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觉得自己过于刻薄之际，我就会用奈保尔作为安慰，毕竟谁也刻薄不过奈保尔。
奈保尔的刻薄，甚至被认为到了恶毒的程度，就像这本奈保尔所写的《看，这个世界》就一向就被视为奈保尔刻薄同行的典范，即使译者的读书笔记也忍不住吐了句槽“就是不厚道的奈保尔”。
如何不厚道法？姑且不说他看不上边远地区的写作者的某些花招，比如来自特立尼达的同乡诗人沃尔科特，即使后者已经以诗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还是不客气地指出其书写中的空洞，“他赞美空虚，予其一种知性内涵，他给他们的不快乐以一丝种族意味，从而更便于处理”。更不用说他对在海外引发一定反响却无力揭示印度本质的印度英语作家的质问，“这种写作只是老式的印度式自吹自擂吗？……在更大程度上，它们应该属于英美出版文化吗？”
即使对于文学中心甚至跻身大师神殿的福楼拜，奈保尔仍旧锐利。他认可《包法利夫人》中经得起推敲的细节之美，却对福楼拜另一本著作《萨郎波》大加鞭挞，“五年后发表《萨朗波》的福楼拜似乎是另外一位作家”“在这本长篇小说超过一半的篇幅中，这一线索跟那场可怕的战争平行进行，是福楼拜无中生有写出来的……表现得做作……更像是看到一位作家被禁锢在一种借来的形式中——舞台剧，歌剧——看到别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
这些话看起来很恶毒，甚至有评论认为是奈保尔江郎才尽对别人攻击。其实我觉得这些评论绝不轻佻，换而言之，奈保尔的评论固然批判居多，其点评打在痛处，并无私人恩怨，甚至略过私人情感的牵扯去谈论写作，比如谈论他的父亲的写作其实对于情感是颇为克制，而最为典型的是他对于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的评价。
安东尼·鲍威尔和奈保尔可谓相逢于微时，当时作为移民作家的奈保尔25岁，已经安于英国社会中上阶层的鲍威尔52岁。安东尼·鲍威尔从作品到生活都充满英国式教养，因描述英国生活尤其乡间风俗甚至有英国普鲁斯特之称，算得上对年轻的奈保尔有温情与礼遇。即使奈保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垂青，“出于我没能明白的什么原因——我们之间千差万别——他待我以友谊。”相逢之时，奈保尔觉得鲍威尔睿智，两人也交谈颇多，6年之后鲍威尔去世，奈保尔始终也觉得这份友谊珍贵，但是等他为了要写纪念文章而开始阅读鲍威尔，突然觉得其写作完全没有叙事技巧，而且有奇怪的自负，他不得不感叹“友谊能够持续如此之久，也许就是因为我不曾细读过他的作品。”
这真是悲哀，因为朋友的去世而了解朋友的作品，最后却不得不断言幸好没有早读。奈保尔因此没有写关于鲍威尔的纪念文章，因此也被人说他“亵渎了友谊”，这些多少也构成奈保尔为人恶毒的一种证据。不过在阅读奈保尔对于鲍威尔写作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奈保尔尝试给予理解，但最终却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审美标准，鲍威尔确实不是他能够看得上的作家。既然如此，如何悼念呢？要么不真诚地写篇客套文章，要么写一篇恶毒文章甚至借机彰显自己，要么隐晦地什么都不写，奈保尔在当年选择了最后一种，我觉得这已经属于给鲍威尔的温情——毕竟在艺术这样的审判席上，天分和才华是最为重要的，教养、勤奋等等因素如此次要。
更重要的是，鲍威尔一生待人友善，奈保尔尚且感念温情，但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降阶交友过多过广，自然也招致无由之辱，奈保尔也亲眼看到一个鲍威尔假朋友对奈保尔说，“托尼·鲍威尔，平庸的完美”。即使鲍威尔有生之年，已经有人选择通过看似中立的毒舌评价贬损鲍威尔来借机张名，比如伊夫林·沃的儿子布罗就曾针对鲍威尔的新书发表一篇侮辱性文章，甚至和鲍威尔的那本新书以及新书文中无关——更为讽刺的是，这篇书评发表在鲍威尔作为撰稿人多年的《星期日电讯报》，他甚至还把撰写书评的活介绍给奈保尔。
对于这些攻击，鲍威尔受伤很深，但是还是以英国式的教养对待，甚至大度解释布罗攻击他是因为和父亲伊夫林关系不好，布罗则继续放话伊夫林从未把鲍威尔当做朋友——奈保尔评价布罗的文章“极不公平”，我甚至理解他对于鲍威尔也有隐含的愤怒，如果需要有人说出鲍威尔的平庸，大概也应该由珍视鲍威尔友谊的奈保尔来做，而不应该由“拿腔作调”之人来做。
比起这些真假朋友的对待，我觉得奈保尔的叙述对于鲍威尔作品评价虽然不高，但对鲍威尔的友谊其实不乏温情，即使他犀利嘲讽指出鲍威尔的局限，其中未尝不带有某种惋惜，或许他认为这种匕首式的嘲讽只能是朋友给予比起陌生人更好，“我感觉这个人，我的朋友，也许写了书，也许过的是文字生活，却不是他想成为的作家。”文字总是充满陷阱，但也在揭示真相，奈保尔关于鲍威尔这章，也许其中不乏对于有人批评他亵渎鲍威尔有意的自我辩解，但他开篇所谈写“下笔不易”并非虚言。
《看，这个世界》出版于2007年，出版于《我们的普世文明》（The Writer and the World）的5年之后，此时奈保尔已过古稀，功成名就，不仅不写虚构小说了，连非虚构的游记也很少写了。这可以理解一本作家对于自己文学理解的梳理，甚至不是一本文学评论或者书评散文，但其中更多谈论理解方式，或者说，对于世界的洞察力，“我只希望以个人的方式，列出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接触过的写作，我说写作，但更确切地说，指的是洞察力，一种观察和感觉的方式”——本书副标题是“ Ways of Looking and Feeling”，我认为可以翻译为“观察的方式”。奈保尔并不是存心和格林、鲍威尔、福楼拜等人过不去，但这些人确实提供了某种模板，即在他们这个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存在各种不同的局限，“他以为自己的世界是唯一重要的世界……福楼拜以为19世纪法国复杂而纠缠的历史最重要，大家都了解……俄国人（除了屠格涅夫）和马克·吐温总是写得清晰。奇怪的是，等到最后尘埃落定，那些写作时似乎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人，倒有可能暴露出他们才是土里土气的。”
我喜欢奈保尔，而他对我启迪确实不止步于写作技巧，而更多是世界观拓展，他的刻薄恶毒也可视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他不是一个依赖叙述而是依赖智力与视野的作家，他了解很多世界，而且洞悉不同世界的局限，难得的是几乎一生都能够处于写作的状态之上。或许另一位诺贝尔奖作家帕慕克的说法可以作为注脚之一，“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所谓“无根性”，也就意味着摆脱了某种单一世界的视角，这也意味着有着多种根性，这本身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比起另外两位，奈保尔出生更晚，他的人生也更遭受现代的冲击，他的世界显然也因此更丰满。
我读了奈保尔之后常常思考，如果奈保尔来写这个话题如何写，或者他会如何写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确定知道奈保尔不会按照我们已经看到的流行方式来写，问题不在于写作本身，而在于洞察力的问题。当下中国，有人耗尽全力能够看到世界一角，然后按照已经读过小说的方式模仿写下极其表层的认识，要么就是借用看到的材料来填充自己本来已经贫乏的认知。这或许是一种快速的方式，但这不是奈保尔方式。他是一个年轻时候写书评写新闻都会费尽时间的人，或者说，他不屑做敷衍功夫，这并不容易，我们都面对各种压力。
但归根结底，你可以假装成为一名作家或者什么别的，但是最终无法假装具有洞察力，正如奈保尔所言，只了解一个地方的写作是“虚假的世界观”。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个偶然成为作家而深具洞察力的人，“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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