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 | 从新冠肺炎疫情反思高科技崇拜

编者按：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博古睿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老师因病于2022年6月8日离世。为纪念张祥龙老师，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将于近期回顾张祥龙老师与中心合作期间的部分著述及珍贵影像。

作为回顾系列的第一篇，本文“从新冠肺炎疫情反思高科技崇拜”刊载于

《走出人类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思》（中信出版社，2021年11月）一书。

博古睿学者刘晓力教授拍摄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笔者与亿万国人一样，终日忧心忡忡，盼望“拐点”到来，祈祷疫情消退。2003年，我们经历了“非典”，举国震荡。但这次的疫情看来更加凶猛，病毒更加难驯，传染性也更强。值此时刻，除了做些力所能及的预防举措之外，笔者深居宅中，却不能不思考这类疫情一再出现给予我们的某种警示。截至本文写作时^*，笔者看到了不少带有各种倾向的相关评议，但将这种瘟疫现象与高科技崇拜关联起来的，似乎还未见到。

首先，我们要承认两个事实：第一，疫病是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灾害；第二，源于西方的高科技，尤其是医学和药学领域的高科技，在近现代是抵御威胁人类的某些疾病的一种利器，比如青霉素之于炎症感染，各种疫苗之于传染病，手术之于自内障、阑尾炎、牙疾、外伤、难产，等等。总的来说，现代医学的高科技及其相关认知（比如有关疾病来源和公共卫生必要性的认知）有力促进了人类寿命的延长¹ ，毋庸置疑是人类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如果将这些高科技奉为相关领域的唯一真理，排斥其他科技²和知识，则会陷入高科技崇拜，而这种崇拜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生存是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本文想结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论述这一判断。

基于上述所言，读者应该已经明了，笔者并不反对高科技本身，对这种高科技的积极成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笔者认为，需要批评和抛弃的，仅仅是对高科技的崇拜。接下来，笔者将主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高科技崇拜＂？高科技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成果？高科技的局限在哪里？高科技崇拜带来了或将可能带来什么危险？这种局限和崇拜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有什么表现？高科技独大的状态如何能够转变为适度科技的广泛运用？

什么是高科技崇拜？

首先，什么是高科技？从字面上讲，高科技就是高端的、先进的、前沿的科学和技术。但从其实质内容上讲，高科技是被充分对象化的、能较快地产生新奇效果——新的生产力、商业利润、诺贝尔奖项，提高科技“异人”的名声，从而提升持有者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新科技。一项科技产品，越是被精确地对象化，也就是数量化和系统形式化，就越容易成为一种具有改造自然事物和入际关系的力量和手段。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时至今日，西医对于人体和疾病的看法巳经相当对象化了。西医认识人的身体主要通过解剖学，由此而得知人体组织、器官、体液和神经网络运行的知识；后来又发现了细胞、细菌、病毒和基因这些更精细的对象，并通过它们来解释人体的形成和疾病的成因及治疗。特别是基因的发现，被视为人类获得了理解和改造生命体（包括人体）的 “钥匙” 。与之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反的是，中医虽然也有自己的有效研究方式，基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理论和假说，充满了时间化或时机化的理解，但它对人体的认知不是精确地对象化或物理空间定位化 的。中医对“五脏六腑”的认知，也不等同于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这曾成为中医被攻击不科学的理由之一），更多的是功能性的、交叠式的或全局意义上的认知。经络基本上是非对象化的，但又是真实的人体存在，将它还原到某种身体对象上，比如“细胞—缝隙—结缔组织—血管—淋巴—体液（内分泌一免疫）一神经多元系统”，即便有所帮助，也替代不了中医原本范式中直观自明的经络理解。中医通过脉象知晓身体状况和病情，也不是对象化的因果关系可以合理解释的。至于五运六气等时间化的学说，就更与对象化思维挨不着边儿了。所以，中医不是高科技。

又比如，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由硫、硝和炭组成的黑火药，这看似是一种对象化研究的成果，但实际情况也不尽如此， 它与西方人对火药的发明和运用很不同。华夏古人很早就用硫和硝来治病（故称之为“药”)，后来道士为追求长生，使用这些药材炼丹，在这一过程中随机发现了黑火药。之后，黑火药在中国被用于制造杂耍和马戏中的烟火效应，或辟邪和庆典用的爆仗烟花。再后来，黑火药才开始被用于军事， 但因未得到充分对象化的研究，其威力不大，很难被精确运用于武器的快速发射和强烈爆炸中。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朝野的强烈关注，所以这种火药在中国也没能主宰后来的军事发展。中国古代有过许多发明，都是这样不经意地任其作为对象消失了，这是华夏古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所导致的，他们对充分对象化的科技有某种本能的和理性的警惕及忽视，无论儒家还是道家，皆是如此。黑火药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影响了西方人的经验感受。但西方人以更加精准对象化的方式，创造了现代火药。它起源于1771年英国的P．沃尔夫所合成的苦味酸，这是一种黄色结晶体，“黄色火药”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在100多年中，火药经诺贝尔等人多次改进，越来越可精确对象化，在现代科技的互联系统中，演化成能够用于机枪、自动步枪、开花炮弹、火箭弹的现代火药，可杀生如麻、炸洞削山。

毋庸讳言，到目前为止，高科技源于西方，也就是欧洲和北美洲。高科技的方法就是将被研究者加以精密地、系统地对象化，通过预构的假说和实验检测的结合来发现新的突破点。所以，它的理想研究范式是古希腊开创的数学，比如《几何原本》，既有形式化的精确性，又有可计算的推演性和可核查性。当然，为了能够将触角伸向物质自然界，它需要反复实验，但这些经验实践服从于数理化和理论模型化的研究框架， 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文明中产生的“经验性的“科技（这种判断并不准确，下面将论及）。

其次，什么是高科技崇拜？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即将高科技当作每个领域、事项的唯一真理，要向全世界无条件地推行，同时将在同一领域和事项中的其他研究或实践方式视为异端邪说，起码是非真理，一定要排斥、打倒而后快和心安。这种崇拜的历史来源或思想方式的来源，主要是西方宗教对于唯一至上神的崇拜。这种宗教坚信自己是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唯一真理，信仰者有责任将其向全世界传播；同时全力排斥其他宗教，包括它们内部的对手，视之为魔鬼唆使的异端邪说。当西方近代科学，比如哥白尼的天文学出现时， 他曾遭到天主教教会的严酷迫害，布鲁诺还为此被烧死，但当这种科学和技术取得当年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地位时，某些人，尤其是一些哲学家乃至政治家就扮演起了教会神父或宗教裁判的角色，宣称高科技的真理垄断权，以及那些不同于它的另类科技的低劣性、虚假性（伪科学性）及有害性。用《旧约》中的话来讲，他们捍卫的是“一个嫉妒的神”(《旧约．出埃及 记》，20: 5)，绝不会容忍信徒们还同时信奉其他的神或替代品。简言之，虽然这些崇拜高科技的人的具体主张与天主教会的主张不同甚至对立，但两者的思想方式是一致的，都是唯我独尊、非此即彼，要争个你死我活。有些科学史家还有根有据地做了这样的论证，即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出现与西方宗教之间有某种内在关系。³

有的人会说，科学与宗教的本质是不同的，科学可以被经验证实，从而造福人类，但宗教不能。宗教也许会反唇相讥：科学发现只在某些领域被（暂时）证实有效，但在那些关乎人生大节的事项上，比如人生意义的获得、做出重大抉择的价值依据、屡遭挫折时的信心重建等，科学的学说是尤效的，而宗教的真理性却被无数的人生经验证实。

科学史表明，一个时代的科学真理，可能被后来时代的新发现修正，甚至在某些要点上被推翻，比如牛顿力学被相对论修正，平直空间的设定被推翻。量子力学的某些发现，更是颠覆了以往的多个科学真理，连爱因斯坦当时也接受不了。这表明，所谓通过高科技掌握的真理，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如果那意味着完全符合实际并因此能给人生带来幸福的话），而只是一些会给掌握高科技者增强力量的知识和技术。所以，高科技崇拜所真正崇拜的并非真理，而是力量，而且是不断增强的力量，因为高科技实际上是永远还不够高、总要更高的科技。

高科技为什么能取得

如此出色的成果？

按照目前通行的衡量标准，相对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科技，高科技取得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何在？前面讲到，高科技通过科学假说和实验检测的结合来运作，而科学假说中浸透了西方形式化数学的精神。所谓经验中的实验检测，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假说，是各种科技都会实施和提出的，只有假说中的“西方数学因素”为高科技所独有。“数 学因素”⁴,是指让人能做一种自己与自己玩（总有新的组合可能，可判定输赢成败）的形式化游戏的结构。因此，它具有一种内在于形式的推衍能力，让科学假说可以探伸出超经验的预设触角，比如根据某种引力异常推想并计算出某个地方可能有一颗行星，根据某些理论预设推衍出光线穿过大引力场会产生某个角度的偏斜。这样一来，即便后来实验的结果大多不是肯定性的，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假说引导下进行的实验一旦应合，其所达到的新奇和随机引发的深度，是其他类型的实验和经验尝试无法抗衡的。这种数学因素深刻影响了整个高科技探索的进程，即便某些学科，比如18—19世纪时的生物学和医学，当时还不能充分体现数学形式。这就是康德讲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格局。人通过所谓先天有效的数学形式和概念化因果推理，形成能够对自然进行精确对象化发问的科学理论和实验设计，在反复的检测和理论修正乃至革新中，严刑拷问自然，逼它吐露出在别的情况下本会隐藏的秘密。所以，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就不只是对经验的观察、归纳、消化、联想、提炼乃至慢慢体会（如广义的博物学），而是主动的和残忍的（想想那些在动物活体上所做的实验吧）定位逼问。因此，它获得的成果——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更加突出的、充分对象化的、总无止境的（绝无“止于至善”这一说）和惊人的（如果不是令人惊恐的话）。

高科技的局限和

高科技崇拜的障眼术

上面的讨论让我们看到，高科技的可怕创新力量建立在它的偏执之上。数学因素既能出奇，又体现出偏执，它让人只看到形式突出者的存在和价值，而且倾向于A∨¬A（不是甲就是非甲）的二选一架构。以科学假说加极端化的实验来拷问自然，居然就能拷问出来，本身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 却违背了人们的常识，这其中的关键还是数学因素。数学这种似乎是自恋的——直观自明的纯形式化棋艺游戏，却可以透露出茫茫宇宙和大千世界的某种关键信息，对于日常经验的视野而言，实乃不可思议之事。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却没有讲出很中肯的原因。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⁵中对此给出的理由是：数学是人类感性直观的纯形式（空间和时间）表达，而人类只能透过这种形式应对世界，就像你永远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如果有一种知识，也就是数学，它能展示这副眼镜（首先是镜片）的内在构成机理，那么对你了解世界的秘密肯定大有帮助，起码能够给出重要提示。再者，这种直观纯形式通过将先验的想象力⁶与知性概念结合，更有助于形成对世界的先天预想或预感。可惜的是，康德后来感到这种先验想象力的中心地位对于观念化理性或统觉的学说形成威胁，就大大压低了它，以至于堵塞了人们对它的深入探讨。⁷

可见，康德的回答尽管很有启发，但也有重大疏漏。说得更具体些就是，断定西式数学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的唯一表达，以及牛顿物理学是对物理因果关系的唯一表达，就失之独断。比如，他以欧几里得几何作为空间纯形式的唯一呈现，对于他虽然是自明的，就像那时说“过直线外一点只能做一条平行线”是自明的一样，但后来非欧几何的发现表明，几何可以不止一种，过直线外一点可能做出不止一条平行线。虽然这种疏漏似乎只是在西式数学和科学之内，但这种根底处的反例（结合库恩的“范式”说）还是显示出，康德所谓的“先天”有效范式，或人认知世界总会带有的“必要偏见”，并非一元化的，也不必是形式化数学的。只要能形成“研究范式”⁸具有某种形态的推衍力，那么就有伸展出理论预设从而引导实验的能力。比如，数学可以不那么形式化，就如中国的《九章算术》所显示的，甚至《易》象数也是一种有某种先天推衍力的架构。而且，“范式”包括但不同于具体的研究方式，它的规范形式是自涉的和全方位的，即它本身就包含着对范式的规范，并没有一个标准能衡量所有范式的优劣。可见，不同的研究范式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高科技研究范式的长处是数理形式化、精准对象化、强力化、竞争化，推崇这些长处的标准（比如“更高、更快、更强”) 也属于此范式，因此以往另有一些范式，比如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泛神论的，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并不赞同这样的标准。

由此可知，“先天”⁹并不等于“唯一”。人并不是神，并无超越其生存方式——生理结构、所用语言、所处环境、所承文化、所临挑战的完全透明的认知方式，总有本能和际遇造成的先天前提或先天色调。科学家也是活在其境况或“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中的人，因此任何科学研究也必有其先天预设或研究范式。但如上所析，构成此先天预设的时空间的纯形式或纯象，是非对象化的，因此绝不会纯粹到只有一种表达形式的地步。“先验想象力”构造的“纯象”(reines Bild, pure image）¹⁰或“图式”(Schema)超出了可对象化（包括观念对象化）的形式，就像纯三角形超出了任何具体的三角形（但还不是概念），也超出了欧氏几何乃至任何几何范式所规定的抽象三角形。我们甚至可以问：难道三角形只能是二维、三维，而不能是四维和五维的吗？“再生的想象力” 达不到超三维者，但“先验的、发生性的想象力”就有可能。

高科技崇拜完全盲目于科技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将高科技吹捧为科技中的唯一真理，打压其他科技，将高科技带有的天然的甚至从某个角度看是合理的偏执，加以意识形态化和观念固化，从而阻断从其他角度研究自然的合理可能。

高科技成果对于人类来说，有时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度危险的，比如一些化工产品（塑料、杀虫剂、毒气等），以及废气排放、热核炸弹、各种污染垃圾（包括核废料）、纳米材料、基因改造、超级人工智能（还有待实现）等，这一事实目前在有反省力的知识界几乎已是尽人皆闻的常识了。其他科技范式，比如中国古代科技、古埃及科技、印第安科技，虽然也能大致满足当时的生存需要，但不会带来这种危险。而且，随着高科技的“总要更高“本性的驱使，它未来的产品会更加具有改造世界基本结构的力量，也就更加危险。但高科技崇拜让人看不清楚这种危险的紧迫性和致命性，或者让人相信，这种危险即便有，也只能靠更高的科技来解决， 绝无用其他科技来替代或部分替代以解决问题的可能。这就相当于说，一拨官僚犯了贪污和滥用职权罪，但只能靠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的机构来改正。简言之，高科技崇拜压抑了人们的先验想象力，将其束缚于现代性和高科技范式所创造的形象和价值结构之中。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闷裹住人的本源思想自由的新宗教裁判所。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

高科技及高科技崇拜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高科技的一些局限，特别是高科技崇拜的一些漏洞。首先，在“非典”出现仅仅十几年后， 与之类似的病毒再次引发大规模疫情，这说明高科技面对威胁人群的新疫病，还缺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治疗办法。对于疫情，高科技事先没有提供明确的预警，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除了行政上的颟顸霸道使防控不力之外，高科技本身也有问题，比如一些国家的高科技专家在疫情初期还自信地宣布“可防可控”，或者宣称“戴口罩作用不大”。但疫情很快就失控，导致封城、封区、断航、停工、停学等一系列特别强力措施的实施。而且，高科技目前还不能提供可直接消灭该病毒的特效药和针对性疫苗。不久的将来，疫苗或应对药物可能会被开发出来，但已经错过了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科技人员无能，而是由高科技的特点决定的。精确对象化的研究方式要求对象出现后，而且是被仔细（比如基因层次上的）辨认后才能研究，但传染病的病源不是完全可对象实体化的。你可以用疫苗控制甚至消灭天花，较有效地应对霍乱、疟疾和血吸虫病，但病原体是活物，它们中的一些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异，适应新的医药、人体环境，产生所谓的耐药性，所以我们在高科技的视野中还看不到消灭所有疫病的可能，甚至看不到有效预测和防控重大疫情的办法。

关于这次疫情的起源，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说法。从表面上看，它先在中国的一个省份暴发，又在其他不少国家出现，但一些追溯性的研究显示，导致疫情的病毒在更早时段就已经存于世间。这种扑朔迷离的状况说明，高科技并非万能，它在对付不那么充分对象化的生命体时，就会捉襟见肘。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是个该让专家解决的问题。”但问题是，专家们对这样的问题常常也莫衷一是，以致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一说法来翻云覆雨。而且，高科技制造出的快捷运输工具和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流动，不仅助长了疫病传播的速度，而且使追溯病毒来源更加困难。

其次，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言，即引起这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人工合成的。至于是由谁合成的，目的何在，则有不同的版本。本文作者曾经看到、听到过一些报道和音视频资料，由一些不乏声望的科学家、病毒专家出面，看似证据确凿地论证这样的断言。后来又有28位科学家联名写信，否认了这一论断。无论此传言是真是假（我个人一直倾向于后者），都表明了一个现实：现在的高科技有能力，起码很有可能制造出新型冠状病毒甚至更加可怕的病毒。那些专家做肯定或否定的论证时，只是在争论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的，而不是在争论现有高科技是否能够造出它来。这就又说明一个问题：高科技有能力制造出可以大大伤害人类的东西，却没有能力有效及时地克制它（见上面的讨论）。这就非常危险！而且，这种不对称的情况看来是广泛存在的。20世纪以来，人类能够制造原子弹，但一直没有找到消除核战争的生态恶果和处理核废料的持续可行的有效手段。人类能够开发像石油这样的化学燃料，能够制造千百种化工产品，比如天文数字的塑料袋，却没有多少科技能力来消除温室效应、石油海上泄漏和化工产品对人类、土地、水和空气所造成的长期的、不可逆的污染恶果。此外，高科技将有能力改变人类的基因，却不知如何处理这种高科技超人与正常人类的关系，更不知如何让超人活得幸福。高科技将可能造出能力强大的人工智能，却不知如何让它只造福人类而非致祸于人类。“机器人三定律”（出自阿西莫夫）一类的规则，其本身就可能自相矛盾，加上更多的辅助定律，则会让情况变得更复杂难测。一句话，高科技有能力制造天使和恶魔，却没有能力把恶魔关到瓶子里去。

再次，由于高科技医学对于人体充分对象化的研究角度， 它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是针对病原体和发病器官的，采取的是直接对抗，即“上帝对抗魔鬼”的策略，也就是杀灭病原体（或激发抗体以杀灭之）和切除患病部位等“战争化”策略。这种策略在一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也很有效，但注定存在重大缺陷，因为充分对象化的应对方式跟不上生命时间的流变，比如上面提及的病原体变异以及形成耐药性，就是高科技医学无法测度和有效对治的。而且，这种治疗方式还会产生两个不良后果——辨识疾病，尤其是流行性传染病越来越困难，以及用药和手术的毒副作用。总会有新的病原体及其变异体出现，所以辨别眼前的疾疫现象到底属于哪种病会越来越烦琐、专业和困难，需要经过长期培训的专业人员和高端设备。尤其是传染病流行期间，如冬春季之于流感、“非典”和新冠肺炎，在蜂拥而来的患者体征中有把握地区别出它们，及时发现新出现者或有重大威胁者，以便行政部门能够采取决断措施，这是相当困难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刚出现时，（比如在美国）就曾被视为流感而忽视，后来被某些敏感者发现异状，“吹哨”示警，但因仓促间视之为“非典”而遭到忽视。即便有医生，如张继先医生辨识出这是一种新疫情并且上报(2019年12月27日)，但因无法马上判断出关于这种病的确切（充分对象化）信息，以致并没有能够突破各种病情噪声，也就没能决定性地影响专业权威和行政决策，导致疫情在三周内急剧扩大。张文宏医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及这种困境，¹¹但他所提出的改进建议只是要按国际标准建立感染科和临床微生物科，让我们已经很强大的疾控直报系统更加强大，“把敌人阻断在第一线，而不是全城暴发后才让疾控来收拾”。如果国家财力雄厚，建立这些科室，加强 有关人员的培训，的确可以增强拉警报的能力；再配合以对疫情暴发点的严格管控，的确是一种有效的临时应对办法。¹² 但这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以上所谈及的那些对象化研究和治疗的痼疾？基本上不可能的，至少是存疑的。

至于高科技医学的另一个问题，即用药和手术的毒副作用，也是触目惊心的。比如，癌症手术及术后的化疗会破坏人体免疫力。一些病需要患者终生服药，这样也容易使副作用积累成患。虽然包括中药在内的各种药物几乎都有副作用，但由于高科技药物大多针对专门的病源对象，更加难以考虑整个身体的需求，所以副作用应该更大、更强。对于人体这种有灵性的活体而言，“只赚不赔”的买卖并不存在。中医药强调要关注人的身心整体活性（阴阳相交而产生的元气），诊断和用药的时机性强，对象性弱，方剂讲究药物之间“君臣佐使”的互补搭配效果，还重视“治未病”——治疗或预防那些还未对象化的疾病，所以总体而言毒副作用应该小很多。中成药的应用如果只是像西药那样刻板，有些的确会产生不容忽视的毒副作用，但它们在中医的原本范式中是可以避免或弱化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高科技崇拜体现得也很明显。首先，防控系统基本上，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高科技化的，比如以上所引张文宏的文章所反映出的情况—虽然此系统屡有差池，但人们还是坚持高科技体系的一家独大，在关键问题或判断上不容其他科技插手。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在2019 年6月27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中医医生和学者王永炎院士在正式发言中预测：“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温疫发生”¹³。2019年冬至是12月22日，根据现有信息，武汉疫情第一例病例出现于2019年12月初（冬至近前），正式暴发于2020年1月（紧接冬至后）。现在看来，这一在事情发生半年前做出的预测，起码就瘟疫暴发的时间而言，是基本准确的。关于瘟疫持续的时间(“到明年的春季”），现在看大致也是不错的。如果此次疫情在中国持续到了夏季甚至秋季，此点预测就有纰漏¹⁴。

对此，《新京报》等立马发出了严重置疑的声音¹⁵称其为“神预测”或“神秘学的预测”，与“科学预测”完全不同。《新京报》的刊文中提出了区别两者的标准：“这种科学预测，是基于明确常握的规律，通过系统整理总结和进一步研究给出预言，科学家们会写成论文，从最基础的数据、知识梳理成体系，按照逻辑过程展示给同行看，对其中的难点要点还会反复解释和讨论。而且，这些都是可以质疑、检验的。”¹⁶ 但这些标准并不能完全否定王永炎院士的预测，因为根据网上另一篇文章¹⁷所说的，王永炎院士的预测也是基于明确掌握的、有数据支持的规律，只是它不是高科技的规律，而是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和五运六气的运行规律，有其证据和知识，也可以被质疑和检验（上面的陈述中也已含有）。至于反复解释、讨论 和写成论文，中医学内部当然可以进行，也应该进行。可惜的是，王院士这个预测似乎没有配以详细的相关研究和论证，这也是它受到忽视的一个原因。不过，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说明中医的研究范式不能做出科学预测，只能说明目前中医研究力量的缺乏。如果王院士的预测受到它理应得到的关注，那么就不但会在中医学界中，还可在跨范式的学者间得到认真的研究和检测。

《新京报》的那篇文章便代表了目前极为流行的高科技崇拜的基本特点，即以科学的名义来垄断科学的解释权，从而败坏了科学最终要向经验事实开放的性质；对于与自己异质的 “他者”或非高科技的科技，一概以杀伤力很强的“神秘”甚至“原始神话、宗教故事到民俗传说”来混淆。它对王永炎院士的预测进行了如下的排斥：“相反，神秘学的预测，不会明确告诉你规律是什么，也不会把基本原理掰开揉碎了给你看，只有事后你自己尽可能朝向已经发生的事情靠拢解释。所以神秘学预言对未来无任何意义。”我在前面已经论说，王永炎院士的预测对未来（我们正处在这未来之中）是有重大意义的， 如果它受到了理应受到的合理关注，还会有更重大的意义。但让人痛心的是，无数这类本来具有或会具有意义的观测和发明，都以如此堂皇和蛮横的理由被排挤和扼杀了。只是由于这次疫情影响巨大，高科技的应对到目前为止又不很得力，所以王永炎院士的预测才进入了公众视野。

此外，鉴于之前应对“非典”的经验，这次中医比较早就介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至今看来起到了与高科技不同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¹⁸ 例如，据一篇报道所述，北京地坛医院的“中医药治疗方案不仅对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有效，而且对重症患者也取得了一定疗效。经初步分析，单用中药对症治疗有效率为87.5%，中西医结合有效率为92.3%”¹⁹。其他多家医院和多个地区也报道了类似的或明显的成效，如广东、浙江、四川、山西、云南。在湖北武汉亦如此。在武汉参加抗疫的中医专家张伯礼院士于2020年2月28日接受采访时说道：“现在不但所有方舱医院都在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包括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人也开始中西医联合会诊，较多患者使用了中药。目前在武汉，中药使用率由2月初的30％上升到超过80%。”²⁰ 又比如，黄璐琦院士在武汉通过一线临床观察发现：“通过中西医结合，轻症患者胸闷等不适症状消失较快，重症患者治疗周期缩短，中西医结合的平均住院时间小于西医治疗时间。”²¹ 根据较近期(2020年6月初）的报道，从总体上看，“新冠肺炎患者确诊病例中，超90％使用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观察，中医药总有效率90%以上”。²²

张伯礼院士如此解释中医药的抗疫机制：“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不少中药具有解热、抗炎作用，可改善患者发热症状，控制肺部炎症扩散，促进炎症吸收，起到多方面、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此外，在抗病毒的同时，中医药干预的优势还在于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激发机体自身防御能力。”²³他这是在用高科技的术语甚至思路来解释中医抗疫的效果，体现了“中西医结合”。如果这种“结合“没有像过去的某段时间那样，以牺牲中医的研究范式、降低中医为辅助性的医药库为代价的话，那么在被高科技崇拜打压的处境中，这也不妨是中医这种另类医学为了生存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中医学理解和治疗这类疫情有自己的独特范式，也就是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思路、术语、诊断、用药和检测方式，与高科技有质的不同。比如，中医师刘力红谈及他在武汉抗疫的体会时，就完全从中医的研究范式来辨证和表述了。他从舌苔征象判断病体属“湿症”，从脉象上判断此疫病以“肺上的痰浊”为共性，又通过张仲景《伤寒论》中“合病及两感”的思路来理解，等等，然后得出治疗方案， 比如“四逆法”“附子”“针刺”。²⁴ 简单说来，高科技医学对待疫病的方法类似于现在流行的对付夏季洪水的思路，即建大坝、水泥堤岸、排水管道，旨在堵截和排掉；中医则近乎对于江河湖沼的亲水性调节，或俞孔坚教授等人讲的“大脚革命”（指放开束缚河沼的＂裹小脚＂策略）或“海绵城市” 的致思方向，当然中医有更长久和独立得多的历史和更丰富的内涵。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两种乃至多种思路和应对策略都是必要的。

总之，异质于高科技的中医在这次疫病的预测、诊断、治疗和预防中，都有独特的不俗表现，在一些方面（比如预测方面）起到了高科技起不到的作用，在其他各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中医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与中医理论和实践中含有的非对象化、阴阳时机化的维度密不可分。比如，王永炎院士做预测所依据的“五运六气学说”²⁵就是基于阴阳五行观的、含有生命时间的非对象化向度的理论。又比如，刘力红建议的针刺或针灸法，也以经络这样的不可充分对象化（解剖化）的存在预设为前提。至于中医的切脉、方剂等，也是充满了时机性、身体的当场感受性的疗法。当然，它们也都有对象化的向度，也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实现为症状辨别、药物运用和治疗效果评估等具体对象的事项。所以中医不止于“治未病”，对于已然形成的疾病乃至重症（比如这次疫情中的重症病人）也有应对之策。如果能够充分尊重中医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历史传承，那么在目前的状况下，有机的、灵活的和相互平等的“中西医结合”，再加上藏医、蒙医等各种医书的多元结合，的确是一条比单个的西医或中医应对方式更佳的防控疫病的路线。可见，医学领域中高科技崇拜的主张——唯有高科技医学掌握了关于人体的真理，中医等另类医术根本不是科学，甚至是有害的江湖邪术——是错误的，坚持它们带来的只是危险和灾祸，而不是繁荣和强大，更不是和谐与久远的美好生存。

高科技如何能转变

为适度科技？²⁶

什么是“适度科技”(appropriate science-technology)? 从根本上说来，适度科技就是最适于地方社团乃至整个人类的总体生存的科技。讲得更清楚一些就是，从时间角度看， 这种科技让人们可以最佳地结合当下急需和长远未来的利益；从方法上看，它既可以是对象化的，又可以是非对象化的；从它促成的生活质量上看，它使人们能够将安全与舒适、物质（生理）与精神、保守与进取（或传统与创新）、简朴与丰富、自然与人为等，最大限度地相互嵌入和糅合起来，从而体验到一种美好的生活。比如，造就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思想 和技术，就是适度科技；《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中的许多技术和知识，如果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运用，也是适度科技。从以上的讨论可知，高科技本身并不是适度科技，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生活，反而由于它的某些特点，尤其是高科技崇拜，会让我们丧失这 种生活的可能性。

以上还讲到，高科技有其强大之处，但也有其无能和危险之处，如果能够善用之，则会参与适度技术的构成，造福于人。但要善用它，首先就要破除高科技崇拜，让别的科技平等地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弥补它的缺失，克制它的毒性，就像中医方剂让不同性质的药材（有的单用时有毒）相互生克，从而达到最佳效果。然而，“平等”这一条，在高科技崇拜流行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这次疫情防控中，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中医的怀疑、误解、否定和抹黑一直大量存在。只是由于中医这20年来在抗疫中的出色表现，这次中医更多地介入了主流诊治。但按张伯礼的已经很温和的判断，相比于“非典”,“中医药介入（虽）已明显提前，但提前量仍有不足（以上一条引文言及，2月初中药使用率只有30%）。同时，虽然有了中医定点医院，但数量及床位仍较少，缺乏系统全面的中医诊疗体系”²⁷。要知道，中医在近现代遭受了深重的歧视和来自知识界主流的抹黑，险些像它在日本的命运那样，被完全取缔，²⁸后来又被迫进行“一边倒” 的中西医结合，由此导致了中医药总体上更趋于弱势。中医在国家医疗事业中占有的资源和比重，乃至享有的容错空间，与高科技医学相比，差距极大。造成这种不公正也不科学的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科技崇拜。所以，要恢复中医乃至各种当代还有益的传统科技，比如传统的天文学、数学、农学、绿色耕作法、传统手艺、食品加工、纺织布艺、金属冶炼及加工的元气，让它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首先深刻反省这种崇拜的谬误，去除高科技及其意识形态一家独霸和排斥异己的恶习，让“和而不同”的思想和实践不打折扣地进入科技界。

当然，这些传统科技的复兴不只是复旧，而是要相互借鉴，包括适度地吸收高科技的某些方法和技术，以创造出特别能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适度技术。中医要选择性地汲取西医的某些东西，如对人体的解剖知识和药材的微观认识，技术上更是可借鉴许多（如手术、治牙、注射、生命支持术等）， 但这绝不等于20世纪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中药有效成分化”，因为那样会使中医和类似的传统科技丧失自己的思想生命。“适度地吸收”意味着既要向高科技开放，又绝不能开放得被打散、被收编，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自身的哲理、理论、话语、方法、实验的完整独立性，由此而具有自主选择权，也就是由自己来决定吸收什么，不吸收什么，乃至抵制什么，绝不能“被吸收”，即被强迫着吸收那些足以扼杀自身范式的东西，比如用高科技的组织解剖化人体理论来代替阴阳五行、运气经络的理论，用CT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等对象化诊断方式来顶替望闻问切的传统方式， 完全用西式大学和西式医学界的方式来教育、培训和鉴定中医师。

而且，一个社团或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要有选择使用何种科技或何项具体科技的能力和权利。它们不能被高科技崇拜绑架，不能一看到能提高人对自然和他人控制力的高科技新产品，就觉得采用它们是硬道理，就像电脑、手机、应用软件和网络的不断升级似乎是逼迫人接受的硬道理一样。要设立“科技反垄断法”，消除和避免某一种科技独霸所有研究资源和思想空间的状况，其中要包括旨在阻断部分科技研究与商业利益串通一气的条款。人们要通过这种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措施， 逐步改变社会和政治单位的科技态度，也就是从高科技崇拜转变到科技多元和适度科技的生存策略和发展道路上来。

在建立有科技选择力的社团方面，北美洲的阿米什人迈出了可贵的一步。²⁹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和家庭完整性，毅然拒绝许多高科技，比如汽车、电话、电视、电网、拖拉机等，至今还身着古式服装，驾马车出行，用畜力拉犁，手工制造服装、布艺和木器，由此而保障自己社团的互助互爱，赢得了社团中年轻人的心。所以，与几乎所有20世纪以来研究者的预言相左，这种“逆高科技崇拜的历史潮流而动”的阿米什人的社团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有了可观的发展。比如，其人数从20世纪初的数千人扩展到这些年的近30万人。而且，他们并不是完全拒绝新科技，而是接受其中少许于已无害的科技， 比如有机农业、依次分块牧养牲畜、温室培育等，或将一些利大于弊的科技，如低级电脑，经过改造（不允许电脑上网和玩电子游戏）后为我所用；在必要时，如某种加工需要时，使用非电网的自产电力。不过，由于他们缺少自己的比较成熟的科技范式，所以选择、改造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和信心还不够强。在笔者看来，他们拒绝的高科技似乎多了些，改造的方式少了些。如果他们有自己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团体，各个居住区之间多一些联系，则在抵御高科技崇拜、驯化某些高科技和创造自己的合用科技方面，会更有成就。这样就更有可能赢得稳定的适度科技，也就更利于自家社团的长治久安。

总而言之，高科技可以被改造为适度科技，前提是要打破高科技崇拜，调整我们的经济和社团的运作方式，乃至主流价值观，不再将争夺强力当作头等大事，而是将真实的——全生态的、伦理的和生活意义的可持续生存摆在首位。这样一来， 其他的科技，特别是那些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被证明利于长久生存的绿色宜人的科技，就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地位和存在空间。这次还在进行之中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提醒我们，科技的多元化和适度化，对于中华民族乃至入类的长远生存，是必要的和急需的。

注释

* 本文初稿写于2020年3月。同年7月下旬及2021年3月做了少量修改。此文与笔者的另一篇文章《适生科技与高科技》有部分内容重合。

1. 使现代人类，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民众的平均寿命延长的原因，除了高科技医学外还有许多，比如生活条件（食品、住房、环境、教育） 的改善，闲暇时间增多，养生知识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被普及，战争减少。

2. 非西方文明或文化中产生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比如中医、藏医、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天文学，是否可被称为“科学”，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为了行文方便，也基于作者的相关认识，对此问题持肯定的答案和态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的科技”“印第安人的科技”等。当然，它们有别于“高科技”。

3. 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彼得·哈里森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

4. 海德格尔于《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中提出了“数学因素” (das Mathematische,  the mathematical)这个思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847—884.

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特别是“先验要素论”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 一编.

6. 同上，A78, A101—102,  A118。

7. 海德格尔.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8．特别是其中第三章。

8.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含义，参见该书第二章和第五章。

9. 本文中“先天”的含义是“先于实践经验”，包括但不等于“生下来就拥有”。

10. 海德格尔.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18．见边页码或德文版第104页，译者对“reines Bild" 的具体翻译是“纯粹图像”。

11. 张文宏复盘新冠肺炎：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穿越寒冬[EB/ OL]. (2020-03-0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323478. 他写道：“目前中国疾控的直报系统非常强大，……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厉害。但这个系统经受不起大量垃圾信息的摧毁。比如说，每年各地都报了大量的病毒性肺炎，一个冬季，每个城市至少数万例吧，你说这个系统还过来帮你一一鉴别，最后告诉你是流感、疱疹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这是不现实的。”

12. 到目前(2020年底）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到位，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 重校此稿时新加注释。

13. 引自《王永炎院士真的通过五运六气预测出疫情了吗？》，作者夜雨星风，首发于“形而中学”站，引自“知乎“网站(https:// zhuanlan.zhihu.com/p/108 l 98076?from=groupmessage)。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可以确认，网上、报纸的多个渠道都交叉证实了它，至今也没有看到有关的辟谣。
原话是这样说的：“要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所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厥阴风木司天已经描述了太虚元象，上半年是比较和缓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温疫发生。”
另有一则声称是陈国生于2011年做的预测，事后证明是谣传， 当事人自己也否认了。

14. 从目前(2020年7月下旬）情况看，此次疫情在中国于春末前已经被控制，虽还有局部和短暂的反复，但已经说不上流行了。但是就世界范围，尤其是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而言，则仍然处于流行期。—— 修订本文时新加注释。

15. 孙正凡．中医院士预测＂瘟疫发生”：科学还是巧合？［N/OL]．新京报，2020-02-22.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2/22/69325 l.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O.

16. 同上。

17. 董洪涛．王永炎院士预测“冬至前后瘟疫发生”：科学还是巧合？［EB/OL]. (2020-02-22). 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 l 6592027933643 l 7590&wfr=spider.

18. 这方面迄今已经有了较多报道。例如，张伯礼院士：中医在抗疫中已经在发挥重要作用（附预防策略）［EB/ OL].  (2020-01-30). https:// www.sohu.com/a/369568462_99960267．;

19. 荆文娜．战疫情，中医药勇当急先锋[N/OL]．中国经济导报，2020-03-05 (6).http:// www.ceh.eom.cn/epaper/uniflows/html/2020/03/05/06/06_39.htm ;

20. 重磅！张伯礼：人命关天，中西医共同起作用把病人命保住了才是第一要义！刘力红：一线诊疗体会到此次疫情”应针药并用”是有现实意义的！［EB/ OL ]. (2020-03-02).https://xw.qq.com/ cmsid/20200302A087INOO.

21. 荆文娜．战疫情，中医药勇当急先锋[N/OL]．中国经济导报， 2020-03-05 (6) .http://www.ceh.eom.cn/epaper/uniflows/html/2020/03/05/06/06_39.htm.

22. 白剑峰，王君平．中医行不行？经历者讲述中医抗疫故事，疗效才是硬杠杠[N/OL]．人民日报，2020-06-01 (19).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6/0 I /nbs.D11OOOOrenmrb_19.htm — 修订本文时新加注释

23. 张伯礼．发挥中西医结合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N/OL]人民日报， 2020-02-21 (9). http://paper.people.eom.cn/rmrb/html/2020-02/21/nw.DI10000renmrb_20200221_2-09.htm.

24. 重磅！张伯礼：人命关天，中西医共同起作用把病人命保住了才是第一要义！刘力红：一线诊疗体会到此次疫悄“应针药并用“ 是有现实意义的！［EB/ OL ]. (2020-03-02). https://xw.qq.com/cmsid/ 20200302A087TNOO.

25.  “百度百科”的“五运六气”条目云：”运气学说的中心内容。以十天干的甲己配为土运，乙庚配为金运，丙辛配为水运，丁壬配为木运，戊癸配为火运，统称五运；以十二地支的巳亥配为厥阴风木， 子午配为少阴君火，寅申配为少阳相火，丑未配为太阴湿土，卯酉配为阳明燥金，辰戌配为太阳寒水，叫做六气，从年干推算五运， 从年支推算六气，并从运与气之间，观察其生治与承制的关系，以判断该年气候的变化与疾病的发生。这就是五运六气的基本内容。”

26. 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还可参见拙文：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J]．现代哲学，2016(5): 56—65特别是该文章的第五和第六部分。

27.  荆文娜．战疫情，中医药勇当急先锋[N/OL]中国经济导报， 2020-03-05 (6) . http://www.ceh.eom.cn/epaper/uniflows/html/2020/03/05/06/06 39.htm

28. 邓铁涛，刘小斌．中医近代史[ 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9. 张祥龙．儒家通三统的新形式和北美阿米什人的社团生活——不同于现代性的另类生活追求[M]／／宗教与哲学（第5辑）．金泽，赵广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3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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