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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辩证法》序言研读｜下

回声·EG｜ 院外 2022-10-04
收录于合集 #院外｜讲读｜《启蒙辩证法》 19个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本次推送的是重译者对《启蒙的辩证法》序言的研读。这本书的背景是法兰克福学派此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是“解释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入人性的状态，却进入野蛮之中”。这一命题可以归结为：启蒙的自我毁灭。由此，本书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走向了被全面管理的世界的批判。研读者认为启蒙辩证法是一种激进的左翼思想，它的批判是彻底的批判，反对启蒙的形而上学，意即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启蒙的毁灭和神话体现在统治上，人的活动形成了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反过来奴役人。社会对个体的统治和奴役就是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奴役。而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其实是理性。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到后来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包括福柯想写的“政治理性批判”，理性主体的问题是话语表层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对全面管理世界的批判。1967年再版前言又重申了启蒙辩证法的不过时性，即使一般的意识形态以为民主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正常态，紧急状态是非常态，然而在激进左翼的看法中恰恰相反，认为例外状态是必然的，民主自由才是偶然的。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启蒙辩证法的不过时性。由此，还是将我们带回到了1947年初版前言里的老问题：为什么是野蛮而不是人性？
文｜童虎    责编｜回声


《启蒙的辩证法》序言研读｜下｜2018
本文5000字以内｜接上期
文化工业为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不要仅仅把文化工业当成启蒙辩证法的一个例子。似乎是启蒙自我毁灭了，精神物化了，语言堕落了，然后for example，电影业如何，广播业如何……不是这样的。从思想上看，阿多诺和福柯是一样的，福柯是从监狱、精神病院、医院那里得出他的权力分析的，阿多诺也是从文化工业这里进入启蒙辩证法的，但他的路径和霍克海默不一样。以前我们不太注意阿多诺这条路径，低估了他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往往把文化工业理论单独拿出来，而脱离了启蒙辩证法的语境，那也是有问题的。那样一来，就产生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一个所谓的对立。伯明翰学派是做文化研究的，包括约翰·菲斯克的文化民粹主义、霍尔的三种解码理论等都在其中。很多人批判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他们认为阿多诺危言耸听了，事实没那么严重，大众看电影的时候也在骂烂片啊。其实问题在于“看穿与服从”，边看边骂，越骂越要看，这都好奇怪的。那么观众是不是有批判性？文化工业是不是控制了观众？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工业并没有对观众洗脑，观众还是有自己想法的，还是有批判性的。霍尔认为大众有三种解读方式：第一种主控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想让消费者怎么想，受众就怎么想；第三种对抗式解读，受众完全反着读；但是霍尔最看重的是第二种解读——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我们还是要保卫阿多诺，他谈到的是社会对人的控制。选择是虚假的，你喜欢法斯宾德还是塔尔可夫斯基，喜欢周星驰还是杨德昌，对社会控制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选择毫无意义。文化工业最重要的是总体。你的生活方式是看电影，看什么是无关紧要的，电影观众对电影的所谓批判性都是一些伪批判性，阿多诺说是伪理性。星座这玩意儿理性吗？大家都知道它不理性。所以为什么说社会堕落了？都是这样一些伪理性横行。

下面一章是《反犹主义：启蒙的界限》，这还是很重要的。今天已经到了反犹主义的反面，反穆主义，反伊斯兰主义。结构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他者”问题？就是排斥。这是福柯的主题，也是日热克的主题，鲍曼的主题。我最早接触日热克的时候，他就讲到排斥,讲到资本主义的四个界限，这是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原来我们讲资本主义的界限是什么？就是资本本身，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们推翻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从资本主义的界限生发出来的。日热克在南大讲了资本主义的四个界限，生态学的界限，知识产权的界限，遗传生物学的界限，但第一个界限是被包容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矛盾，贫民窟和新的柏林墙。胡锦涛在亚洲发展银行的会议上也讲到包容性增长，增长要把所有人包容进来。鲍曼在《废弃的生命》里提到老大哥1号和老大哥2号，现在也有老大哥和老大姐的说法。老大哥1号就是苏联计划经济，把所有人包容进来。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也是包容，一个都不能少，所有人都在其统治之下，这是老大哥2号。但是包容和排斥是相反相成的，福柯讲到话语和权力的时候都是讲排斥，现代性都是在排斥。马克斯·韦伯提到西方文明有新教伦理，那意思也是非西方文明搞不了资本主义。这种排斥带着日耳曼式的傲慢。我现在特别喜欢用两个词，一个是布尔乔亚的傲慢，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严肃，都是我的批判对象。其实我还有点儿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严肃，列宁斯大林枪毙反革命的时候，日热克说革命要干脏活，当然也是野蛮的。但是，先有布尔乔亚的傲慢。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就是排斥的，特别是今天的中产阶级，小资。生命政治的狡计是包容，超级彀，但也有排斥的内容。

但是，启蒙辩证法的《反犹主义》章，大家都不怎么读，这很成问题。启蒙的特点就是强调普遍性，压抑特殊性。读这本书，觉得启蒙概念那种普遍性的东西比较重要，文化工业啊、反犹主义啊只是它的例子，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启蒙的压抑和排斥。其实这本书真正的思考方式，一定是从文化工业和反犹主义这两个现实的根儿上出发，然后才想到启蒙概念。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是先哲学地思考，突然想到启蒙变成神话；相反，一定是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中慢慢进入，这个进路一定是这样的。你要反思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世界，也一定是从眼睛看得到的具体的事情开始的。我们对大学的反思也一定是从青年教师的生命体验开始的。穷，累，没意义，担惊受怕——批判理论其实都是从个体经验来的。统治和奴役给人造成了不幸和不满，我们才会去反思这个悲惨世界。没有谁吃饱了撑的，就想要反体制。大家活得幸福的话，谁没事儿搞批判？西马绝对不是一个奢侈品：不是说我们吃饱了撑的，批判起异化来了；不是说那件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很正常的，你们知识分子想多了，才去批判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不幸、有贫困、有悲惨，这些事情本来就值得批判。比如汽车让人幸福，但也造成很多痛苦。有了汽车之后，生活的幸福程度是降低的。但是没办法啊，有娃啊，必须要有汽车。你进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生命政治体系，就得买房买车、找工作、结婚、旅游、购物。


反犹主义涉及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关系，《文化工业》章讲“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是统治的合法性证明。合理的成了不合理的，理性成了非理性，这是启蒙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说到法西斯主义，在对其成因的分析中有三派意见。第一派是卢卡奇，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理性太少、非理性泛滥的结果。《理性的毁灭》从谢林到希特勒，拉了一条直通车道，当然罪魁祸首是尼采。第二派是布洛赫，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不是因为非理性过多，而是非理性过少。布洛赫的希望原理认为社会民主党太理性了，太在意历史必然规律而忽视了主体性。不注意希望、梦想、乌托邦，只讲科学，这些阵地就被纳粹占领了，五一节、红旗都成了纳粹的标志。而社会主义者都成为工具理性的俘虏。所以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纯粹理性批判》，他要为马克思主义补写《实践理性批判》。还是康德那里的问题，怎么从第一批判到第二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第三派，他们跟卢卡奇相反，接近布洛赫，认为不是非理性多少的问题，而是理性过多的问题。《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其实是理性。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到后来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包括福柯想写的“政治理性批判”，理性主体的问题是话语表层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启蒙把人界定为理性的动物，启蒙成了蒙启，成了新的神话，这就是启蒙的非理性。同时也是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所在。首先是理性主义的不合理性，非理性主义正是在对理性主义的不合理性的不满中产生的。卢卡奇那种批判是流于表面的。克尔恺郭尔以来的新人本主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不一样，不再站在理性主义一边，而站在非理性主义一边。它表达的是对理性的抗议。理性是怎么转变为非理性主义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质点。

1967年的再版前言，也是很有意思的部分，因为它的作者霍克海默前后判若两人。他迟迟不愿意重印《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甚至不愿出版他个人早期的文集。阿·施密特把他的《理性之蚀》从英文翻译回德文时，他将书名改为《工具理性批判》不说，还写了个前言，说里面的思想过时了，不适合现在了。但《启蒙的辩证法》的再版前言却重申了启蒙辩证法的不过时性，这就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强调其“还不过时性”。大家对启蒙辩证法的通常理解就是，它批判的是纳粹法西斯，我们之前已经批判了这一观点，因为它不仅仅针对法西斯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它还揭示了美国的文化工业是极权主义的，还批判了民主的垄断资本主义。今天英美主流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的主要罪恶，好像它跟资本主义无关一样。所以要强调霍克海默的一句话，“不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没资格批判法西斯主义”，语出《犹太人与欧洲》（1939）（霍克海默未将其收录到1968年再版的《工具理性批判》一书）一文。这一点很重要，不要把启蒙辩证法的意义局限在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它其实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所以它不过时。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的——这是启蒙辩证法的重点。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很难接受的。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也是自由主义很难接受的。唯独中间的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主义很难开脱的。当然自由主义也会想办法开脱，说那是法西斯主义，而我是自由主义；他们是坏人，但我们是好的。其实自由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者就像一个U形管一样，是通着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低点，这三者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咬住这一点不放，指出资本主义以一贯之，法西斯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来的，从启蒙来的。资本主义可以表现出它的例外状态，也可以表现得像自由民主的状态，也就是它的非例外状态。但本质上，例外状态才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这是本雅明的一句话。紧急状态是常态。资本主义其实是紧急状态，纳粹德国是一个持续了12年的紧急状态。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到了例外状态才暴露资本主义的极权本质。一般的意识形态总以为民主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正常态，紧急状态是非常态。激进左翼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例外状态是必然的，民主自由才是偶然的。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启蒙辩证法的不过时性。

资本主义的文明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进步的过程。假如今天我们真的有启蒙辩证法的视角，就不会对特朗普等现象感到奇怪。小资还抱有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幻象，进步的幻象，才会对这些现象惊慌失措，茫然不解。小资觉得特朗普是倒行逆施的疯子，坏蛋，其实是跟他们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一样的，不能理解。

再版序言强调，使启蒙辩证法不过时的第一点理由就是管理世界。被全面管理的世界，被行政管理的世界，不管怎么翻译，这个理论与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恰恰是我们最基本的东西——理论的底牌。生命政治，犬儒理性，那些都是枝叶，唯独这个才是根本。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再思考，这本书的概念表述得更清楚了。作为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它讲的就是管理世界的理论，确切说，对全面管理世界的批判理论。这个世界的倾向就是走向全面行政管理，用哲学的话说，走向同一性。所以《启蒙的辩证法》是解读《否定的辩证法》的钥匙，而不是相反。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一种哲学操作。

再版前言提及冷战，提及对苏联的批判，提及第三世界的冲突，提及极权主义的卷土重来。所以还是1947年初版前言里的老问题，为什么是野蛮而不是人性？我们今天还是能强调其不过时性。在生产力发展的高点，智能手机都出来了，人工智能在围棋比赛中都战胜人了，技术如此发达，社会为何还如此野蛮？治理的危机嘛，总体性嘛。

我们不要非历史地解读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批判，总体性和同一性并不是在同一历史时间范围中的两个哲学范畴，而是本来有着解放希望的总体性让人失望了。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资本主义全球化了就是大一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就把世界历史翻篇儿了，这是历史的总体性。但是按照波洛克的判断，总体性带来解放的希望破灭了，只带来了同一性的强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阿多诺对，卢卡奇错。阿多诺看到的同一性，卢卡奇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当然看不到。

阿多诺的社会理论是管理世界批判论，跟福柯的新自由主义批判（我称之为企业社会批判）相通。在哲学上就是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的辩证法、同一性强制的辩证法。同一性怎么来的？来自社会的全面一体化的趋势、同一性的趋势、四个全面的趋势。原话是从启蒙向实证主义神话的嬗变、向“事实成为神话”的嬗变，最终嬗变为“思想与反智的同一”。实证主义只承认事实，就变成反智主义了：Positive变成negative，智翻转为反智，理性变成非理性。小资的世界观其实是很反智的。

再版前言最后说，“我们的历史观并不自以为它能凌驾于历史之上，但它也不会仅仅用实证主义的方式追逐信息。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试图抛弃哲学本身。”不会只用大数据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要坚持哲学，我们没办法抛弃哲学。虽然哲学也实证化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弃理性，一种辩证的理性。启蒙辩证法最后想要的是辩证的理性，而不是实证的理性，即我们常说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批判最终是要一种辩证的逻辑，辩证的理论，即萨特说的辩证理性。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之前的阶段有很多思想很接近萨特，他还是从理性出发的元哲学思考。

理性的任务是反对极权主义，反对实证主义，当务之急就是保卫和传播自由。我们还是要捍卫理性。


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章来源｜哲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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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前言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是困难的。阿多诺原本以为他们的理论工作只是在现有的传统理论的范围内往前扩展，跟着行业做理论，后来发现不行。“这里刊印的散论证明了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信任”，对传统学科的信任，对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等等的信任。这里出现了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对峙。
启蒙倒退回神话的根源并不在人们常认为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神话或其他现代神话之中，而就在于因为畏惧真理而迷失了的启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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