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备的前夜

1969年4月27日夜，珍宝岛冲突末期的“政治战”打响。

中国方面从海军调来了潜水员，乘着夜色潜入乌苏里江中，偷偷将之前炸沉在江底的苏军T-62坦克打捞了出来。

被苏军发现后，双方爆发激烈炮战。

最终在炮火掩护下，我方成功把坦克抢了过来。

这辆被赋予军事和政治双重含义的T-62坦克先是被拉到抚顺的解放军工厂做修复，后送抵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

一经展出，它便成为军博的当红炸子鸡，报道的媒体和排队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

中国军事博物馆展示的苏联T-62坦克和美国M-26坦克。前者即珍宝岛落水的那辆坦克，后者是朝鲜战场缴获的

在抢到坦克的同时，中方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

首先是严厉指责苏联挑起冲突，讨好美帝，蓄意反华；然后是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

一手硬，一手软。

看到这份声明后，苏共高层对于如何处理分歧明显。

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和主管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强调高层接触、和缓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

苏联军方代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则坚决主张报复中国。

格列奇科是1967年之后苏联军方的第一号人物，二战期间的集团军司令，战功卓著。

六十年代他曾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是令西方非常胆寒的人物。

由于和勃列日涅夫的特殊关系（二战期间勃是格列奇科所在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格列奇科在勃当政时期的分量非常重。

尽管军方态度坚决，但在政府（柯西金）和意识形态部门（苏斯洛夫）的双重压力下，勃列日涅夫最终还是同意首先与中国进行接触。

政府部门在一个政权中的分量大家都清楚；其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意识形态部门的地位同样极高。

苏斯洛夫曾主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长达三十余年，他有一句名言：

“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生活问题无法解决的苦恼，而并非精神的皈依。党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物质的。”

格列奇科与苏斯洛夫

既然是定下了先沟通的方案，苏联方面于1969年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联系中国，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

苏联军方非常不屑，格列奇科断言：

“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

别说，还真是一语成谶。

半个月过去了，中国方面始终未对苏方提出的总理直接会晤议题给予积极反馈。

这下子军方的态度占了上峰，勃列日涅夫批准了对中国的报复行动。

苏联国防部一众高参们经过精心策划，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中苏东段边界，而是选择了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西段边界地区——

塔城。

熟悉中国行政区划的朋友一般都清楚，新疆下辖一个副省级的自治州，名叫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塔城地区是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的一个地级单位，下属六个县。

这里与哈萨克斯坦（原苏联）接壤，草原湖泊密布，风景秀丽。

1969年8月13日上午8时，中国塔城地区下属裕民县的三支巡逻队共90余人按照既定巡逻路线开始巡逻。

由于当时中苏边境局势已十分紧张，此次巡逻出动人数是正常情况的三倍。

正当我军一支巡逻队30余人正常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争议区突然冒出了300余名苏军。

双方爆发激战。

我边防战士依仗地形据守五个多小时，因增援军队未能赶到且缺乏重武器支援，最终大部阵亡。

铁列克提争议地区遂被苏联控制。

“九一三事件”后，身负失察之责的林彪老部下、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被免职。

直到1999年11月，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北京，铁列克提地区的主权问题才得到解决。

双方边境条约明确规定，当年冲突地带划归中国。

再后来，新疆军区把当年我边防军英勇作战的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

行文至此，大家觉得苏联军方做的精心策划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单纯看铁列克提战斗，其规模比起珍宝岛尚且差得远，更类似一次严重的边境摩擦冲突。

东边丢了100分的面子，西边找回20分，似乎不是苏联人的风格。

其实这只是苏联的“诱敌之计”。

苏军直接越过边界采取极端军事报复行动，背后已经做好了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铁列克提战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诱使中国升级报复。

换句话说，苏军希望中国有所行动，而且格列奇科坚信秉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不会坐视不管。

为此，苏联方面加紧军事动员，通过《真理报》宣传铺垫舆论，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气，且已经开始走外交渠道探询美国的态度。

一切都是大战来临的迹象。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收到苏联大使的通报后，认为有必要帮中国一把，于是故意将“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重磅新闻泄露给媒体，一时间国际舆论对苏联全面挞伐

随着一系列爆炸性事件的发生，难题摆在了中国面前。

苏联可不是过家家的对手。

这个国家凶猛霸道、实力强悍，且与日本一样擅长搞“突然袭击”。

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出兵东欧国家还是1979年出兵阿富汗，苏军都是采用先发制人的模式。

面对空前的外部威胁，中国方面产生了两派互相对立的意见。

一派以林彪为首，背后是“四大金刚”为班底的军委办事组。

他们认为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高。

作为一名谨慎的军事家，林彪一度建议放掉密云水库的水，防止苏军导弹攻击水坝。

9月30日国庆节前，林彪在视察西郊机场时指示北京周边机场全部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机场值班人员配发武器，以备敌机突然空降。

另一派则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帅为代表，他们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

相对来说，毛泽东是倾向四位老帅意见的。

但尽管如此，中方一开始做的最坏预案也就是苏联突袭中国东北，在东北和苏军打人民战争。

没想到现在西北出事了，而且还被爆出“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消息。

不得已，一场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核大战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1969年8月28日，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的“九项要求”下发全国。

这九条要求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造反派”的。

过去被视为造反派标志性运动的打砸抢活动被全面禁止，专业武斗队一律解散。

不少智商欠费、一时反应不过来的兄弟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十年动荡初期天下大乱的局面开始有所收敛。

接下来的故事，便是《全面战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