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尔·蒂克的美丽人生｜包豪斯女性
编者按｜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期推送的译文介绍了有着多才多艺又富创造力的个性的弗里德尔·蒂克，去包豪斯之前她已就读于伊顿的私立艺术学校。之后从克利那里，她拥有了由内到外探究事物的能力。在奥斯卡·施莱默的雕塑工坊表现出她热衷自我表现、精力充沛的一面，激发了她关于戏剧设计与制作的想法。1921年春，弗里德尔·蒂克是唯一得到奖学金的学生。之后与弗兰兹·辛格共同为德累斯顿和柏林的剧场设计与创作了舞台布景和戏服，又与贝尔特·布莱希特合作。但是作为一名犹太人，一名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名被纳粹认为是“堕落艺术”的艺术家，蒂克被驱逐到特雷津集中营，并在那里去世。即使如此，她仍设法让集中营里的孩子们每天有几小时可以逃出现状，治疗他们的内心世界，让其远离创伤和对死亡的恐惧。BAU学社目前整理出一些公开的基础材料，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
Friedl DICKER｜1898年7月30日-1944年10月9日
弗里德尔·蒂克｜包豪斯女性｜2009
本文4500字以内
“亲爱的安妮，…包豪斯有大型服装节….魏玛完全一贫如洗….我们注定不会富裕，但这很好，我们不需要它。只需想想，每当我们失去耐心，就好像是因为资金问题，可这始终是一个内部原因。我相信大家只是为了掩盖内心不安的真正原因而忧虑。让我们务必忘却这些，一起都会好起来。”
——弗里德尔·蒂克致她的朋友和同窗安妮·沃蒂茨，1921
弗里德尔·蒂克是位才华横溢的人，她有着多才多艺又富创造力的个性，是早期魏玛包豪斯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那里崭露头角，并且在其位于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的工坊留下了许多平面设计、立体图形、书籍封面、皮革制品和首饰设计；还有戏服、房屋设计，以及配有可改装的现代家具和玩具的起居室与工作室。她最知名的平面设计之一，是与Else Lasker-Schüler合作完成的包豪斯之夜的宣传海报。之后，在特雷津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下，她证明了自己在教育和心理治疗方面拥有非凡的天赋。从1942年被拘禁至1944年10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她一直为被囚禁在集中营的孩子们教授色彩和素描课程。来自集中营五千名儿童的六百多幅画作中，展现了与包豪斯魏玛早期教学方法的明显联系。特雷津集中营里孩子们的绘画和她自己的创作，也即是弗里德尔·蒂克的作品，散落在世界各地，并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展出，得以让这位艺术家的名字、作品和其重要性求存于世。
弗里德尔·蒂克于1898年出生在维也纳，成长于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她的母亲Karoline née Fanta在她只有四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弗里德尔在学龄前的首次创作经历来自她作为销售员的父亲所做的造纸生意。那些并非为孩子准备的珍贵的速写纸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印记。后来因为被拿去制作报纸，她的许多速写草图都无法挽回的丢失了。1909至1912年，她就学于维也纳女子中学。尽管还是一位年轻女孩，她便已经对设计精美的书籍充满热情。通过制作玩偶和举办玩偶展，她获得了第一笔薪水。1912年至1914年，弗里德尔·蒂克以学徒身份在维也纳平面设计与实验研究所进修摄影与复制技术。这在当时对一位年轻女孩来说，是非比寻常的职业履历。
此后，她于1914年至1916在应用艺术学院参加纺织班。艺术家兼教育改革家Franz Cizek是她的老师之一，也正是他向弗里德尔引介了自由创作的艺术之可能性。于是弗里德尔剪短头发，从同时登记在册的Freie Lyzeum夜校逃学，不再崇拜伦勃朗和贝多芬，将自己投向了戏剧的怀抱。她1916到1919年，就读于伊顿的私立艺术学校。由于燃料稀缺，那里的教室冷飕飕的，但是相互间的争斗并未停歇，年轻而有魅力的教师用最不寻常地教学方法激发了充满求知渴望的学生们。他们怀着对其神秘的理念和实用的练习的热情，通过艺术获得了智性的进步。继在伯尔尼进行教育研究，以及在斯图加特向阿道夫·赫尔策尔（其色彩理论的教学追溯到歌德）学习艺术研究之后，伊顿曾在柏林的“风暴”画廊展出抽象画作品，并潜心于艺术理论、心理治疗和教育的相关问题。自1916年起，他就从事研究中东与远东的神话传统。1919年，他参加了不久刚在洛杉矶成立的拜火教的Mazdaznan宗教运动。根据他先前从赫尔策尔那里了解到的对古代大师的分析，伊顿为自己的学生开发了一套独特的艺术教育理念。从1917年起，这套理念被纳入教学大纲。
当伊顿于1919年10月在包豪斯任职时，大约有二十名来自维也纳的学生期盼着他的到来，其中包括弗里德尔·蒂克、弗兰兹·辛格、玛吉特·泰利和安妮·沃蒂茨。伊顿的初步课程自1920年起变为必修课，由此构成了包豪斯创作的基础。他的光头和拜火教的罩袍，虽遭到很多学生的嘲笑，但更多学生则被他深深吸引。他的生活方式，包括冥想与素食，对学生们和同事们是具有感染力的，但在包豪斯之外则遭到排斥。最终，伊顿对“世俗之物”的归隐式放弃使他与格罗皮乌斯的理念发生冲突，后者渴望的是加强艺术与工业之间的联系。然而，不幸的是，他同事的宗派举止为包豪斯在保守政客和公众舆论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声誉。
在魏玛的整段时间里，弗里德尔·蒂克属于伊顿追随者的圈子。她合作设计了《乌托邦》杂志，此刊物为包豪斯初期阶段纲领性的重要文件。作为研究古代大师作品的一部分，围绕着对格吕内瓦尔德的《伊森海姆祭坛画》的分析，弗里德尔在伊顿的初步课堂上尤其展现了她出色的制图天赋。蒂克“表现幻象”的效果，一再重现于艺术家们的印刷品和画作中。1970年，在达姆城的包豪斯档案馆举办的蒂克-辛格展览上，如汉斯·玛利亚·温格勒所言：“显而易见地，弗里德尔·蒂克的创作源自极强的想象力。”温格勒声称，从蒂克作品带来的忧郁、空想的镇定中，是不能立即对艺术家的情绪做推断的。蒂克的老友莉莉·希尔德布兰特形容她是一个快乐的人，她时常“鼓舞人心，充满想法”，且具有率性与即兴表演的才能。蒂克的研究者、从前的学生兼艺术治疗师Elena Makarova评论道，弗里德尔·蒂克对音乐和戏剧的热情在其创作中非常重要。她谈到蒂克有着“超越镜像再现而将自身投入到世界之中的出众才智。”
除伊顿之外，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个人，保罗·克利都和蒂克走得很近。从克利那里，她拥有了由内到外探究事物的能力。从而，她才能超脱自身在特雷津集中营的经历，向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敞开心扉。此外，还在奥斯卡·施莱默的雕塑工坊活出了她热衷自我表现、精力充沛的一面。施莱默为包豪斯舞台创作的《三人芭蕾》，激发着她关于戏剧设计与制作的想法。1921年春，弗里德尔·蒂克是唯一得到奖学金的学生。据大师会议记录表明，鉴于其卓越的表现，她时而会在求学期间被委派教学任务。她于1931年从伊顿和格罗皮乌斯那儿收到的推荐信也证实了这点。伊顿写道：“弗里德尔·蒂克小姐是我在1918-23年于维也纳教过的学生，也是我在魏玛国立包豪斯的学生。在艺术上，她卓尔不群。为此，我对她致以最高的敬意，并毫不迟疑地向教育部门推荐她。”1921年10月12日，经大师会议决定，作为十二名学生之一，弗里德尔·蒂克将从1922年复活节当日起免交学费。彼时，大多数包豪斯学生都生活在财务压力的状况中。在1920到1924年之间，弗里德尔·蒂克和弗兰兹·辛格共同为德累斯顿和柏林的剧场设计与创作了舞台布景和戏服。他们先是和Berthold Viertel共事，后又与贝尔特·布莱希特合作。蒂克以其独立的创造性，似乎成为“伊顿粉丝”中的一个例外。她将该阶段的发展反映在1940年给朋友Hilde Kothny的信中。她写道，伊顿曾“帮（她）爬出已被耗尽的形式，那是个坚硬的蛋壳…。然后，我所学似乎已被完全吸收——此迹象表明它们是多么好的东西。”
1923年，包豪斯初期阶段即将接近尾声。学院内针对教学内容存在着强烈地争论。1922年6月，施莱默早就意识到“生活的机器”将取代大教堂；1923年复活节，伊顿离开包豪斯；紧接着，1924年，音乐教师格特鲁德·格鲁瑙离开包豪斯。她的“和谐理论”课程显然对弗里德尔·蒂克的教学与治疗工作至关重要。依照她的毕业证书来看，蒂克在魏玛包豪斯的学习也在1923年9月结束了。维也纳小组并没有遵从新趋势。不管怎样，他们在离开包豪斯之后彼此仍保持着联系。弗里德尔·蒂克与弗兰兹·辛格早就有着紧密的合作，以及多年的交情。自1921年辛格与Emmy Heim结婚并产有一子后，蒂克的私生活变得非常复杂。弗里德尔急切地盼望有孩子，曾多次怀有辛格的小孩。但都由于他不想与她生子而放弃，她感觉自己的每次怀孕都被迫终止了。尽管此事在两人之间引起了很大的骚乱，但他们激烈的情感和工作关系仍在继续。1923年，她和辛格共同在柏林的弗里德瑙区创办艺术工作坊[Fine ArtsWorkshops]；1926年，见证他们共享的工作室“辛格-蒂克”在维也纳开门，且非常成功。他们的作品赢得无数奖项，参加过许多展览，其中包括1930年在维也纳奥地利博物馆举办的“现代室内设计”展。二人均参与过无数项目。蒂克主攻室内设计，凭借其非比寻常的形式法则、独特的用色和”感官材料”，使她在该领域中声名鹊起。同时，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清晰可见源自包豪斯的特质，即实用又可改装的现代空间理念，体现着自由、开放和能容于极小区域的原则。
1931年，弗里德尔·蒂克与弗兰兹·辛格分开，在维也纳开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然而，政局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并非仅限于德国。“红色维也纳”行将枯萎。蒂克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31年成为共产党员，于1934年被捕。在被释放后，她设法移民捷克斯洛伐克。她定居布拉格，开始建立新生活。以室内设计师和绘画老师的身份，为共产主义移民者的反法西斯事业而工作。在二十世纪艺术家中，弗里德尔·蒂克的存在同时受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极权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的三种威胁，即作为一名犹太人，一名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名创作着马上被谴责为“堕落艺术”作品的艺术家。
1936年，她嫁给了她的表兄Pavel Brandeis，成为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但这段个人幸福的时期是短暂的。在希特勒进军布拉格之前，她的处境就已经受到了威胁。尽管如此，她还是拒绝了进入巴勒斯坦的签证，并和Pavel一起搬到了赫罗诺夫的波西米亚城。在赫罗诺夫Spiegler&Söhne纺织厂的纳霍德38展览会[Ausstellung 38 Nachod]上，她获得了金奖和荣誉证书。1949年，她的十二幅画作在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展出。
1942年9月，蒂克和Pavel Brandeis被驱逐到特雷津集中营。1945年解放后，她在特雷津集中营留下的画作、设计、速写，以及孩子们的绘画在两个手提箱中被发现。事实上，弗里德尔·蒂克的这些作品几乎没表现出任何有关集中营里那日复一日的恐惧。尽管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她仍设法让孩子们每天有几小时可以逃出现状，治疗他们的内心世界，让其远离创伤和对死亡的恐惧。在这种极端非人道的环境中，她通过艺术追求着自身整体性、人文教育的目标。温格勒写道：“与伊顿一样，老大师们的作品（准确的说是复制品）看起来都有着他们自己的内容。由于不可能给孩子们进行结构分析，这一尝试是通过复制实现的。所以，同样是曾经被魏玛的学生们所吸收学习的老克拉纳赫，也出现在特雷津集中营的图画中。”Elena Makarowa也重现了包豪斯的教学方式和伊顿的方法在孩子们图画中的重要意义：“集体艺术创作是包豪斯传统的一部分，弗里德尔也将这个习惯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就像在包豪斯一样，每件作品完成之后都会进行小组讨论。教给他们精确性和耐力，仅此一点对孩子们来说就是有教育意义的。”
除了与孩子们的教学实践之外，弗里德尔·蒂克还确立了艺术教育和理论思考的力量，并记录在她1943年的文章“儿童画”中。“那么，小孩子应该被无条件的信任吗？如果我们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我们就给他材料，鼓励他开始创作。在这个阶段，我们所有的‘审美评估’都是毫无意义的。”
文｜Ulrike Müller
译｜李丁
责编｜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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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豪斯的初创时期，许多学员进入包豪斯以前就已经接受过一定的艺术教育，并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当他们回顾自己的包豪斯岁月时，常常有种脱胎换骨之感，这恰好回应了包豪斯“造新人”的教育理念。本文中的奥缇·贝尔格也有着类似的转变，在包豪斯，她的创作主要受益于莫霍利-纳吉的材料训练和克利的色彩训练；灵敏的感知又使她在二者中生出了多声部的听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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