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世界体系到三元世界体系
编者按｜
谨以此文纪念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论的杰出代表乔万尼·阿里基（1937年7月7日-2009年6月18日）诞辰80周年。本文节选自未出版著作《最好的马克思》第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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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看成是他的全球化理论。按照他的设想，各民族的地域性的历史完全转化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也就来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一种匀质的空间拓展过程。各民族只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之分，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态本身的质性差别。因此，世界体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盲点。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同样是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第277页。）正如马克思在1853年的《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以及《不列颠统治印度的后果》等文章中揭露的那样，资本借助军事暴力实行对殖民地的强制占领，掠夺其原料，对其倾销工业产品。同样，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依靠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依靠政治、外交上的“巧实力”，更依靠经济、军事上的“硬实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提出，“原始积累”是资本的“原罪”。“在真正的历史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相反，“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第781页。）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就一无所有，这样他们才被迫成为劳动力商品，成为雇佣工人。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圈地运动，著名的“羊吃人”。羊毛纺织业的工场要获得原料——羊毛，就需要养羊。通过圈地，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稳定的原料供应，更重要的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逼迫他们成为工人。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当然是要依靠暴力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实质上是“剥夺性积累”。
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从马克思的剥夺性原始积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前提是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存在，所以，全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国家内部）以及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外部）之间的斗争史，确切说，资本主义掠夺并“吞噬”非资本主义的历史。卢森堡最终提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由于非资本主义地区本身的资本主义化，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面临丧失实现条件的危险，面临着原落后国家的新兴资本积累的竞争威胁，资本主义造成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灾难，便日益由前发达地区转回到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本身。相对和平的市场竞争转变为激烈的经济、政治以至于军事对抗。
列宁则在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7卷，第327页）。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是“金融资本”的统治，金融资本是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归银行支配、并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借贷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呈现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双层结构：上层是英、美、德、法、俄、日等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靠着资本输出，掠夺和剥削海外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形成了一个专靠“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层”，整个国家都脱离了生产，变成了专吃金融资本利息的“食利国”；下层则是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多数落后地区，它们变成了与少数“高利贷国”、“债权国”相对的“工业国”、“债务国”。在列宁那里，由金融资本占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对仍然由产业资本占主导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地区）实行着统治，这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实质。
列宁坚决否认金融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走向“组织化资本主义”（希法亭语）实现自身的永恒存续，而是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出路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和卢森堡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由“一般资本”统治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由“金融资本”统治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甚至认为“殖民地是负担”（1840-1860年代的英国是其典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公开鼓吹扩张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并肆无忌惮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列宁认为，资本主义不会有第三个阶段，如果世界历史有第三个阶段的话，那就只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
和列宁不同，考茨基不是按照资本统治形式的不同来划分世界的，考茨基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和工农业的国际分工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为“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或地区）”的二元结构。考茨基1914年9月发表的《帝国主义》认为，“对帝国主义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页。）他最终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为了征服和兼并更多的农业地区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工业国统治农业国，是为了让后者为前者提供市场和原料。考茨基用“工业国”和“农业国”的二元结构代替了“金融资本论”下的“债权国”和“债务国”、“食利国”和“产业国”的二元对立结构。地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是考茨基的“国际分工论”的关注焦点。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和信息产业的兴起，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殖民主义”和“后冷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列宁的“金融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历史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考茨基的“国际分工论”所包含的某些合理之处就日益显现出来。“资本积累论”的合理因素在于它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问题，把资本全球化首先理解为一个经济问题，资本积累的实现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不是单纯的掠夺；“国际分工论”的合理因素在于它突出了国际分工在世界体系格局中的作用。
历史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完全克服希法亭“金融资本论”的理论缺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不发达国家则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扼制，表现就是金融寡头占据殖民地。这种论断并不完全符合资本现代形态是以“股份资本”为主体、以“资本市场”为中介的实际。例如，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不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反而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对外私人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大幅度地下降，从1971年的48.1％降至1980年的42.2％！（约翰·斯托普福德：《1982-1983年世界多国公司指南》，1983年版，第5 -6页。）这用列宁的“食利国”（=投资国=债权国）和“产业国”（=生产国=债务国）的理论无法解释。另外，虽然美国的进口总额是世界第一，但是其对外出口总额高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德国、中国），而且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这也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无法解释的。
相比之下，考茨基的帝国主义论突出了“工业-农业”的国际产业分工结构。既然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这一国际分工格局的需要，那么，一旦发生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世界分工体系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国-农业国”的二元世界体系转型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一产业（农业）”的分工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以知识产权与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国家”，以农业和原料输出为主的“农业国”仍然是“不发达国家”，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些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这种演变，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列宁由“金融资本论”推断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实质上是“食利国”对“产业国”、“债权国”对“债务国”的统治，并不符合战后出现的世界“三次产业”分工的国际格局。也就是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二级对立结构无法解释三元的现代世界体系。难怪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中提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三级世界体系结构，作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论修正。
但这不等于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错了，关键在于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和现实斗争，构成了20世纪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背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对峙，使得资本主义有必要反思自身的危机，从而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了从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向新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转型。我们既不能因为资本主义走向了新的世界体系，就否认当初苏联和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就否认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判断并不准确，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事实上，斯大林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心准备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总决战，预备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这样一来，斯大林就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夸大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但这并不是斯大林的个人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如果谁批判苏联和中国没有在20世纪的50-60年代搞“改革开放”，那么他就犯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错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二元世界体系（姑且不论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二元对立，还是投资国和生产国的二元对立）条件下，帝国主义对落后民族的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这时候，落后民族国家要想发展自身，是不可能通过“开放”这种方式的。在“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帝国主义时代，“开放”不仅不能带来民族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导致落后民族长期处于被帝国主义掠夺的命运——说白了，谁开放谁完蛋。要摆脱帝国主义的二元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就只能另起炉灶，自搞一套，这就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也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列宁主义也是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拉美各国独立后，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而是以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为主要动力的。这一方面促进了拉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拉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拉美国家不仅没有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停滞不前，与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依附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场的。它强调世界经济体系由“中心”（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和“外围”（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中心国家的资本扩张使得作为资本扩张对象的外围国家一直居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更要命的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状态及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都是有利于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而且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起着决定作用的先决前提。说白了，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就没有中心国家的发达！
依附理论的最核心观点是“外围国家根本没有现代化的前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不仅导致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导致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经济依附，还在不发达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官僚权威阶层（资产阶级），这个领导阶级与外国资本主义利益保持密切联系，其财富的获取和生活方式越来越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个阶层与本国下层民众在财富和权力上的差距却不断扩大。
1960年代起，出现了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依附论无法解释的事实。这个事实只能用“国际分工论”来阐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所谓“第三次浪潮”）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升级，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信息业和旅游业等）取代了第二产业（工业）成为其主导产业。这种“后工业化”正是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描述的状况，它才是所谓“后现代”论述得以发生的现实母体。一旦发达国家把原有的工业转移到较为落后的“第三世界”（落后的农业国），原来的边缘国家就有可能利用这个契机实现自己的工业化。换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转型造成了落后国家的产业升级。这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根据，也是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现实依据。
必须看到，落后国家的发展（工业化）是以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为前提的。更何况，虽然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并不能通过发展来彻底摆脱依附和剥削。现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和以农业和原料输出为主的农业国都是外围国家了，只有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国家”才是中心国家！新兴工业国家虽然承担了世界制造业的大部分，但是在剩余价值的瓜分中却占不到“大头”，大量利润被原料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这就是经济学中的著名的“微笑曲线”：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加工制造产业获取的利润份额最少。因此，今天的“世界工厂”与19世纪的英国成为的“世界工厂”不可同日而语。确切说，今天的新兴工业国家只不过是“世界车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华丽转身为“世界办公室”了。“世界的蓝领”是给“世界的白领”打工的。
这样看来，依附论并不全错。
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依附的根源在于知识产权的垄断以及现代金融业。中心国家一方面依靠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依靠知识产权（专利权、版权等）来掠夺外围国家（所谓知识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仍占据统治地位，它也可以依靠现代金融业（属于服务业）来掠夺外围国家——不是靠银行，靠借贷资本的输出（希法亭和列宁），而是靠证券交易所，靠股份资本的流动。难怪美国首富从银行大王摩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变成了信息业巨子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全球500强品牌的前三名则变成了“苹果、谷歌、亚马逊”：都是信息业和交往业的品牌。
总之，全球化资本主义造成了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将一种国际分工体系强加给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既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也是其幸存的前提，活力的来源。
本书力求呈现马克思思想中最好的一面，而不是沾沾自喜于揭示“马克思错了”。说到底，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终究是通往自由之路，而不是通往奴役之路。这样的马克思就是最好的马克思。“自主活动，自由联合”，这才是马克思给我们的八字真言，这才是最好的马克思，才是我们今天读马克思、接着马克思往下思考人类命运时所需要的那个马克思。
最好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永远英明、伟大、正确的马克思，而是那个坚持不懈地探索着人类解放之路而从来不曾停止其探索脚步的马克思——带着他所有的热诚和执着，也带着他所有的迷失和错误。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最好的马克思不是那个站在科学的光辉顶点志满意得的马克思，而是沿着崎岖的小道攀登科学高峰的“探索者”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