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进展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以及不久前的空间生命政治导读系列……本文即来自于2012年“媒介批判”活动中的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导读，由院外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分上、下两期推送。

所谓七伤拳，它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笔下的一门武功绝学。七伤者，“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七者皆伤之谓也。据说，七伤拳中包含七种不同的劲道。或刚猛，或阴柔，或刚中带柔，或柔中带刚，或直进，或横出，或回缩。欲练七伤拳，必须先伤己，方可后伤人。

Herbert MARCUSE｜1895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

马尔库塞的七伤拳：单向度文化批判（下）|  2012

本文5000字以内 | 接上期

七伤拳第四招：幸福意识

马尔库塞指出，单向度文化使得政治领域被封闭起来了。

至于文化领域本身，马尔库塞认为也好不了多少。单向度的社会趋向于缩小甚至同化政治和高级文化领域的对立（艺术被收编）。艺术的异化导致了“快乐原则吞并了现实原则”（第66页），“快乐因而被调整来为产生顺从态度而服务”。不自由的社会赋予人“满足的自由”，结果带来了“良心的丧失”。

良心的丧失产生了一种幸福意识。幸福意识有助于人们对社会中的不当行为的接受（a happy consciousness which facilitates acceptance of the misdeeds of this society）。

马尔库塞解释说，所谓“幸福意识”，反映的是这种信念：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现存制度无论如何都会不负所望（第70页）。它是人的自主性和理解力衰退（被洗脑）的标志。

“用于把握矛盾和替代选择的思维器官萎缩，同时在一个持续存在的工具理性的单向度中，幸福意识逐渐压倒了一切。”（第73页）

结果，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够且必须听从生产机构中的有效代理人的摆布。

七伤拳第五招：顺从态度

幸福意识反映了一种新的顺从态度（new conformism），这一态度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性的一个方面（which is a facet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ranslated into social behavior）。它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其合理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第77页）

顺从态度的合理性：发展生产力和技术进步是无罪的！

这种以社会的不幸为基础的“福利和生产结构”也渗透进了“媒介”——统治者和依附者之间的中介。其宣传机构造就的传播领域是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地方。（第78页）

传播领域中弥漫着仪式化的极权主义语言。“自由、平等、民主、和平这些词，在西方是由free enterprise, initiative, elections, individual这些话语指称的，在东方则是由工农联盟、建设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对立等话语来指称的。任何超越既定封闭结构的话语都是错误的煽动。”（第80页）

最终，“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以及对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操纵，导致了神秘化领域的转移”。“如果说‘意识形态逐渐被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话，那么提出以下说法可能也是有意义的：在这个社会里，成为神秘化的最有效载体是合理的东西，而不是不合理的东西。”（170页）

马尔库塞这里实际的意思是说科学技术本身变成了最大的意识形态。他在重弹《启蒙辩证法》的老调。可是他接着说出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有说出的话：“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阶级的实际状况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成了一个神话般的概念；当今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的理想成为梦幻。”（170页）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改变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由于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那个担负了重整乾坤的历史责任的丹麦王子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承担者。

七伤拳第六招：新感性

马尔库塞认为《手稿》是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开门见山说：“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马尔库塞说：“不能认为，在马克思理论的后期的（经济学）形式中，哲学已经被一劳永逸地攻克和‘完成’了。倒是可以说，在马克思理论的所有阶段上，他的理论基础都包含了哲学的基础。”他的逻辑非常明显，《1844年手稿》是后来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本主义！

马尔库塞基于个体感性“解放”的乌托邦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肯定，“在马克思那里，正是感性（作为对象化）这一概念，导致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的转折，因为他把实践的和社会的存在这一根本的特征引入关于人的本质的存在的定义之中。作为对象，人的感性实质上是实践的对象化，并且正是因为他是实践的，所以他实质上又是社会的对象化。”

他把“激进的感性”而不是理性作为解放的根基。“解放要以激进的另一种意识（一种真正的对抗意识）为前提，因此这一运动的意识应该能够打破对消费社会的崇拜，必须要有一种知识和一种感性，而已有的秩序通过阶级教育的制度禁止大多数人民获得这种感性。” “新感性并非仅仅是在群体和个体中的‘心理现象’，而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个人需求的中介，是在‘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与追求个人解放之间的调节者。”

资产阶级文化是“肯定的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这种文化“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为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由每个个体的‘内心’着手而得以实现”。（1937年）在他看来，这种肯定文化最重要的问题是理性贬抑感性。解放的文明即是“解放了的人类在它与自然的共同斗争中自我确定的自由的实在性”。（1938年） 

新感性的承载者是艺术。“艺术向现存现实的垄断性宣战，以便去确定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艺术是通过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即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世界，去达到这个目的的。”日常生存“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作斗争”。所以，解放在他那里变成了两个相联的维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彻底拒绝；另一方面是走向美学的维度，在艺术中通过“忘却过去的苦难和快乐，就可把人生从压抑的人的现实原则中提升出来”。

七伤拳发大招：大拒绝

1972年7月23日，在回答雷蒙·阿隆的提问时，马尔库塞说：“你可以称我为一个乌托邦人”。马尔库塞本人思想中最为深层的东西是乌托邦情结。最能体现他的乌托邦解放梦想的，是他的“文化大拒绝”方案。

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主体究竟由谁来担当？只能够由那些思想没有被纳入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力量来担当。马尔库塞说，这“取决于一个新主体的出现：即一种不愿去再造现状的意识和感觉——拒绝合作”的新的反抗力量的出现。具体说来，主要是指—无所有的流浪汉、未被同化的青年学生、能摆脱社会控制的知识分子。

1968年，当美国、法国发生大学生的造反风潮时，有人访问马尔库塞，要他就革命主体问题发表意见，他却说：“我为这个思虑了很长时间，我恐怕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唯一我能够说的就是，看起来到处寻找变革的承担者是错误的，他们也许会起来。”

1976年，他在《革命还是改良》一书中又说，谁是革命主体的问题是不合理的，因为革命主体只能在变革过程本身中逐渐形成，革命主体只能在实践中、在意识的发展中、在行动的发展中组织起来。

后来他又认为，就是已经承当了革命主体的革命者，也不可能永远是主体，因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具有一种与这个社会固有的压迫性结果相吻合的心理机制，就是革命者也难以幸免，所以他们革命成功后，也总是要重复和肯定本来应该通过革命而加以否定和消灭的“压迫原则”，又要去压迫别人。这样就出现一个压迫产生革命，革命后又产生压迫的恶性循环。

当革命的痛苦意识被虚假的“幸福意识”代替的时候，无产阶级也就丧失了自身的阶级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已经让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失去了现实可能性。

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战略，完全不同于其先驱，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战略，也就是说它不是以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自觉的先锋队为领导，以群众性政党为工具，以夺取政权的斗争为基本目标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永远不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

西方的新革命战略决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晚上”所完成的突变（指十月革命一个晚上占领冬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工农政权的形式），而将是一个崭新的革命。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新的镇压形式。资产阶级一边用高消费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边操纵舆论、管制思想，以消除对现行制度进行反抗的批判性思维。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仍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思路去进行革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革命战略是日常生活的革命，是感性的革命和本能的解放，也是文化的革命和艺术的乌托邦。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1966年版的序言（他本人称之为“政治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大拒绝”口号。

他站在个体生存幸福立场上，号召人们“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为政治而战”，共同拒绝生产那些现在用来反对人民而保护统治者的自由与繁荣的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尤其是，根据“保卫生命”的原则，“拒绝使用富裕社会的死气沉沉的语言，拒绝穿戴整洁的服装，拒绝享用富裕社会的精巧物品，拒绝接受为富裕社会服务的教育”。一句话，彻底地与富裕社会断绝关系。

于是，新的革命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拒绝”！就是不要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所提供的一切！这是一种新型的造反运动。

马尔库塞指出，要把一切造反者联合起来，同一切现行的东西完全、彻底、绝对地决裂，他说：“只有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政治和道德的理性的本能的反对派，拒绝参加罪恶的游戏，厌恶任何繁荣，任何强迫抗议，才能毁灭这个制度。……抗议的人们拒绝承认一切现有的文明——他的拒绝参与政治、精神活动等等，他的拒绝承认通丢失形式和行为标准、道德等等。”

马尔库塞反复强调，能够把所有造反者联合起来的东西不是别的，只能够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只有自由的和本能的反对派，采取一切冒险手段，与现行的一切决裂，才能毁灭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既不能“容忍”又不能压制这些手段。

“大拒绝”战略要求否定工具理性对现实的统治。马尔库塞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是瓦解人民的反抗意志的心灵枷锁，所以大拒绝首先是文化拒绝，也就是要拒绝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的一切让人处于舒服轻松的异化绳索。尽管他对此并无丝毫把握：

“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抱有任何指望，也不表明会取得成功，它一直是否定的。因此，它要对那些丧失希望而把他们的生命已经奉献给和仍然在奉献给大拒绝的人们忠诚不二。”（第231页。）

在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开端，瓦尔特本雅明曾写道：“只是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人，希望才给了我们。”

Nur um der Hoffnungslosen willen ist uns die Hoffnung gegeben. 

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those without hope that hope is given to us. 

文｜夏凡

自从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我们的理论推进也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前进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现在，是时候开始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空间生命政治的导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