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西方伪史杂记：利玛窦等对天文观测数据的伪造

何新西方伪史杂记：

明清之际利玛窦等教士对天文数据的伪造

图上部的三位传教士从左至右为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与比利时人南怀仁。图下部左侧是明礼部尚书、天主教徒徐光启，右侧受洗入教的中国女性是他的孙女徐甘第达。

【本文提要】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选择性地删除崇祯改历时期日月交食等天文记录，掩盖西法失败，骗取明清政府采用西洋新法修改中国之历法。

以下内容系摘录自《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5卷第3期(2014年)：p.303～315

文题：《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

作者李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吕凌峰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合肥230026)

【摘要】

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发生了一次大食分日食，因处于明末历法改革及《崇祯历书》编修的关键时期，这为检验西洋新法与传统中国历法的疏密提供了重要机会。

通过韩国奎章阁藏明刻本《崇祯历书》中的《古今交食考》和《治历缘起》等资料，发现此次日食的记载在入清后曾遭到传教士的人为删除，其背后隐藏了新法在此次日食推算中不及传统历法这一事实，其目的是为了掩饰西法曾经的过失，显示其一贯的优长。

并且此次交食记录的删改不是独立的个案，类似现象曾多次发生。由此可知，西洋新法“与天密合”的现象并非完全因其推算精密，其中与传教士在其著作中有意突出对新法有利、隐瞒对新法不利的证据也有关系。

【前言】

为了解决传统《大统历》在明末交食预报中的屡屡失误，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主持的历局在传教士协助下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历法改革活动。

崇祯年间的这次历法改革可以说是明末西方天文学东渐过程的高潮，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天算引进项目。

[历法改革的直接成果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有系统地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天文学知识，最终完成了《崇祯历书》。

然而，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历书》已经修竣之时，按理新历应该颁行，遗憾的是历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未得到实施，反而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参与改历的各方陷入了针锋相对、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中西天文概念的差异、传统意识形态的抵触，还与仇教思潮的兴起和夷夏之防等相关。这也使得原本属于“历法之辩”的讨论，随后却逐渐演变成徐光启主持的历局同魏文魁负责的东局两局的对立，以及钦天监同历局长期的纷争。

按史书的记载以及史学家们的通常理解，历法改革的争论中，通常以历法在天象预报方面的准确程度作为判定其优劣的标准。尤其是其中的“交食之验”，即日食和月食预报是否准确，是中国历代检验历法是否“合天”最为直接的方法。

在崇祯改历中，这种通过“精度”来判别各家历法疏密的准则也得到参与各方天文学家的共同遵从。据《明史》记载，《大统历》同徐光启主持编修的新法前后进行了8场实测较量，涉及天象包括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等方面，具体则包括1629年、1637年和1643年的日食，1631年和1636年的月食，以及1634年木星运动、1635年水星和木星运动，1635年木星、水星和月亮位置的比较。结果是八比零，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

如果历法较量完全以精度为考量标准，既然历局“新法”每次都胜出，那么新法早该被正式采纳。

但实际上，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新旧历法优劣之争之后，一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新法才被采纳并颁布，且颁行不久，明朝灭亡。

新法长期未被采纳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方面许多非科学因素的存在大大削弱了“精度”这一裁决标准的力量，使决策者难以以一种科学的标准来对各方的争论做出公正的判决，这种观点在前人研究中就已被关注。

另一方面，根据最新的研究，新法在精度方面是否确实如《明史》等史料所反映的那样，每次都达到尽善尽美也值得怀疑。

吕凌峰和石云里曾撰文对崇祯改历中交食预报和测验的精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尽管西法在预报交食精度上有时同样也存在误差，但在整个历争过程中并没有人指出西法预报的误差，甚至保守派在多次较量中，也基本是黯然接受自己的失败。

这样的结局令人深思。

西洋新法的最终胜利使得大量关于新法的信息在《崇祯历书》以及后续的《西洋新法历书》中得以保存，而其它各方的资料也随着其在历争较量中的失败几乎丧失殆尽。

这很容易让人怀疑，有关崇祯历争的历史是否也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

尤其是入清之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进献给清廷，并很快被清廷所采用，随之传教士也逐步掌握和控制了钦天监的实际管理权。

黄一农曾认为“入清后，汤若望为提高西洋新法的地位，常刻意贬抑中历及古历算名家的成就。”

另外，作为历法改革最大成果的《崇祯历书》在明清之际也曾多次被删改和重印，尤其是被汤若望改编之后，其中不少内容的删改显得非常蹊跷。

例如祝平一就曾发现，相比《崇祯历书》，入清后的《西洋新法历书》甚至将原书书题中的作者及其职衔都进行了删改。

从《崇祯历书》到《西洋新法历书》，其内容的调整和改动所反映出的信息，就如同西方历算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一部生命史。

近年来，潘鼐在整理并影印《崇祯历书》的过程中也发现，《崇祯历书》的各种藏本缺页非常常见，亦有不同藏本均缺同一页的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即便是明刊本《崇祯历书》，其各种藏本在内容上也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所以，新法中这些后来被删改的信息很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崇祯年间的改历信息和记录大多被收入《崇祯历书》中的《治历缘起》。由于《治历缘起》目前存有八卷本和十二卷本两种之分，前者通常为清代刊印的版本，也是目前较为常见的通行本，后者则多为明代刊印版本，从内容上看八卷本实际由十二卷本删减而成。

该书经删减之后许多关键信息被丢失，加之该书的明刊本存世稀少，目前已知的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韩国奎章阁图书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有存本，这也使得我们之前在讨论崇祯改历时不易全面的掌握改历过程中的这部分信息。

本文将以《治历缘起》和《古今交食考》中被删减的资料为基础，结合精度分析，以崇祯七年三月日食为案例，比较各方在此次日食预测中的表现，试图探讨《崇祯历书》中某些交食记录被删减的背后动因，希望本文能为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崇祯改历以及清初西法的采用起着抛砖引玉之效。

1.发现被“遗漏"的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日食（略）

2.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日食记录解析（略）

可见，历局为了给自己辩解而指出新法“俱与天合”、魏文魁法和《大统历》明显“先天”的评价并不完全可信，崇祯最终还是根据当时的实测结果做出了更加客观的判断。

由于此次日食《大统历》和魏文魁法“互有合处”，使得崇祯非常高兴，他认为历法改革终于“端绪可寻”，随即下令“速着催李天经到京，会同悉心讲究，仍临期详加测验，务求画一，以裨历法。”

显然，在这次日食较量中中国传统历法的胜出，让崇祯重新恢复了对传统历法的信心，并且增加了一点对新法的不信任，他希望李天经能够迅速来京和魏文魁通力合作完成历法的修订。不过这也使得历局的传教士和官生在无人主事的情况下更加被动，魏文魁则凭借他此次日食的优异表现，得以参与改历。

也正是因为魏文魁借此机会参与改历，才给此后新法的采用带来了更多障碍，为即将到来的更加激烈的历法争斗埋下了隐患。

3.删除交食记录的动机

事实上，被删除的崇祯年间交食记录远非崇祯七年三月这一次日食，崇祯改历期间在京师可见的日食共有8次、月食有16次之多。当时历局在这些交食发生之前都会上报新法对这些交食的预推结果，但在通行的8卷本《治历缘起》中，有3次日食和7次月食的记录都被删除(其中日食包括：崇祯七年三月、崇祯九年七月、崇祯十一年十二月，月食包括：崇祯三年十月、崇祯四年四月、崇祯四年十月、崇祯七年二月、崇祯八年正月、崇祯十年十一月、崇祯十二年五月)。

这些被删除内容的背后实际是隐瞒了诸多对新法的不利证据，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12卷本《治历缘起》中找到线索。自崇祯二年九月历局开局供事之后，新法的翻译和编修以及《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一直进展不顺。

改历之初，历局实际上并没有一套稳定可靠的交食推算方法，甚至在新法编修进行了一年之后，新法的交食推算依然没有完善，徐光启在推算崇祯三年十月十六日夜月食时提到：“今虽功绪伊始，未有全书定法，然西洋二臣所有诸书，亦具载本法。

只因东西相去数万里。交食时刻早晚相去约二十七刻，历家谓之里差。

此非从月食时刻测验数次，不能遂定。今与二臣，一用其法，酌量加减推算，得本日月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依西洋法加减推算：原法月体十二分，今改从《大统历》十五分。”由此可见，历局开局一年后，新法尚未有定法，只是依据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学书籍推算交食，再在其推算结果的基础上根据里差，即地理位置的差别进行时间和食分的修正，另外还有将西方原法的月体大小十二分调整成传统《大统历》的十五分等。

所以说徐光启在奏疏中提及的“依西洋法加减推算”中的“西洋法”不是后来所使用的“新法”、“西洋新法”，甚至也不是当时《崇祯历书》中介绍的方法，而实际上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现成的方法，只是在此方法基础上“加减推算”或“酌量加减”进行最基本或最简单的修正，使得推算结果符合中国的地理位置。

徐光启自己也承认当时历局一直“一用其法，酌量加减推算”。

此外，徐光启在崇祯三年十一月的奏疏中解释使用新法推算崇祯四年四月十五日的月食时，同样也指出“又依各省直道里约略推算先后时刻”，而除了京师的数值外，其他地方的数值也是“依广舆图计里画方之法，揣摩推算，未委果否相合”。

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的奏疏中他依旧提到“臣等法虽未定，约略推步，谨将所得诸数逐一开坐，并具图像进呈御览”。

崇祯四年六月十一日奏疏同样也提到“臣等新法虽未全备，谨斟酌推步”。在此后的崇祯四年九月，徐光启依然认为“臣等翻译纂辑，渐次就绪，而向后交食，为期尚远”。

直至崇祯六年九月他才上书称“臣等新局诸臣所修《交食历》稿，业已就绪，谨依法推步”，新法的交食算法才算基本确定。在前后多年的多次奏疏中，徐光启一直表现出对新法交食推算的谨慎态度和一些不自信。

从徐光启多次强调新法的交食推算只能“酌量加减推算”、“约略推算”、“揣摩推算”，其算法也是“未全备”、“为期尚远”等，可以看出在崇祯六年九月《交食历》稿就绪之前，徐光启并未觉得当时的新法已经能够很好的推算交食。

而崇祯七年三月初一的日食，是徐光启认为新法交食之法“业已就绪”后的首次日食校验，同时此次日食又是当时京师可见的最大食分日食，所以显得尤其的重要。但恰恰在这关键时机，徐光启在此次日食来临之前去世，历局的日常工作随即陷入了混乱，以至于在日食发生前的不到一个月才由罗雅谷和汤若望等人将所推新法的预测结果仓促上报。然而，这次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如前文讨论，新法在此次关键性的日食推算中出现明显失误，相反是《大统历》和魏文魁的推算结果却更为优异。

新法的交食算法刚刚完成，却在随即的实际较量中失利。历局不得不极力为自己开脱，一方面贬低《大统历》和魏文魁的结果，另一方面以误用旧的算表为由，用以证明新法“非立法之不善”。

在没有徐光启主事和李天经未能到历局履任的情况下，历局最终未能说服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最终得出了“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的结论，同时也乐观地认为《大统历》和魏文魁“既互有合处，端绪可寻”，急忙催促李天经到任主持改历，同时让魏文魁也一同参与改历事务。

可以说崇祯七年三月初一的日食是崇祯改历的转折点，正是由于此次较量中新法的失败，才使得历局陷入了此后的被动之中。对于刚刚失去徐光启这一强大政治后盾的历局来说，这件事无疑是雪上加霜。

入清以后，《崇祯历书》的部分内容被删减，改为《西洋新法历书》。

为了说服清廷相信新法的优异并尽快采用新法，关于此次交食新法推算失利的信息自然不宜出现。事实上前文已提到，被删除的交食信息远非崇祯七年三月这一次，而是达到十次之多，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交食记录在之后都被删除。并且前文所提到的徐光启奏疏中承认新法在初期并非完备的诸多内容也被一并删除。

尽管这些信息被删除，然而在历史文献中依然留下了让后人追踪的漏洞和痕迹。至于崇祯圣旨中的信息为什么未被彻底删除干净，仍然存留有崇祯“反常”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西洋新法历书》在出版时并没有重新刻板，而是借用了《崇祯历书》的刻板，只是重刻了有内容修改的版面。

《治历缘起》中的奏疏也同样只能是整篇删除，只要是原来的奏疏中有过多的对新法不利的内容，即删除这一整篇奏疏，导致该书最初12卷，最终被删减为8卷。

在部分奏疏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对新法不利的信息，但同时这些奏疏中的其他内容对新法也至关重要。为了保证对改历过程中主要事件前后叙述的连贯，一些“存在问题”的奏疏也不得不给予保留。

例如，前面提到的有崇祯皇帝对崇祯七年三月日食评论的奏疏实际题为“李天经谨奏，为微臣遵旨任事”，直接涉及到李天经到任的主要事件，所以无法将其整篇直接删除，使得其中夹杂的少量“负面报道”得以保存下来。

总之，传教士为了维护新法的权威和保持良好的形象以利于传教，在《西洋新法历书》的出版过程中，通过删减原书的内容刻意隐瞒了新法在交食推算中有时不及传统历法这一事实。

类似隐瞒新法缺陷的动机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传教士无法透露的秘密，导致中国官员也无人知道新法在天象预报中的实际误差。对此，南怀仁在多年之后依旧曾怀着满意的心情与宗教自信做了以下描述：“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每当细细思量此事，我并不怀疑，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恩惠，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我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通过观测者的粗心、阴云或者上天对我们某种类似的骄纵，因为它要让一切朝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扭转。”

甚至在康熙中后期传教士取得钦天监的控制权之后，每次交食后提交给皇帝的观测报告中的数据都是直接抄自之前的预报结果，而并非像清朝的交食礼制中所规定的那样是实际观测数据。这又进一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钦天监的每次预报的确都是与天密合，这也使得上述明末清初历法争论过程中传教士的秘密长时间被隐瞒下来。

（2021-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