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曹参“勿扰狱市”另解
曹参“勿扰狱市”另解
曹参，汉开国功臣，与萧何并称“萧曹”。萧何、曹参都是刘邦的“从龙之臣”，后来论功行赏，以负责后方的萧何居第一，负责前线的曹参居第二，两人就有了矛盾。不过萧何临终前，仍推荐曹参做了相国，这才有了“萧规曹随”这个成语。
这里要讨论的“勿扰狱市”问题，就出自曹参准备做相国时的轶事。
据《史记·曹相国世家》：
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让曹参做国相辅助之，后改称丞相。齐是汉初最大的诸侯国，地位举足轻重，而曹参接受了盖公之说，“用黄老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由此就有了接下来的情节：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按：《汉书·萧何曹参传》袭此）
萧曹之间，虽心存芥蒂而心意相通，故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萧何一死，曹参就知道自己会成为“中央”的新相国。离开齐国之前，他特意对继任者交代：“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狱市”的事就交托给你了，千万不要整治它。继任者觉得奇怪，“治无大于此者乎？”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吗？于是曹参又作了解释：“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狱市”的存在，好就好在兼容并畜，如果你现在整治它，那些刁民就无以藏身了。——他真正的意思应是：若整治了“狱市”，刁民就没有了讨生活的手段，反而会扰乱整个社会的。这显然是“贵清静而民自定”之策的延伸，是“无为而治”在经济上的体现。
这段记录的大义是清楚的，问题在于，“狱市”具体是指什么呢？
“狱市”一辞，在早期文献中似仅见于《史记》、《汉书》此处，而其含义，古来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主要有如下解释：一、刑狱；二、“狱”通“岳”，是齐国临淄市内的地名；三、市场；四、“狱市”是合称，“狱”指监狱，“市”指市场；五、市场管理机构。（程凌雷《汉代齐国研究》第四章，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5－57页。参《汉语大词典》“狱市”条目，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缩印本，中卷第2778页）这些解释都不足以令人满意。若说“狱市”是“狱”，那么不能整治监狱，自然说不通；若说“狱市”是“市”，指正常的市场或市场管理机构，那么以“狱”冠名称之，也没道理；若说“狱市”分别指监狱、市场，则所指太泛，说了等于没说；至于读“狱”为“岳”，也缺乏真正的论据。
我以为，要合理地解释这一疑难，不能太拘泥于训诂立场，倒要首先着眼于经济立场。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狱市”应有具体的指涉，而且一定是跟市场有关的。对此，我的“大胆假设”是：“狱市”可能指黑市之类的非法经济行为及其场所。
我们知道，几乎任何社会都存在黑市，而大凡战争之后，物质匮乏，市场混乱，往往更容易形成普遍的黑市现象——日本在二战后的美国占领时期，即1945－1949年间，就存在着公开化的黑市经济，这是大家相当熟悉的（参[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9－117页；[日]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臧馨、臧新远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1页）。而曹参就任汉朝相国，是在公元前193年，此时去垓下之战（公元前202）虽已九年，但平定“异姓王”的战争才结束不久，整体社会尚未安定下来，可以想象，经济上的混乱和不法必是普遍性的。《史记·平准书》开头就是这样一段：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糶，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汉朝初年的经济极为凋敝，故允许民间自由铸币，而有力者遂“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稽”，大约指囤物居奇、倒买倒卖之类，也就是做投机生意，必定包含了黑市之类的非法经济。而我觉得，曹参所说的“狱市”，很可能即指此类“稽市物”的交易场地。
我们且回过头来，讨论“狱”字的辞义问题。据一般训诂，其主要义项如下：一、争讼；二、诉讼案件；三、刑狱；四、监狱；五、罪，过失；六、判决书。（《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缩印本，第574页；《汉语大词典》，中卷第2778页。另参《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29页）前人辩“狱市”的“狱”字，皆只注意第三、第四项的刑狱之义，而不及第四项的罪责之义。据辞书所引，《国语·郑语》“襃人襃姁有狱”，《史记·周本纪》的对应记载为“襃人有罪”，可见“狱”有“罪”之义。若取此义，则“狱市”可理解为有罪之市、不法之市，指非法的集市或交易。那么，将“狱市”解释为非法经济的现象或场所，在训诂上也完全说得通了。
这样的话，则“勿扰狱市”从经济原理上说相当容易理解，从上下文来看也显得怡然理顺：“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黑市当然是藏污纳垢的，“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你不允许黑市存在，刁民干什么呢，岂不是会做出更糟糕的事情来吗？反之，假若“狱市”是指正常的市场或市场管理机构，那么本来就不应该“扰”；而假若“狱市”是指监狱，那么又岂有不“扰”的道理呢？
有论者指出，刘邦在公元前199年制订法律打压商人，“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其后陈豨兴兵反叛，“豨将皆故贾人也”（《史记·高祖本纪》），可能就跟刘邦的抑商政策有关（苏诚鉴《从“勿扰狱市”申论曹参的经济开放政策》，《管子学刊》1997年第3期）。这个推测是有理致的。那么，在此之后，曹参在齐国“用黄老术”，不干预，不折腾，就可说是对刘邦抑商政策的一个反动。具体到“勿扰狱市”，自然也属于善待商人、鼓励商业的一种举措。
如上所论，曹参主张“勿扰狱市”，属于一种因地制宜之计。当时物资缺乏、经济低迷，允许非正规乃至不合法的经济行为存在，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否则水至清则无鱼，反而会损害小民的生计和社会的安定。
曹参这种“勿扰狱市”的做法，有两个后世的事例可作参照。
北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记载了名臣张咏的一则事迹：
张咏守余杭，时方歉凶，饥民多犯盐禁。咏无问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众。逻捕者群入白咏，以为乱国法，咏怡然纳之，遂留夜饮。因自行酒，谓之曰：“钱塘十万户，饥者八九，苟不以私盐自活，忽焉螽螘屯炽，以死易生，则诸君将奈何？吾止伫秋成，则绳之以法。”坐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烛屡跋乃罢。是岁至秋，杭无盗贼，民命以济。
张咏做杭州知州时，很多饥民贩卖私盐，但对于被捕者，他只是打一顿就释放了，手下官吏认为处罚太轻，等于纵容犯罪。而张咏很懂得世故人情，就请大家喝酒，亲自敬酒并解释说：如今此间十有八九都是饥民，多是靠走私过日子，若不给他们一点活路，弄得民不聊生，一旦揭竿而起，诸位到时怎么应付呢？就靠这个法子，杭州没有人造反，安然渡过了危机。张咏宽待走私犯的做法，不就是一种“勿扰狱市”吗？黑市与走私，本就是互为关联的非法经济行为，曹参的“勿扰狱市”，理应也包括了走私在内的。
纪晓岚因罪流放乌鲁木齐的时候，曾遇到一件事，见其《阅微草堂笔记》卷第八“如是我闻”之二：
……深山中盗采金者，殆数百人，捕之恐激变，听之又恐养痈，因设策断其粮道，果饥而散出。然散出之后，皆穷而为盗，巡防察缉，竟日纷纷，经理半载，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收目前之效而贻日后之忧者。
当地很多人在山里盗采黄金，官府怕出事，就采取断粮之法逼其逐渐散出，却没有料到，这些人在出山后无以为业，反而真的做了强盗。这个对付淘金客的做法，恰与张咏对付走私犯的做法相反，官府严于执法，却成了官逼民反，引发了更大的祸患。
张咏之于走私犯，跟“勿扰狱市”的逻辑是不约而同的；而乌鲁木齐之于淘金客，则跟“勿扰狱市”的逻辑是背反的。张咏的“勿扰”，等于让我们知道实行曹参政策的好处；而乌鲁木齐的“扰”，又等于让我们知道不实行曹参政策的坏处。这两个事例，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帮助我们了解到“勿扰狱市”的政策效果。
曹参的“勿扰狱市”，可说是汉初经济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的一个缩影。而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却是反其道而行，由于政治的铺张和军事的扩张，经济制度已全面转向“国进民退”，与“勿扰狱市”根本是南辕北辙的。
司马迁正是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而他所以记下曹参这件轶事，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大家知道，司马迁是认同经济自由主义的，“二十四史”中独有的《货殖列传》，可说是一部商人的集体传记，也是一曲商业和经济自由的颂歌。那么，他的这种经济观念是怎么来的呢？有论者认为：“这种自由经济思想，司马迁不仅上接孔子，亦且承袭孟子的观念。”（侯家驹《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附录，[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4年增订二版）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恐怕并不在于思想传统的影响，而在于经济现实的刺激。司马迁所面对的，是国家干预的时代，是经济统制主义的时代，曹参那种“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术”，已成了过去时；可是，此时离曹参的时代也还不算太远，尤其司马迁作为一个重视口述材料的史官，不难了解汉初的经济自由政策及其风气。他之所以特重商业的作用，“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可说是汉初经济政策及风气的一种历史回响，同时也构成了对汉武帝政策的一种间接批判。
——从这个角度来看，“勿扰狱市”之言，既代表了曹参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理念，也符合司马迁作为历史记录者的理念。也就是说，司马迁将此事载入史册，可能也投射了他本人的思想认同，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