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读书活动
《以书会友：18世纪的书籍社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出发，回顾了18世纪的读书活动。当时读书活动的最大特征是多样性，读书活动的多样性体现在阅读场所、阅读人身份、阅读人数量、阅读目的、文本内容、阅读形式、阅读习惯等各个方面。
家，是最常见的阅读场所，既具备私人性，同时在聚会时又呈现出公共性。爱人之间的阅读有时是浪漫的，如同琴瑟和鸣，“闲居在北威尔士的‘兰戈伦女士’埃莉诺·巴特勒，常为伴侣萨拉·庞森比朗读，而庞森比一边听，一边忙着画画、制作地图、绣十字绣或者装点日记本”（p58）。这种浪漫有时会被打破，尤其是在婚后，比如丈夫看体育报纸，妻子高唱绝望之歌，狗狂吠，鹦鹉尖叫，《折磨的技艺》摊开在椅子上（p84）。而在婚前，一些男士结婚可能是为了读书，“一想到能有一位女士伴我共读，为我读书，我就欣喜若狂”（p79）。
两个人一起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并非情侣、夫妻才一起读书，两个女性有时也聚在一起，比如玛丽·德拉尼就提到过和女性友人相伴夜读的快乐（p80）。两个人一起读书肯定有志趣相投的因素，有时也和经济有关，对于不富裕的人来说，两先令买一本《过度之爱》相当于一周的住房租金（p135）。对于更贫穷的人来说，联合起来借书也是很棒的策略（p162）。
家里的摆设有许多，对于读书而言，最关键的是壁炉，因为能够提供光亮和温暖。在壁炉边上读书，是一种美好的体验。除了壁炉之外，还有灯芯草烛、油烛、油灯等照明工具。有时月亮也会成为照明工具，比如詹姆斯·拉金就喜欢在月光下读书（p90）。光源不好，比如蜡烛火光会摇曳，想起来浪漫，其实伤眼睛。当时很多人年轻时读书伤了眼睛，年老了就看不了书了，只能听别人阅读。幸运的是，当时的人们读书氛围浓厚，老年人也可以听年轻人读书。除了照明工具，就是桌子和橱柜最重要，有的人家里桌子并不用来吃饭，专门用来读书，桌子上和橱柜里往往会摆放浑天仪、动物标本、写字本等各种收藏品和用具。
生了孩子，或是来了客人，家就变得更热闹了。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微信，不存在用书信预约的说法，一般都是不邀自来、不请自到。主人家里需要备用许多食物，从而才能迎接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对于一些关注“教养”和“品位”的主人来说，摆放的书就很重要，闲书要藏起来，被人看见了不好；类似《公祷书》《众人的本分》《淑女的导师》这样的书就很好。这也看人，一些淳朴的地方就没那么多讲究，比如一些男生宿舍，苏格兰歌曲、哲学、罗切斯特和《公祷书》可以放在一起（p67）。当然，女生宿舍也一样，甚至犹有过之，可参考《淑女的梳妆室》（p66）。
当家里的人多了，家就成了类似街道、花园、教室、大学、酒馆、咖啡店、礼堂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演说技巧非常重要。对于刚开始演说的朗读者，演说需要一些技巧性的指导，借鉴前人的经验，比如《朗读者和诵读者》这样的书就很适合初学者。有趣的是，《朗读者和诵读者》提供的篇目多来自于萨缪尔·约翰逊和劳伦斯·斯特恩，这两人对朗诵指导都嗤之以鼻（p39）。这些技巧指导书籍就像道路上的路牌，看一眼就让人知道方向，但人若把这些路牌背在身上，就成了傻子。
演说和聊天意味着在公共社交领域展现个人的品位和魅力。为了让自己的演说更得体，或是为了让聊天时有更多的话题，许多人会通过独自阅读积累自身。也有些功利性比较强的人，拜访主人的主要目的是交换“拜访卡”（p56），他们非常擅长聊天气。当然，也存在更高的追求，比如托马斯·吉斯博恩认为，读书是为了“当年华老去，无力时常翻书之际，思绪可转向自己的内心；长存于心的记忆，即便正在凋落……那些透过生生不息的胸怀，不断散发着欣喜之情的诗句，仍能涌上心头”（p121）。在这里，“长存于心的记忆”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关于读书活动本身的记忆，即与朋友一起读书时的欢愉和快乐，二是由书本赋予的超越性记忆：可能是文学书赋予的浪漫而触动灵魂的记忆，可能是历史书赋予的遥远而古老的记忆，可能是哲学书赋予的精致而理性的记忆，可能是数学书赋予的似乎是关于永恒不变的存在者的记忆……这些超越性的记忆，能够超越个人有限的生命，借助文本等媒介，世世代代地流传。
“滔滔不绝俱乐部”值得一提，俱乐部的读者主要是小生意人、行商和手工匠人。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朗诵和演说，经常组织业余的辩论和诵读协会。他们拿着一些形如《滔滔不绝者指南》《感伤的滔滔不绝者》《新滔滔不绝者指南：或，舞台要诀大全及舞台通行关窍》，就能“高谈阔论”、“激情澎湃”。有人批评“滔滔不绝者”缺乏理智，不过他们仍然能够吸引许多平民加入（p29~30）。毕竟，渴望在公共领域展现自身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天性。
除了对“滔滔不绝者”的苛求和批评，也有人在帮助他们创造更好的读书环境，流通图书馆和图书俱乐部是最明显的案例。流通图书馆除了借书，还可以讨论和交流思想，有时还顺便卖一些药品和保险。如果是在度假胜地，图书馆还能提供冰激凌、女帽铺、纸牌、台球（p155）。一个匿名的小册子认为，流通图书馆的精髓在于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可能性以照顾不同人群：有钱人可以花1几尼办年度会员，穷人“花上18便士或2先令的小钱，也能尽享一个月的读书时光”（p157）。
图书俱乐部一般由青年筹划举办，其缴费规则类似流通图书馆，不过连具体的场地都可以不要，门槛更低，更加灵活。年轻人脑子活，呼朋唤友、凑钱买书、倒买倒卖、送货上门玩得贼6；但他们不以营利为目的，毕竟能赚钱的事情有很多。有了书，图书俱乐部的成员就能定期在酒馆、会堂和咖啡馆碰面聚会，谈天说地（p159）。
在流通图书馆和图书俱乐部背后，出版商的作用不能忽视，除了整本精装图书，出版商还提供缩略本和分拆本。比如现存的75%的《鲁宾逊漂流记》都是缩略本（p139），伏尔泰的《启蒙》全村人手几页（p142），《圣经》也有时也被分拆售卖（p143）。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商来说，书籍的完整性和思想的体系性不如书本的流通性来得重要。这其实也和当时人的读书习惯有关，有的人喜欢整本书读完，而在公共场合以社交为目的的蜻蜓点水式的读书活动中，本就是摘选、挑拣一些段落（p128）。我们今天所说的碎片化阅读在当时就已经能够窥见到端倪。
面对碎片化阅读，由于不接地气，低情商的《格拉布街周报》只会愤怒地表达竟然用三便士就买到了福音书（p143），高情商的瓦莱里则会说，“《追忆似水年华》被碎片化阅读，恰好证明了它的非凡之处，因为任意翻开一页都值得一看”（p104）。回过头来看出版商的行为，其实就是根据需求推出了不同的产品：有条件有兴趣的人读完整本，缺乏条件的爱书人读缩略本或分拆本。出版商之所以能够察觉到不同的、具体的需求，是因为他们和众人一起生活。缩略本和分拆本的出版策略在当时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种文本形式契合了大多数人的实际需求。显然，碎片化阅读是一种时代环境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阅读活动。我们不必试图扼杀碎片化阅读。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在理解阅读活动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革新现有的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用阅读，享用各种各样的阅读。
在推广读书普及的过程中，杂志主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萨拉·特里默的丈夫很富有，资助她于1788年创刊了《家庭杂志》，与不食人间烟火的《格拉布街周报》不同，她正视了大众强烈的阅读渴望：“无可否认，到目前为止，中上层之家都是最幸运的，他们翻阅着精挑细选的书籍，在家打发闲暇时光。这个国家早已忘却，普罗大众的无知会造成怎样的悲惨结果，也是时候试试教化的作用了。”（p145）当然，虽然具备精英女性的格局、视野、知性与共情能力，特里默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她还是没能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企图对阅读活动进行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唯一不赞成去教导穷苦人的一点……是，知识上的拓展让他们的水准过于接近他们的雇主……当然，如果只向他们精准地提供实用书籍，刻意让他们满足于现状，并引导他们踊跃履行其职责，还是能够提防危险的。”（p145）我们也不能对特里默要求过高，毕竟马克思1818年才出生。
除了“滔滔不绝者”（小生意人、行商、手工匠人）和平民，许多仆役在当时也能拥有读书的机会。一些主人不仅让仆人读书，而且还会送书给仆人作为礼物，比如约翰·帕克曾经购买了四本《给侍女的礼物》。仆役有了钱也会主动买书，希望提升自己，比如《人人自为律师》《书信写作大全》就很受他们欢迎。当然，也会有一些偷书的现象，小偷常常会辩护说自己偷书是为了学习，这样的辩护在1781年之前往往都能得到法庭的接受（p146~148）。
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可以发现，18世纪的阅读风气相当浓厚。当时，尽管人们的身份、阅读场所、阅读目的、阅读形式、阅读习惯、所阅读的文本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区别，形形色色的不同，不过我们能够很容易感受到贯穿在多样性中的同一性，即：他们都是爱书之人，生活在一个鼓励阅读的环境中，也共同完善着他们所寓居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