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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四十六卷 汉纪三十八

汉章帝建初三年（戊寅，公元78年）

【原文】

初，显宗之世，治呼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死者不可胜算。帝以郎中邓训为谒者，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其难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诏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训，禹之子也。

【译文】

当初，明帝时曾经治理过滹沱河和石臼河，打算让都虑到羊肠仓两地通航，以运送漕粮。工程艰巨，太原的官吏和百姓苦于徭役，连年不能完工，死亡者不可胜数。章帝任命中郎将邓训为谒者，主持这一工程。邓训经过考察测量，明白此事难以完成，便将实情一一奏报。本年夏季，四月己巳（初九），章帝下诏，撤销该项工程，改用驴车运粮。停工以后，每年节省开支以亿万计，得以活命的役夫有数千人。邓训是邓禹之子。

【解析】

上面文材料出自郦道元的《水经注》，《资治通鉴》中也有原文，不过《水经注》中更全一些。

其中提到的漕运指的是，当时山东转运粮草进入秦、晋，有一段从都虑到羊肠仓，凭借汾水转运谷物进入太原。

只不过这条水道极其凶险，有近400个险隘，每年运输粮草都要死不知道多少人。

《孙子兵法》提到的个东西，说你往前线送粮食一石，前线能真正留用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不错了。

中间有十分之九是运输的牲畜、人员的消耗。

当然，这个是走陆路运输，人吃马嚼消耗自然这么高。

但走水运，这个消耗会明显好不少，所以古代王朝定都时就会充分考虑到运输的便利性，尽可能利用水运来实现对京城的粮食运输。

扯远了，回归正题。

上面材料算是汉章帝对汉明帝时期诸多举措的调整之一，将原来从都虑到羊肠仓这段水运改为陆运。

从效果来看，的确是少死了不少人，甚至还省了不少钱。

结果是好的，收效还不错，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大多数人都支持呢？

我看未必，因为一件事想要办成以及办成，必定会遇到这么几个风险。

其一，原有决策人的风险

原有的运输方式在汉明帝时代就确定下来。

邓训的做法，其实是对原有方案的否定，这是他要面对的第一重风险。

说好听的叫因地制宜，说难听的诽谤先帝。

其实在任何地方做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比说你发现了一个问题，想把他解决了，你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问题本身，有的时候还有其中人的问题。

尤其是之前决策者、执行者的问题。

你现在出来说要改或者说不行，这不就是等于在打他们的脸吗？

所以，遇上这样的情况，想要办事就要先和相关人达成共识，阻力才会小很多。

其二，原有利益团体的风险

原有的水运每年死不少人，花费不少，这个是客观存在。

但不管是何种模式，亦或者他难度多高、成本多大，只要他存在一段时间，必定会形成利益团体，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邓训想要做的事并不算是对原有措施的优化，而是彻底改变，这就意味着要刨那些利益团体的根。

正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种涉及到财路的事向来不缺反对者。

就好比说明清时期都有想过把漕运改成损耗更小、更便捷的海运，但奈何漕运数百年，其中利益牵扯颇多，已经形成极其庞大的利益集团，反对者一句“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就体现了其中难点。

所以，邓训如此举动能够成功，很大程度对其中利益集团已经做好了安排。

其三，事情失败的风险

做事情必然有失败的风险，风险来源于什么地方？

无非两个方面，人的风险，事情本身的风险。

所谓人的风险，就是上面提到的，原有决策者的意见以及原有利益团体的意见。

绝大多数事情，把这两个搞定了，基本上也就成了一大半，剩下的事情本身的风险其实并不算太大。

就如同邓训所做的之事，不过是把水运改成陆运，而陆路运输在当时最常见不过，有什么难度？

要是把陆运改成水运或者开凿运河这才真的难呢。

【闲扯】

人生在世，但凡你想做事，难是一定的。

你能做得无非是尽可能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剩下的交给天意。

而要解决的问题中，无非是两类问题。

其一，人的问题。

就像上面说的那样，谁反对、谁赞成、谁能拉拢、谁能帮忙。

解决人的问题其实就是找共同利益点的问题。

共同利益点又分事情之内、事情之外。

其二，事情本身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大可小，看你想做的事到底有多大。

解决这一类问题，无非是自身能力的沉淀，如果有欠缺，那就回到第一层，看能否用他人来做补缺，这就又涉及到解决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去看咱们常说的话“以人为本”，是不是有了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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