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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我最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优秀”​

许倬云 高山书院 2022-06-17


以下根据许倬云先生2020年8月6日在高山大学、许倬云说历史(公众号:hsuhistory)、美国厚仁教育集团联合出品的许倬云“十日谈”第一期《疫情当下的人类社会》整理而成,文章仅为课程内容十分之一。

※整理丨张明
※编辑丨朱珍 

 



 

中国历史长久,瘟疫记载相当详细,也很多。


可真要称为大型的瘟疫,第一个记载得比较多的阶段,是在大概二世纪后半段,公元17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几乎是瘟疫不断,发生瘟疫最大的地区是禹州、青州、徐州,当年的东汉政权,也就是三国政权的核心区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

这一段时期,有医学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中国第一个医圣张仲景,他是河南人,200多人的大族,经过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自己研究瘟疫背景,写本书叫《伤寒论》。

这次连绵半个世纪的灾害,就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拉垮掉。中国人口减少,四面八方的外族都进入中国来填补这个空缺。

除了这一次,另外两次很重要的瘟疫,一次是蒙古,成吉思汗从东北起来进入中国,一路向西打,形成一个世界最强大、地区最广的蒙古大帝国。

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蒙古的海上支配力很远,当时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海上的活动,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这些船只来来往往,使得15世纪的一次大瘟疫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拉到中国。

再到明朝末年,中西方海上的来往很多,又使得西方的黑死病被带到中国东南面和华南,尤其华南。

黑死病以及其他类似疾病在近世以来造成影响,不仅塑造了欧洲的面貌,也塑造了全球的面貌。

这次瘟疫发生的时候,正好中国可能面临着一个情况:不只是疾病进入,欧洲思想,经过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也被带进了中国。但中国居然没有真正领受、欣赏西方新思想的好处。这种对自己的挑战可以是良好的,但是他们离开后明朝政府就忘了这些思想和知识。

明朝自身对外来的冲击没有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里面缘故很多。大家知道,明朝独占性跟专制独裁,使他们不主张、不喜欢臣下有挑战国家权威与皇权的批判思想,这使新的思想无法进入,这是缘故之一。

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除了经济因素,疾病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和其他影响?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影响就是疾病产生的长时间的恐惧、惊慌、不安宁,使得人们的生活作息受到了影响,很多人离开家逃亡,逃到没有人生病的地方去,或者逃到山里边去。

这种不安定,以及连连死亡的消息,满城都是棺椁的那种惨状,使大家对于自己正在建立的世界产生怀疑,觉得应该另外有更好的替代品。梦想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思想方式,或者信仰和安身立命的思想,能在这种大灾难之中,不引发向外寻求的踪迹。需要的是具有信仰的人,真诚的去告诉别人说你相信的事情不够用了,要普及另外一项宗教——佛教。东汉末年瘟疫前后,那是佛教输入中国最旺的时候。

蒙古时代输入的是阿拉伯人、回教、伊斯兰教的人口。穆斯林的宗教、观念并不能够在中国扎根,因为穆斯林人有种族限制。但也造成了后来民间的思想里朴素的“再生”观念。所以到后来基督教进来,在北方就很容易被接受。

民间宗教的改变之地,蒙古时代对明朝是有重大影响的,最大的后果就是白莲教或者当年的明教在民间扎了根,这种信仰的人为数众多。

这次全球性大的瘟疫,美国国内我可以预料,就是在这段时候,宗教活动一定加强,也许是属灵教派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是有其他新的宗教传入民间。这都是经济因素以外的信仰层面的情况。

当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如果对政府不信任,就会造成内乱,以及推翻政府的想法,这个后果就是革命和改朝换代。

所以瘟疫造成了思想的极大的冲击,而不仅是经济上极大的冲击。

我们这次“十日谈”里面,为什么第一天讨论瘟疫?

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有大型的瘟疫打击之中。其全球性的广泛传播,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全世界各地对瘟疫控制管束的能力,最令人诧异的,本来应该最有效率的美国表现得最差,几乎到了手忙脚乱的地步。

美国拥有的医药资源,卫生条件,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灾害。也许这个瘟疫的发生,助长了这个时代已经存在的长期不安。






一、中国的史无前例与美国的失控





 



薛澜

高山大学校董会主席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薛澜: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看,COVID-19对人类社会的教训是什么?对中华民族的教训是什么?

 
许倬云:全球几乎同步发生,这次瘟疫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前常常是甲地已经死了几十万人,乙地还不知道,没有感觉到死亡疾病的威胁。

这次,全球几乎立刻被告知有大的瘟疫正在进行。而且中国武汉地区史无前例的封城,1000多万人口封闭在里面,以此隔绝瘟疫、减少损害,进而控制灾区内部,设法治疗。

大规模治疗过去就有,而几乎马上就进行大规模治疗,中国是创造了历史。

若非中国多少年来积累的上亿人口治理经验,很难立刻就对一个大城市进行封城,这是史无前例的。

武汉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立刻投入力量,支援他们,增加医院。增加医院在美欧历史上都发生过,把军队的野战医院移过来应对瘟疫,中国也曾把军方医院调动出来,但从没有如此空前规模。

美国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国家,有充沛的资源,有世界最多的医院、医生比例和研究单位,但疫情发生之后,仍然反应迟缓,呈现近乎失控的情形。


我们要追究一下美国失控的原因。

美国完全可以做到很好的控制疫情。他们有充足的医学专家,美国最好的传染病专家福奇也已经进驻白宫做参谋。

但特朗普总统不相信科学,只相信自己的谎言。他不断地撒谎、不断地误导大家,若清查他的公众发言,不知道里头有多少误解、多少荒谬、多少谎言。


医院、医生以及正规管道传出的消息被总统一句话就否定掉。


这样一来,美国全国各州防治疾病、治疗疾病的步骤不一致,老百姓得到的讯息很多是对冲的。

今天美国没办法整体控制住瘟疫,甚至连全国性的数据都不能及时统计。过去这种大规模事件,一小时内全国的统计单位都会介入;这次,很多统计单位无法介入,所以不知道哪个数据可以相信。

这使得美国整体的防治工作失控,灾害不断地在加剧;按人口比例,美国的病例数以及治疗情形等指标在各国当中都是很差的。

对比两个国家的处理方式,正好配合下一讲(《中美“战争”中的世界格局》)讨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敌视,特朗普一定要给中国找麻烦,否定中国做的事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个不正常的领袖,他会否定灾难的严重性。

有组织、能管理的国家,如德国,很快进入防疫状态,掌握了怎么治疗、怎么防止疾病扩散的方法。

相比之下,英国、西班牙、法国差很远。俄国内部疫情不知道。北韩控制很严格,内部情况也不知道。台湾经过SARS一役损失惨重,但也使它这次疫情能及时控制,马上动员了全台湾的医疗人员、医疗单位去做这个事情。

通过这几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管理方式、管理规模、管理经验都对一个国家防治大型灾害有极大的影响。
 



二、对历史的判断要存一分原谅之心



 

 



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医学社会史专家


余新忠:纵观人类的瘟疫史,严重瘟疫流行对不同地区和民族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的后果。


比如,欧洲的黑死病在给欧洲人口造成结构性的打击同时,促成了科学和理性的兴起;


美洲的天花,在带走近三分之一的美洲土著人口的同时,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最终衰微。


而在中国,一方面瘟疫的损伤要小得多,另一方面似乎也没有对中国历史造成趋向性的影响。


您觉得这之间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


许倬云:假如我们选两个极端:欧洲和中国做对比的话,是有差别的,但是中间型很多。

中东地区、印度地区以及后来的大西洋、印度洋地区,都是远途过路的客人、商贩,尤其过路的大部落进军作战,造成迅速而大规模的扩散。

欧洲一端跟亚洲、中国这一端,没有中间那些过路客带来的灾害那么严重。欧洲损失了人口;中国不单是一次损失人口,后果也一般会延续很久,第二次灾害到来,就算换了种疾病也一样是灾难。



比如,赤壁之战前后的那次大灾疫,造成的后果是在淮河到汉水这条线上(吴国、蜀国和曹操对抗的战场),那条线两边的人口几乎轮换过。本来的人口被瘟疫赶走了或者死掉了,作战部队调到那里去填空,空转的土地变成了曹操作战的最大的粮食供应地和军队训练地。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上很少见到。
整个中国人口因为中原东端的大瘟疫引发了人口大规模的移动,北方从草原两端进入中原,南方从江南平原向海岸线和西南角进展。
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都有。假如没有大瘟疫造成人口的损害、损伤,把地空出来,很难有那么大规模的空地去接纳新的人口。灾害要从历史本身的情况来做判断,冷静、长远地判断,它对中国的影响极为庞大。

欧洲没有那么大批的人口来补充它的人口损失,所以刺激了由于劳力不足而造成的近代工业化,这是影响的另外一方面。

疫病造成的人口减少的情况很严重,印第安人从几千万人变成今天的很小一部分。加勒比海、印度洋那边过路商队的船只及海军带去的天花,不仅极大损害了美洲的土著,而且让印度洋许多小岛屿都变成空城。

中国则没有这个问题。天花进来后,很快就自己发展了防治天花的种种办法。这一点很奇怪,中国发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免疫现象,别处没做到。

瘟疫对中国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辽金元三代,契丹、女真、蒙古进入中原,这三代的转换,从靖康之乱一直到忽必烈登基统治中国(蒙古大帝国群里面的中国的部分)。这几十年中间不仅是有胡人进来慢慢落户生根,还有汉人胡化。胡人变汉,汉人变胡,两边变来变去。

最近100年来,假如从鸦片战争算起几乎是200年,我们的服装已经胡化了,大学学问里面80%是胡人的,我们的思想形态都是胡人的。大的战争灾难最终带来的不仅是人种的混杂,也有文化的交流混杂,到后来分不清谁是他谁是我。这就要求学者自己要谨慎。

民族和文化是两个事情,个人选择是另外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说谁如何谁就是崇洋媚外,谁如何谁就是汉奸,不能这么说。

大的时代的影响,历史长流里面,惊涛骇浪,哪些被洪水洗掉,哪些在浪端翻花,哪些冲上岸去,前浪死在沙滩上,多得很。所以,对历史的判断我们要存一分原谅之心,很多事情是人不能控制的。




三、美国的经济霸权比政治霸权更重要



 

 



梁冬 

正安康健创始人

生命通识学院创办人


梁冬:现在中美两国人民都可以观察到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情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样的对抗对于两国人民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不利,但我们作为普通人又无能为力。


请问,在这样的一种对抗中,一个普通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呢?

 
许倬云:中美的冲突与瘟疫的关系很小。我最近常常讲到,霸权不允许挑战者。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第二号的挑战者常常是第一号忍受不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出兵救援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再次出兵救援英国。两次出兵造成了军事上的、政治上的霸权。更重要的是,一百年来,经济的霸权更可观。

美国用经济手段在1980年左右把日本兴起的新经济活活掐死掉了,造成日本30年的不景气。这是很显著的例子,美国的经济霸权比政治霸权更重要

美国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第二个挑战者去掉,这个挑战者不是战场上的,而是经济场合上的挑战者。

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市场,并且让十几亿人口里四分之三的人口脱贫,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而且中国的经济起来得太快了,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心里不服。

特朗普的歪曲心理就是“America First”(“美国至上”)、“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些我们理解,但是要付出代价的。

美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二三十年来打了十六七次战争,主要是与中东的战争,但是一无所获。

追寻更好的、更多的武器,这个负担极重。


几万台军用飞机停在沙漠里,出了厂就停在这里;几千条船停在港里,造好了,没有配上武装;更不用说几千枚、上万枚核弹,以及上万枚抛核弹的飞弹。

这个负担多大。如果这部分钱省下来,美国不会穷。

美国对外贸易是顺差变成逆差,特朗普就把这笔账挂在中国头上,说“你在剥削我们”。

公道一点讲,他忘了西方剥削全世界四百年。但他不会算这笔账,他非要把中国搞垮不可。但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中国今天已经是很大的经济体了,而且还是全世界市场。

美国想退出WHO、联合国等,也就意味着,美国两三百年的成就在这样的时候一笔勾销,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个人也盼望,中国人在急剧上升的阶段要理解到,最近20年来,中国急剧大规模的上升是付了本钱的。

付出了一去不复返的资源。种粮食的土地转变成马路和水门汀,大规模的水源用掉了,中国的劳工比别处的劳工相对来说报酬少。

政府要算连环债、三角债来的话,没法算。这笔账不能以自豪跟骄傲来抵充。我最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优秀”。中国光辉灿烂上升的背后付出的是多少百姓预付的代价。
 



四、知识越丰富,我们应该越谦卑



 

 



王高飞

高山大学2019级学员、微博CEO


王高飞:科技公司一直是在社会背后的工具性力量,随着互联网普及和科技普及,互联网社区出现了,这些社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跨越国家的,例如Facebook、Youtube、TikTok。


历史上首次科技型的公司在跨越国家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有什么意义?同时,快节奏的科技企业和历史的长时段有什么样的关联?


现在Facebook和TikTok这种互联网企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像中世纪的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您怎么看?

 
许倬云:科技,尤其今天的科技企业,渗透在长时段和短时段的个人,科技无所不影响,我们每个人都被改造了

今天在Zoom上面几十人来自不同地方,但我们能聚会在网上这么谈话,在以前是没可能的。

政治每天会改变,但政治制度可以长期存在。政客改变政治,选举众人,多少选举权,多少意见发挥的权利,多少选举中间被支配了不知道,这是短期的。

更长期的是经济交换,每天人生活怎么样,生活资源是怎么来的,如何改善资源,人类才能生存长久一点。

更重要的是文化,中和在一块,潜移默化,整个世界的文化正在迅速地改变。文化和文化之间的桥梁正在建构,但文化与文化之间几千年、上万年的隔阂跟取向不一样,造成了选择方向不一样。

但是不同的文化在今天被逼迫着要互相接触,要走向交换,走向理解,走向融合。这条路最难走,但是依旧要走顺畅。这条路走不顺畅,就会起摩擦,你死我活;走顺畅,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可以是仇人,可以是爱人。

随着经济的世界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间隔确实也在逐渐减少。

一个正在变动的世界,没有权威存在的。你刚才讲的教会、支配者,没有一个支配者愿意放弃支配的权利。但是今天讯息这么普及,经济力量如此强大,任何支配者都没有办法说“我的支配力量永远在我手里”。因为人脑子是活的。

人的脑子是活的,但同时也是死的。每个人接受的讯息、接受的意见不一样,消化程度也不一样。怎么样把差异和分歧综合起来,去找更多的共同的理想?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理想很难找到。

过去我们把空间叫做场、人,第一空间是点,第二空间是线,第三空间是立体性。

假如没有拓扑结构,基因的结构图就画不出来;假如没有复杂的空间想法,多维空间、N次空间的安排没有办法处理。

宇宙怎么去理解?空间与空间怎么折叠,怎么卷缩,又怎么扭曲?不同空间相碰的时候,扭曲、纠缠到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几何学可以去解决,必须要从多样变化的空间的角度去想。多样变化空间,其复杂的程度可以追寻到无限大。

知识越丰富,我们其实应该越谦卑。大多数人包括特朗普不会这么想。今天,对知识有尊敬,但我们理解知识有限度。

知识里面一大半是经常不断改变的,最多的是历史知识的改变,每一次反省昨天的时候,意义都不太一样。
 



五、长江是重要的也是特殊的



 
 



文厨 

高山大学创办人、校长


文厨:您在《万古江河》里写到,“黄河是黄色的,是艰苦的;长江是绿色的,是快乐的”。


我最近做了叫“问长江”的一些公益的事情,现在国家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进行长江大保护,您对环保方面有什么建议?

 
许倬云:对长江,我是非常熟悉的。我生在厦门,祖籍是江南,抗战期间一直在湖北、四川打转,尤其是武汉到宜昌,洞庭湖和长江相逢的一段。长江三峡我走过七八次,不是自愿走的,是日本人一打过来我们就撤。

长江非常重要,也非常特殊。


三峡上面两边把住长江的是大巴山跟秦岭,尤其在秦岭这边有很多石灰岩。秦岭跟大巴山中间有很长的汉中盆地,有非常狭窄的古道。在贵州、湖北、湖南那一带,也是石灰岩。石灰岩可以透天洞,就是溶化之后,洞里边大得可以摆个村落。
这种地形,两条岸边夹着石灰岩,长江在里面走的话,藏着很长的一条平行的斜线,坡度大概可以到70-80度,甚至是120度。

这就带来问题,本来不在长江水流所达的地方,石灰岩很结实,而由于水坝的存在,水流到达了原本没能达到的地方,长江两岸的石灰岩溶化出一条条的缝。可能很快,也可能一百万年,但早晚会溶化。

石灰岩缝打穿以后,长江里的水就溢出去了,不是从大坝,而是从两边出去。就会造成长江左右两边的影响。

再看看长江水坝,造得再好,还是没有办法阻挡流沙沉淀在水库里面,堵塞到发电机里边。2002年我去到黄河三门峡大坝,看到上游确实是清的,泥沙沉到了坝里去,但坝里面本来的8个发电机组,只剩下一半可用,另外一半都堵死了。

埃及的阿斯旺大坝也一样,不但废掉了,下游本来肥沃的尼罗河平原也变得没有用处了。而尼罗河灌溉,曾支撑了古代埃及的发展。





“现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国政治体制,居然沦入如此困境!中国将来的途径应是如何?我愿意在检讨美国历史之时,向台海两岸的中国人,一抒个人的感想。”

2020年8-10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先生将在高山大学作“十日谈”,将他一生积累的广博阅历、炉火纯青的智慧与融会贯通的知识提炼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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