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 赋能劳动力市场变革
伴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前进，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世界的力量。它不仅带来效率提升，而且推动着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模式变革。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也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经历着革新的变化：“人工智能”推动制造业领域工作模式变革；“平台”组织模式重组了部分服务业；数字平台和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大幅度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创意阶层涌现；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迭起。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
新就业形态的本质特征
一是创造。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平台”组织出现，带来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前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出现的工作出现了，因而工作岗位数量大幅增加。更多的工作岗位，意味着劳动者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年）》指出，2017年中国约有7000万人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某种服务，并且这一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二是匹配。平台型组织可以直接连接供给和需求，打破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形成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实时匹配。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大幅度下降了，效率得到巨大改善。滴滴平台中，全国范围内司机和乘客的平均匹配时间仅16秒，效率远高于传统的出租车。由于打破信息不对称，原本缺乏市场的农村特色商品，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找到销路。目前，阿里巴巴的2118个淘宝村已经创造了130多万个就业岗位，推动了部分年轻劳动力回流创业。
三是赋能。比匹配更为重要的是赋能。赋能即利用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优势，为劳动者提供智能设备、交易支付、信息服务等基础“工具”，从而帮助劳动者更高效、更智能地完成工作。例如，滴滴平台可以通过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系统，预测任意时间段各个区域的订单需求和供给分布状况，有序调动人员车辆，通过路径规划、预估时间等全局优化交通运输效率。未来人工智能能提供大规模解决方案，帮助探索新领域，更能够扩展人类能力，替代人类完成危险任务。例如，“数字孪生”已经在制造、医疗、建筑等领域成为人类智能的强力助手，未来也将成为劳动者完成复杂工作的助力器。
创造带来大量新增岗位，为劳动者解决就业困难问题。匹配和赋能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是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根本。因而，可以看到中国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远远优于传统非正规就业，甚至在部分方面优于正规就业。
中国新就业形态发展中的问题
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前沿位置，这既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也意味着我们在制度供给上进入了“无人区”，需要面对大量发达国家所未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思想观念滞后。如果继续沿用工业时代形成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框架，既是劳动者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阻碍，也可能是政策制定者政策监管方向错误的来源。
例如，简单地把新就业形态等同于非标准就业，就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质量低的观点，就是没有看到新就业形态所依据的生产力基础完全不同，而沿用了工业时代非标准就业就业质量低的事实作出的简单判断。
再如，工业时代的观点认为工作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始终是一对矛盾，但是新就业形态中灵活性和稳定性就可以有效统一。新就业形态出现后，应对很多既定的劳动力市场的观念进行重新认识。
其次，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导致行动不够迅速。数字经济时代在规模和速度上的变革是空前的。目前对数字经济带来冲击的普遍担忧是劳动者转型的速度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因而会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淘汰。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导致行动不够迅速，因而对挑战的应对不足。
目前，具备数字技术与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供不应求，初级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跟不上需求的增长。2018年十九部委联合下发《国家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强调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就业提质扩面互促共进。世界银行发布的《工作性质的变革》报告和刚刚发布的国际劳工组织报告《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都在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呼唤行动：“发展中国家将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从而确保它们在未来经济中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必须怀着强烈的紧迫感投资自己的人民”、“把握时机”。
新就业形态出现后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如对当前劳动力制度的冲击、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各活动主体间的权责关系确定困难、政府监管困难等同样重要，但都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并且也只可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不转变观念，不开始行动不仅使劳动者无法适应快速的变革，也会阻碍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
劳动者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个体能力得到增强，劳动价值得到提升。借助低门槛的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劳动者有充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大规模创业出现。
组织方面，除了传统类型企业外，平台+小微组织的模式将大量出现，成为吸纳就业新源泉。小微组织借助平台赋能，实现更为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平台+小微组织构成了共同发展的生态系统，该系统中每次出现新的价值点，都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
收入分配方面，掌握了数字技能的劳动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收益，劳动者收入得到提升。但同时也可能出现数字经济鸿沟，不具备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就业质量方面，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将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并外溢到劳动力市场，使得非正规就业者整体的就业质量得到改善。劳动者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对部分风险承受能力弱的劳动者不利。
政策建议
一是支持分享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政府在用地、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应给分享经济、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在人力资源、办公软件、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信息化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成本。
二是依托平台企业发展，扩大平台的就业带动规模。推动技能、生产等领域分享经济平台的发展，鼓励新就业形态平台吸纳灵活就业。鼓励建立和发展各类生活服务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三是创新公共就业服务功能，服务内容与政策补贴覆盖新就业形态，推动政府与平台企业协同治理平台空间。
四是推动教育系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中对软技能的培养，如社会情感技能(如领导力、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
五是探索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保障方式。在最低社会保障部分，国家责任前置。逐步界定平台企业与平台参与者责任划分，鼓励平台企业使用商业保险承担工伤、医疗等责任。
根据《中国劳动保障报》2019年1月26日第三版“焦点对话”栏目访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