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女拳”、“直男癌”，“公知”、“五毛”，在互联网讨论中，我们经常能看见各类身份标签，人们用这些身份来划分敌我、互相定义。
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点击查看C计划荐书）中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阐释：忽略一个人身上复杂而多元的身份，只聚焦于单一标签中，由此制造出了“单一性幻象”。但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如此丰富，倘若我们能以多重身份来看待他人，就能找到共存和宽容的理由。
而对于托尼•朱特而言，这还远远不够。托尼•朱特是西方学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以对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他在《记忆的小屋》中反思：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的多重身份标签？又该如何选择特定的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该如何对待这些拥有复杂自我认同的人？
阅读这篇摘自《记忆小屋》的《边缘人》，一起思考这些问题。
／注：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三辉图书（ID: sanhuibooks），原文编辑草尉雨山，转载请联系版权方并注明来源。／
“身份”是个危险的词。它在当代已不存在善意的用途。在英国，新工党政府在装了比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都要多的闭路监控摄像头后，仍不满意，竟试图（虽尚未成功）以“对恐怖分子宣战”为契机，强制推行身份证。法国与荷兰杜撰出对身份概念的“国民舆论”，不过是为两国利用民众反移民情绪牟取政治利益找了个拙劣的借口——也是两国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焦虑引向琐碎小事的无耻诡计。在2009年12月的意大利，身份政治的下限再次被刷新，布雷西亚地区竟然针对有色人种进行了一次挨户搜查，因为区政府做出了让大家过一个“白色圣诞”的无耻承诺。
校园生活使用该词的恶意也毫不逊色。本科生如今有一大堆针对身份的课题可选：“性别研究”“女性研究”“亚太美国人研究”，不胜枚举。这些课外研究的问题不在于它们对地理上分布不广或族群上占少数的群体的关注，而是在于，其各自勉励吸纳的参与者往往就是其研究的对象自身——这不但违背了自由教育的初衷，也加强了它们本应消除的学生的宗教、种族意识。且这些研究项目还动辄就被作为参加者就业保障计划所必需的一部分，此外的兴趣常会遭到劝阻。最后局面是，黑人研究黑人，同性恋研究同性恋。学术界的口味一如既往地跟着流行趋势走。这些选修课都是社群主义唯我论的副产品：今天的我们大多具有双重身份：爱尔兰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非洲裔美国人，诸如此类。大多数人——尤其是来自欧洲的那些——不再说先人的语言，对“故乡”也所知不多。然而由于上一辈以遭迫害为荣，他们便也自豪地将自己所知甚少的罹难史当成身份徽章戴了起来：你祖辈的苦难造就了你。在这苦难的角逐中，犹太人自然处在领先地位。许多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宗教、文化、传统语言和历史的知识都少得可悲。不过个个都熟知奥斯维辛，那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这如同洗热水澡般令人惬意的身份归属，于我而言向来遥远。我在英国长大，使用英语思考、写作。伦敦——我的出生地—虽然几十年来屡经变化，仍为我所熟悉。我很了解这个国家，甚至也有些这个国家的人特有的先入为主的好恶。然而当我想到或说起英国人时，会本能地切换到第三人称，而不与他们为伍。这其中，一部分因为我是犹太人：在我小时候，犹太人曾是基督教英国中最大的一支少数群体，且虽不严重，但不可否认地受到了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的偏见。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的父母与犹太社区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我们不过犹太节日（家里却总有圣诞树和复活节彩蛋），不受拉比的约束，只在周五晚与祖父母吃饭时才暂时回归犹太教。由于受的是英语学校的教育，我对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比犹太教的仪式和修行更为熟悉。所以，即便说我是作为一个犹太人长大的，我也是个一点儿也不犹太的犹太人。那我对英国的归属感如此似有若无，难道是因为父亲出生在安特卫普的缘故吗？有可能，但他自己也同样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意识：他并非比利时公民，他的父母也是从沙皇俄国背井离乡的移民。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分别出生于现在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可这两个年轻的国家，自然谁也不会去关心这对比利时犹太人——更别说接纳他们为公民了。而虽然我母亲（像我一样）出生在伦敦东区，是真真正正的伦敦人，她的父母却分别来自俄国和罗马尼亚。她既不了解这两个国家，也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于是，他们像千百犹太移民一样用意第绪语交谈，可到了他们孩子那一代，连这种语言也派不上用场了。所以，我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犹太人。但我又强烈地感到自己二者皆是——在不同的时候，出于不同的原因。也许基因、血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影响力？那么我经年来自愿亲近的人、事有影响力吗？我算是法国历史学家吗？我无疑熟知法国历史，法语说得也好；但与我在法国的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同学不同，我从来没有爱上过巴黎，且始终对它怀有矛盾的态度。常有人指出我的思想甚至写作方式都像个法国知识分子，这在我看来可不是恭维。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物外，法国知识分子令我兴味索然：我很高兴自己不属于那个圈子。那么我有政治身份吗？作为俄国革命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懂得自学的犹太人的孩子，我很小就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社会主义历史略知皮毛，而这已足够让我对60年代兴起的更大的新左派狂潮有了免疫力，并让我稳稳地留在了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里。但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本身毫无益处），又总是被与一息尚存的左派联系在一起。相反，大学里许多同事却又视我为反进步的“史前生物”。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教授的是已故多年的欧洲人所留下的文本遗产；我对表达不精却美其名曰“个人表达”的做法不加容忍；我不承认无能者的努力；在教学上，我一开始就着重现实而非“理论”；审视如今这个勉强算是历史研究体系的东西时，我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从贯彻老式教学、研究法这一点上看，我简直保守到冥顽不灵的地步。那么，我究竟属于哪一个身份呢？是生在英国，修习欧洲史，又去美国教书的人？是多少有些看不惯横行于当代美国的所谓“犹太民族性”的犹太人？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人士，我又常常无法苟同我那些自诩“激进”的同事。大概我只好援引“无根的都市客”这个耳熟能详且令人不快的名号来称呼自己了吧？可它又太不准确，充满了刻意包容万物的惺惺作态的感觉。我并非无根，而是牢牢扎根于一系列相互矛盾冲突的土壤之中。不管怎么说，任何形式的标签都会让我不舒服。我们见识过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已经够多了，对任何形式的排外性质的团结都该有足够的警惕。不仅应与明显受到非议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保持距离，也应警惕更具魅力的主义：这之中当然有共产主义，但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也不容轻视。此外，还要警惕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距塞缪尔·约翰逊首次提出“爱国主义”已有两个世纪，它却仍是恶人恶事最后的挡箭牌，这一点，任何一个过去10年间长居美国的人都可以证明。我更欣赏边界：不同国家、社区、立场、喜好和根系相互碰撞的不安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所谓“世界主义”不再只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过去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到了20世纪，许多城市都仍同时居住着多个人群，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且群与群之间虽然常相互敌对，偶有冲突，但居然也能共存。这其中有萨拉热窝，有亚历山大港，还有丹吉尔、萨洛尼卡、敖德萨、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小城市如切尔诺夫策和乌日霍罗德也在其列。与美国各地千篇一律的程度相比，纽约在某些方面尚有一些已然消失的都会城市的遗韵，这也是我定居此地的原因。当然，说每个人都总能处在交界、边缘，无疑是过分了。世上只有具备特殊条件的特定人群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当然更不愿意显得突出：因为突出是不安全的。如果大家都是什叶派，便最好也做什叶派。如果丹麦所有人都高大、白皙，谁—倘使有选择余地—又愿意长得又矮又黑呢？而且即便是在一个开放民主的环境里，一个人除非性格反叛，否则也不会存心逆群体主流行事，尤其是当这个群体很小的时候。但如果生来就在一个人群混杂的城市，又与高等教育学院签了卖身契，能自由选择去留，对我来说，这样一处立身之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过，为知英国，须离开英国，于是我离开了。另一方面，倘若血统对我的人格果真能产生决定意义，那么我在批判以色列—“犹太的领土”“我的人民”—以前，理应会踌躇。就像那些身在故土，与以色列有着比我更真实的联系的知识分子那样：他们会本能地自我审查，在自曝家丑前，他们总会三思。与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不同，对那些真正明白爱国究竟意义为何的人，我相信我能理解，甚至能产生同情。我不觉得这种情愫有多费解；我只是没有这样的感受而已。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对国家、对上帝、对一个理念或对一个人的激烈的、无条件的忠诚，变得越来越恐怖了。文明表象所包裹的，也许只是我们对“人皆有人性”的不切实际的信念。不过，无论是否不切实际，我们都会牢牢抓住它。但也正是这个信念——以及它对人类恶行的约束——在外战与内乱的当口，总是头一个消失无踪。我觉得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扰乱我们安定感的将不仅是恐怖分子、银行家或气候恶化。全球化——和平共处于同一个“平”的世界的白日梦——本身将会给上亿向各自领导者需索保护的人民带来恐惧和动荡。从印度的德里到美国的达拉斯，贫穷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敲打着伫立在每一个固若金汤的集团外的那不断升高的围墙，而与此同时，所谓的“身份”控制，将变得越来越严厉无情。“丹麦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或“欧洲人”，这些称谓不再仅仅是“身份”，也是对不在此列的人的一种排挤和否定。国界并没有消失，它反而壮大了：优待公民，保护持卡者的居住权，这些做法都将被作为政治手段。民主政权中那些善于煽动民情的政治领袖们一旦不愿容忍，便会对新来者要求知识、语言、态度等方面的“检测”，以此考察其是否配做英国、荷兰或法国的“公民”。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在这个美丽新时代，我们将会失去包容心，失去不符合社会标准的人：边缘人。像我这样的人。
记忆小屋
The Memory Chalet
本书是托尼•朱特罹患“渐冻人症”后口述的回忆录。
在一个个无法动弹的寂静黑夜里，朱特以空间为线索搜索、整理了过往的记忆，筑成了一栋“记忆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写作基本上来自对记忆小屋的夜访。他有时关注小事，描写祖母的犹太料理、伦敦的绿线巴士、瑞士的小火车。有时放眼大千，论及西欧战后一代闹剧式的革命，时代的思想禁锢，以及自己对政治的观察与参与。这些文字在动人与锐利、私人性与公共性、具体发生的历史与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受之间穿梭，追索的既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历程，也是20世纪的复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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