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与性情
从古到今，无论中外，人们都会追求自己的言行让别人感到舒服，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享受与他人共在的美好感觉。
比如，达·芬奇就有一位远方的导师，名叫阿尔贝蒂。达·芬奇在韦罗基奥的作坊当学徒时，大约十四五岁，当时的阿尔贝蒂已经年过六旬了。阿尔贝蒂不认识达·芬奇，但达·芬奇很崇拜阿尔贝蒂，喜欢读阿尔贝蒂的书。阿尔贝蒂会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每句话或者每个举止都是优雅的化身”，这样的人需要在三件事情上做到风度翩翩，“走路、骑马和言谈，因为其中的每一样都要让周围的人感到美好”。[1]让身边的人感觉到美好，其实就是一种有教养、有修养的表现。
与西方人一样，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也希望自己的言行能够带给身边人美好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强调这种言行并非刻意迎合，而是性情的得体流露。我们自古就有“七情六欲”的说法，每个人的情感都是丰富、充沛而多样的。如果情感表达得过于强烈，比如暴怒、癫狂，就会让身边的人感到不舒服，所以《中庸》会提醒我们，情感的流露要适可而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同样，《诗序》也会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说的都是情感的流露要适可而止，要有所约束。
有所约束并不同于刻意压抑，也不代表无需控制，这不仅涉及到微妙的分寸感，而且需要时间的沉淀。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经受足够礼仪文化熏陶的人，往往是做不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比如家暴现象，就是礼仪文化缺失的典型表现，一个人在外工作过程中不断受到压抑，但是无处发泄，最终只能把负面情绪倾泻给自己至爱的亲人。同样，如果一个人说话从来不顾及身边人的感受，美其名曰“率真”、“真性情”，也会给身边人带来苦恼。当然，也有人没有经受礼仪文化的熏陶，凭借在社会上跌打滚爬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也达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境界。
对于经受了良好礼仪文化熏陶的人，得体流露和自然流露是一回事情，就是在自然表达自己性情的同时，用自己积极、认真的情绪和态度，让身边的人也感觉到舒服、温暖、放心，这样的人，说话带给人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感觉。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依赖的是乐的熏陶和技艺的练习。
我们经常说音乐，在我们古代，音和乐其实有不同的意义。首先，音和声不同，声是没有音调的，比如野兽的叫声，而音是有音调的，比如鸟儿的鸣叫，所以曾国藩会说“禽无声，兽无音”。其次，乐和音不同，不是所有有音调的声音都能让人感觉愉悦，比如我们拿着钢琴乱弹一通，邻居就可能会找我们麻烦，只有那些令人愉悦的声音，才能被称为“乐”，比如聆听俞伯牙、海顿、贝多芬、郎朗的演奏。
令人愉悦的声音之所以能涵养人的性情，是因为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天地人三才相应，无论是礼仪还是乐律，都关涉了天地秩序，而天地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是相互呼应、相互感应的，比如《乐记》会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的说法。
这种天地秩序与人间秩序的统一性首先反映在政治上。《周礼》的原名其实是《周官》。什么叫“周官”呢？按照彭林的说法，“周官”可能是“周天之官”的意思。[2]周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卿，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总数三百六十，合于周天之数。天卿掌管宫廷，地卿掌管民政，春卿掌管宗族，夏卿掌管军事，秋卿掌管刑法，冬卿掌管营造。对于生活在没有电灯的世界、习惯于夜观天象的古人来说，周天星辰不仅散发着温润的光辉，而且位置稳定，在围绕北天极作逆时针旋转的时候，不同星辰的相对位置总是保持不变的。《周官》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充满光辉、神圣永恒的政治理想，希望所有人都各司其职，希望人间的秩序能够像天空的秩序一样美好、稳定，行健不息。所以在《论语》中，也会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说法。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是为政者德行高尚，在其位，谋其政，从而让人间秩序和谐、美好。一个和谐美好的人间秩序，自然会激发所有居民自发地守护。
天地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统一性也反映在历法上。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每季有三个月，用孟、仲、季区分阶段，每一个月都有对应的音调，与乐律相合。按照《礼记·月令》的记载：孟春之月，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律中夹钟；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律中仲吕；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季夏之月，律中林钟；孟秋之月，律中夷则；仲秋之月，律中南吕；季秋之月，律中无射；孟冬之月，律中应钟；仲冬之月，律中黄钟。所谓“律中”，就是音律和月份的对应以及音律对月份的呼应。
文字之所以会呼唤记忆，是由于文字的实质是关于记忆的形式，文字的顺序构造了回忆的秩序。阅读古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古人通过文字把日月星辰和人间官场建立了关系，把音律和时间建立了关系。这也就是说，人在官场中的位置，就像星星在星空中的位置，某个音阶在音律中的位置，就像某个月在历法中的位置。这种关系的建立，形塑了我们中国古人思考问题和聆听音乐的方式。一个学习了《礼记·月令》的文人，在听到黄钟之音时，自然就会思及仲冬之月，想到在仲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以及关于仲冬的林林总总的记忆，比如在周朝，冬至曾是年首，《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
古人不仅通过文字，而且通过象征性的行为，积极地建立人间秩序与天地秩序的关系。比如《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就提出把“六艺”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虽然在内容、形式、道具、场地方面都有不同，但都关涉了对人性情的熏陶和气质的涵养。
所谓五礼，就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是祭祀天神、祖先的仪礼，比如古代皇帝泰山封禅，所谓泰山封禅，按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就是向天地致敬：“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我们今天不祭祀天地了，但仍然祭祀祖先。凶礼是指丧葬仪礼。军礼是和军事相关的仪礼，《左传》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戎”就是兵戎、战争的意思。宾礼是宴请宾客的仪礼，我们今天也请客吃饭。嘉礼是成年和婚姻仪礼，古代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重视彩礼，而是更多关注仪式本身。
所谓六乐，是《云门大卷》、《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全部都和祭祀有关，祭祀是我们古代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在祭祀过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追忆先祖，感悟天地，思及自身所从何来，情感和态度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得到激发和交融。《云门大卷》用于祭祀天神，《咸池》祭地神，《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祭周始祖姜嫄，《大武》祭祀周代祖先。
五射是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反映的不仅仅是射箭的技艺，比如力度强、射速快、命中率高，更重要的是这种技艺所关涉的精神，也就是《礼记·射义》中所说的：“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的人，首先需要正心诚意，心正意诚之后才能开弓射箭，如果没有射中，不能埋怨比自己厉害的人，而要反思，所谓“反求诸己”。
五御是驾车的技巧，按照《周礼·地官司徒·保氏》的记载，分别是：鸣和鸾、逐水曲 、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其中，“鸣和鸾”说的是驾车的节奏与音乐合拍，这也反映了礼与乐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六书和九数在《周礼》中没有具体的记载。一般来说，六书采用的是许慎的命名、班固的排序，也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九数采用东汉郑玄在《周礼注疏·地官司徒·保氏》的说法，分别是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
为什么要学习六艺呢？是为了成为国子。国子也就是后来儒家所说的君子，所谓“君子六艺”。什么是君子呢？孔子给出了很明确的说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由于有着开放的胸怀和宽阔的视野，所以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见解的同时，与身边的人和谐相处，营造并保持一种良好的氛围。这就好比做菜，需要把各种不同的味道调和在一起，拿捏火候和分寸，达到一种色香味俱全的境界，才能做出上品佳肴，如果只放盐或者只放糖，就会让人感觉难以下咽。音乐也是同样，小提琴、钢琴、长笛、短笛……无论弦乐器还是管乐器，都有着不同的音色和音域，和谐的乐曲依赖的是不同乐器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映衬，而不是某种乐器的声音把别的声音全部盖住。在孔子之前，晏婴就曾说过：“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
古代的这种“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到了现代几乎被我们遗忘了，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尚未建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桥梁，虽然几何时空观在学术界中早已得到了足够的批评和反思，但这些从17世纪开始逐渐发展壮大的强势话语，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大多数人未经反思的思想底色。需要警醒的是，在几何时空观中不可能有“和谐”的概念，而只有“同一”，因为声音已经被还原为某种纯粹数学化的振动频率，与音色相关的充满异质性的质料在纯粹几何化的时空中是没有位置的。乐曲的和谐也就被还原成了频率的相同或是在频率上呈现出特殊比例（如2:3、3:4……），而不是从乐曲对人性情的陶冶层面加以认识。就连乐曲的和谐都无法如其所是地被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更加无从谈起了。正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背景已经从生活世界转化成了几何空间，所以“计算”才会压倒“和谐”，“同一”才能伪装成“统一”，成为统治现代人的观念预设，而这种观念预设往往不能被现代人清晰意识到，即便意识到了，也往往不当回事，因为大家向来都如此生活。除非现代人开始阅读历史，像斯蒂格勒所说的那样去继承构成自身实际性的过去，像尼采那样把人类的历史当成自己的历史加以继承，否则现代人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海德格尔所说的集置。
中国古代文化中既有封建专制这样的糟粕，也有“君之和而不同”这样的精髓，后者才是使得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构成性要素。每个现代中国人其实都渴慕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这样的一个美好世界赋予我们意义感、家园感，每个人都作为独特的个体在复数性的群体中彰显自身的个性。这样的美好世界是每个中国人都渴望守护的。几何时空观对于现代机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高中物理也一直是最受重视的一门学科。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惋惜“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已然远去，也不在于要对几何时空观加以批评，而仅仅是在思想中把几何时空观作为几何时空观加以认识。
所谓“把几何时空观作为几何时空观加以认识”，也就是不要把几何时空观作为生活世界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在处理机械工程、电工电子、航空航天相关问题时，我们大可以从几何时空观的视角出发，画出精密的图纸，设计智能化的机器，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人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和谐”不同于“相同”，“统一”不意味“同一”，和谐统一依赖的是我们对每个人的独特性的尊重和敬佩，依赖的是不同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依赖的是不同人之间积极坦诚的沟通交流。同样，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人不是八音盒上的小人，而是乐队中的一员，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依赖的不是某种预先给定的命令，而是积极的反馈和沟通。对于乐队指挥来说也一样，乐队指挥需要的不是计算与命令，而是观察和回应，需要的不是强力，而是大气。
在全球化时代，地球本身也变成了一艘在宇宙中漂浮的巨型飞船，绕着太阳从不停息地做圆周运动。在古代，一个航海者不可能预先计算好，航行几百米后左传，航行几百米后右转，而必然是不停地观察天象、感知海流、阅读航海图，主动地调整船帆、船舵，基于对目的地的大致把握，实际性地考察和回应当下凸显出来的重要信息，如风向变化。那么类似，虽然我们不需要驾驶地球飞出太阳系，但是我们同样对未来有着模糊的美好预期，比如世界和平、能源得到可持续供应、消除饥荒、处境不同的人都能自由生长、人与人相互关爱而不是勾心斗角、孤独的人历经风浪后能与爱人相聚……
只不过，追寻这样的理想远比航海到达目的地要困难，在日常生活中，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面对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目标。这就需要真诚地面对问题，积极搜集资料，提炼出真知灼见，坦诚公开地对话，澄清共识和分歧，保持尊重和聆听，从而在一次次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让彼此都成为更加懂得沟通、更加善于对话的人。每一次分歧和矛盾，都是行动者成长的机会，也是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展现自身卓越的机会。
[1] 艾萨克森：《达·芬奇传》 ，汪冰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2]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