因的回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也需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


国难下,林徽因和梁思成最让人佩服的,是明明有退路,却决不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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