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2年—718年（伊斯兰历10年—100年）
“的确，你应该征服君士坦丁堡。这是伟大领袖与英勇将士才能立下的功业！”
“死亡之风一把将他们抓住……罗马人被围困，阿拉伯人也好不到哪儿去。饥饿迫使他们啃食死尸和彼此的粪便秽物。他们不得不自相残杀，如此才有东西可吃。一莫迪乌斯（modius）的小麦居然要价十迪纳厄斯（denarii）。阿拉伯人吞下小石子解饥，也吃船上的垃圾。”
我们不知道那位信差的名字，但我们都活在其信息的余波之中。
公元7世纪仲夏，身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年仅25岁。当时有消息来报，一支凶猛的、自称“穆斯林”（即顺从真主之人）的阿拉伯人军队，率领着还飘散着新鲜松木香味的、由两百多艘舰船组成的海军攻打了塞浦路斯（Cyprus）、科斯（Kos）、克里特（Crete）与罗得（Rhodes）诸岛。君士坦斯与他的基督徒大臣知道这些穆斯林追随信仰还不到一代的时间，也知道他们是沙漠民族，面对大海总是战战兢兢，在阿拉伯街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骆驼肠胃的胀气声都比鱼的祷告来得动听。”君士坦斯的军队人数众多，拜占庭也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足以上溯到一千四百年前希腊水手建立君士坦丁堡之时。因此，君士坦斯从拥有着闪亮的金色圆顶的君士坦丁堡出征，祈祷这场战争可以狠狠羞辱他的穆斯林敌人。
然而，交战不到一天，蒙羞的却是君士坦斯——他打扮成普通水手的样子跳船逃生，然后蹲伏在民船的甲板上，拼命逃离现今位于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杀戮战场。这场阿拉伯与拜占庭、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伤亡惨重，据说周遭的海面全被鲜血染成了深红色。在穆斯林的史料里，这场战争被称为“船桅之战”（The Battle of Masts）；他们启用的新型夏兰迪战舰（shalandiyyāt），能用绳索套住拜占庭的德罗蒙战舰（dromon），迫使对方进行近距离的肉搏战。令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难堪的是，尽管拥有了各种战前优势，最后还是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赢得了胜利。
往后半个多世纪，有“上帝的尘世居所”之称的君士坦丁堡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在现实中遭遇困境，心理上也落了下风。人们相信君士坦丁堡是蒙受神恩的城市；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君士坦丁堡永不会被征服。就在一个世纪之前，这座“新罗马”，世上最富庶的城市，曾是版图广达260万平方公里的基督教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虔诚信仰城市的守护者圣母马利亚，甚至称她是君士坦丁堡的“统帅”。
君士坦斯皇帝逃离战场后，先是折回君士坦丁堡，最终逃往西西里岛避难。首都进而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兵锋之下。皇帝弃城而去，居于君士坦丁堡和附近的古希腊卫城的民众，只能空望着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他们分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与金角湾（Golden Horn）沿岸，无法组织起像样的防线。对有些人而言，阿拉伯的征服似乎已成定局。公元632年（伊斯兰历10年—11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在他死后不过数年的时间里，穆斯林看似已有统治绝大部分已知世界的可能性。632年，阿拉伯军队攻克了拜占庭的叙利亚；636年，拜占庭大军在雅尔穆克（Yarmuk）遭到攻击，节节败退；640年，阿拉伯人占领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拜占庭的埃及行省门户洞开；641年，亚历山大（Alexandria）沦陷；642年到643年，的黎波里（Tripoli）被占领。此后，阿拉伯人转而北上。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伊斯坦布尔就会成为哈里发（Caliphs）的领地。
然而，“船桅之战”后，双方进入了休战期。新兴的穆斯林共同体因为一连串的危机与内讧，实力锐减。最终在661年，伊斯兰世界分裂成什叶派（Shia）和逊尼派（Sunnis）。这种分裂的态势一直延续至今。在君士坦丁堡，民众生活如常，只是多了几分焦虑。许多人选择离城，他们不知道继续待下去是否能得到温饱与安全。拜占庭帝国近来引进了一种刑罚——劓刑（rhinotomy）——失势的皇帝会被割掉鼻子（他们的妻子则会被断舌）。黄金鼻套因而成了拜占庭皇宫以及皇室所到流放之地的特色。在君士坦丁堡的边远地区，像伯罗奔尼撒地区（Peloponnese）的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居民纷纷躲进防御工事里；而在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人们把他们的房子、教堂和粮仓通通藏到了软岩之下。君士坦斯皇帝甚至想把首都迁往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Syracuse）。
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667年，以及紧接着在668年和669年，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兵锋直抵君士坦丁堡的金门（Golden Gate）。穆斯林沿用了希腊罗马船舰与希腊埃及的船夫，这些是他们在642年征服亚历山大港后强行征用的。阿拉伯人在迦克墩（Chalcedon）下船；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迦克墩与君士坦丁堡仅1000米之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峡对岸的城市风貌。阿拉伯的穆斯林对困在这座“举世倾羡之城”（World’s Desire）的人们极尽揶揄恐吓之能。毫无疑问，阿拉伯人是新兴的海上霸主。每年春天他们都会从小亚细亚沿岸的基齐库斯（Cyzikus）发动攻击。君士坦丁堡只得仰赖“秘密武器”——希腊火（Greek Fire），才能击退阿拉伯人。希腊火混合了高加索原油、硫黄、沥青和生石灰，有凝固汽油弹一般的效果。此外，君士坦丁堡还依靠避居西西里岛的君士坦斯建造的500多艘船舰维系火力。近来对于叙利亚与穆斯林史料的研究指出，我们应该把阿拉伯人的这些早期攻势视为侵扰性的活动，而非倾尽全力的持久围城战。
虽然被君士坦丁堡的高墙和先进武器击败，穆斯林大军仍旧觊觎着这头肥美的猎物。717年（伊斯兰历98年—99年），穆斯林再度兵临城下。早在711年，阿拉伯人就在直布罗陀（Gibraltar）建立了根据地，侵袭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土地。彼时他们已横扫中东、北非，也占领了欧洲的边缘地区。接下来该轮到“上帝之城”了。717年，攻城部队在以叙利亚为根据地的倭马亚（Umayyad）哈里发苏莱曼（Sülayman）的兄弟率领下，从海陆两路进攻。在此之前，拜占庭已失去对高加索与亚美尼亚的控制。18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支援着一支规模庞大的穆斯林陆军。君士坦丁堡的领导人惊慌失措，他们下令，城内居民必须证明自己拥有作战不可或缺的资金和足以支撑一整年的储粮，不合乎这一标准的人均被逐出城外。同年，守军在君士坦丁堡知名的数重城墙之间种植了小麦。与此同时，穆斯林们正因一道“天启预言”而大受激励——他们相信能攻下君士坦丁堡的统帅，是一个与先知同名的王者（“苏莱曼”正是阿拉伯文里的所罗门）。一支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Berbers）为主体的进攻部队开始大量囤积武器辎重，其中包括了石脑油；他们还迅速地用泥土在君士坦丁堡外头筑起一道墙，将城市完全包围起来，意在让城内的守军陷于孤立，无法与盟友联系。
但是，阿拉伯人的计划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的舰队无法封锁君士坦丁堡靠海的那面。首先是因为“超乎常理”的希腊火（由皇帝亲自站在君士坦丁堡城头指挥将士操作）；其次是因为穆斯林船舰上那些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Coptic）埃及人有不少变节了，继而补给、士兵能在夜幕掩护下从漆黑的海面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城内，城内士气也有所增长。此外，博斯普鲁斯海峡变化莫测的水流，让从马尔马拉海前来增援的穆斯林船舰吃尽了苦头。阿拉伯人对邻近乡村的破坏，导致自己也无粮可吃；饥荒、恐惧与疾病一波又一波地侵袭着阿拉伯人的营地。严冬降临，大地覆盖上一层雪毯，困于城中的人相安无事，在外头围城的人却吃起了自己的驮畜，到后来甚至演变成了人吃人的局面。
终于，在718年8月15日，也就是圣母安息日（the Feast of Dormition）这一天，阿拉伯统帅下令撤兵。民众相信是君士坦丁堡的守护者圣母马利亚带来了胜利，战争期间她的形象一直在城墙四周展示。筋疲力尽的君士坦丁堡军民发现情势对己有利，于是振作精神对败逃的敌军发动最后一击。许多穆斯林溺死，余下的士兵则饱受保加尔人（Bulgars）的骚扰。生还者迂回撤退到同盟国的领土上，然后返回故乡。
这些事件尚未被写入历史，就已经成了传说。一系列的攻守大战和英雄事迹，为我们引出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这座城市同时拥有两副面孔——它既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也是一个故事。
在往后好几个世代的对抗中，这些关于围城与海战的歌谣不断地在双方的营火堆旁传唱。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日后的史料继续描述：传言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只是用他的十字架轻触博斯普鲁斯海峡，穆斯林舰队就沉入了海底。许多人宣称，君士坦斯举起十字架时，他的士兵同声唱起了《圣经》中的诗篇；而在穆斯林统帅穆阿威叶（Muawiyah）展示新月旗时，底下的士兵则齐声以阿拉伯语诵念《古兰经》。这些编年史家忽略了一件事——双方阵营讲的或许都是希腊语。当两边的士兵与平民高声威吓对方或低声诵念祷文时，彼此应该完全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
不管是基督教家庭还是穆斯林家庭，717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之役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也是一场迟来的胜利。奥斯曼人会在日后前来朝拜城内的清真寺与神龛，因他们相信这些寺庙神龛是在围城时期兴建的。许多阿拉伯文献宣称实际上是穆斯林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到后来君士坦丁堡确实被征服了，领土也遭到吞并。在传说中，早在674年围城之前，耶齐德一世（Yazid I）就登上了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头，他因此得到了“阿拉伯少雄”（fata al-‘arab）的称号；为了给遭屠杀的穆斯林复仇，阿拉伯诸将攻入城内，在圣索菲亚大教堂（Haghia Sophia）绞死了拜占庭皇帝。在西方世界，君士坦丁堡遭受磨难的故事至今仍被咏唱。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从水陆两路解救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的帕兰诺平原战役（the Battle of Pelennor），就是从君士坦丁堡围城得到的灵感。每年的8月15日，基督教世界的许多人仍会感谢圣母马利亚奇迹般的守护力量。君士坦丁堡久攻不破，反倒增加了她的魅力。在许多人心中，君士坦丁堡有着无可取代的分量。
除了胜利凯旋的故事，拜占庭史料还明确提到，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围攻的时候，阿拉伯人占领了罗得岛，击碎了古代世界奇观太阳神铜像（Colossus），并将其卖给了一名犹太商人（也有人说这座铜像在公元前228年的一场地震中倾倒，历任罗马皇帝都曾予以修复；还有一说是铜像其实早就被推入海中）。这座上古时代的庞然大物需要900头骆驼（少数编年史家激动地说要3000头）才能运走、当废金属卖掉。这一奇闻在许多中世纪文献中有着生动的描述，不少享有声誉的近代史作品也曾提过它。然而遍观阿拉伯史料，却从未有这方面的记载。又或许这段“历史”只是一个虚构故事，影射了据信为犹太人与撒拉森人（Saracens）所特有的故意毁坏公共财产的不良习性，与毫无文化修养的作风，并且带着一丝末世论的焦虑情绪。
文化能制造记忆，对于历史的期望往往和史实一样有力。
这就是伊斯坦布尔，是故事与历史彼此融合的地方，是一座以理念和信息罗织自身记忆的城市。它是众人竞逐的目标，意味着理念和梦想，也意味着现实。长久以来，伊斯坦布尔维持着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传统，该传统与现代思想的诞生一样久远——它用过去的叙事，让我们认识当下的自己。从史实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人的失败确实使他们改变了企图。此时他们想要的已不再是“砍下拜占庭帝国的首级”，而是专注于巩固东部、南部和西南部的领土。这么做的结果，是两个一神教帝国长达七百年令人不安的对峙，由此形成了和战不定的关系。但谁都未曾忘记，有块“梗在安拉喉咙里的骨头”尚未取出。
对众多宗教的信徒和东西两个世界而言，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座城市，它还是一种隐喻和观念、一种可能性。它描述了在想象中我们希望前往和安顿灵魂之处的模样。它是一座鼓励观念与军队、神祇与商品、内心与身体、心智与精神自由徜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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