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38年流亡美国起，直至1949年秋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阿多诺曾长期寄居美国，再加上1952年重返洛杉矶的那一年，阿多诺累计在美国生活和科研了12年之久。我们或许知道，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不朽名篇《启蒙的辩证法》写作并发表于这段时期，或许知道《新音乐的哲学》与《道德底线》的手稿完成于这段时间，但对阿多诺在美国的具体科研经历恐怕并不熟悉。这12年间，阿多诺究竟开展了哪些学术工作？作为“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美国到底给阿多诺带来了怎样的学术冲击和滋养？阿多诺又如何评价美国，评价他在美国的科研经历？读完阿多诺对其在美国的科研经历的这篇自述，我们会对上述问题获得清晰的认知。“院外”将分七次推送此篇长文。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在美国的科研经历（七）｜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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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我回到了德国。这一年我和霍克海默全心投入到社会研究所的重建当中去，并且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教学工作。1951年，我短暂访问了一次美国，1952年则回到洛杉矶，待了一年，作为贝弗利山庄的哈克尔基金会的科学总监。情形和普林斯顿计划或权威主义人格都大不相同。我既不是精神病学家也不是精神病医生，所以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社会心理学。另一方面，在哈克尔博士的诊所，基金会的所属机构，工人们都是精神病学的社会工作者。每当我们合作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同事们没时间做研究，我这个科学总监也无权下令诊所的人去做调研。结果就是出成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哈克尔博士或者我的预期。我被迫去唱独角戏，去完成基金会的科研工作，去做讲座，做宣传，几乎是单枪匹马。于是我发现我又被扔回到“刺激物”的分析上来。我做了两项内容研究。其一是洛杉矶时报的星座专栏，以英文发表在1957年的《美国研究年鉴》（德国出版的）上，题为《地上的星星》，它构成了我后来在《社会学（之二）》里的德文文章《二手迷信》的基础。我对这一材料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伯克利研究，特别是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发现的破坏冲动的社会心理学意义，而就大众而言，破坏冲动在我看来是当前政治形势下最大的潜在威胁。我采纳的方法是把自己置于通俗星相学家的位置，他写的东西让读者个人非常满意，而他不断面临的困难是他给人的建议显然适用于任何人。其结果是，通过商业化的、标准化的星相学，以及专栏作家的技术表现，尤其是他对受众心智的某些矛盾（社会矛盾的反映）的“两面方法”，顺从态度得以强化。我进行的是定性研究，尽管也大致数了数各种基本手法在我选择的材料（跨度为两个月）中的出现频次。定量方法证明了，文化工业的产品，这种二手的大众文化本身是从真正的统计学视角进行计划的。定量分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同“伎俩”的频次差异是因为重复是星相学家的半科学计算的结果，他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宣传鼓动家，尽管他避免公开谈论政治话题。此外，《权威主义人格》已经发现，“上层”比底层更倾向于认可迷信的说法，尤其是带有威胁性和破坏性的说法，因此，星相学研究就和我先前在美国的工作联系起来了。

“如何看电视”的研究也是如此。它发表在《好莱坞电影广播电视季刊》1954年春季号上，后来也为德文文章《作为意识形态的电视》（载于《冒犯》）所利用。多亏了哈克尔医生的外交手段，我才获得了大量的电视脚本，以分析其意识形态内涵和有意造成的含混性。两篇文章都属于意识形态研究的领域。

1953年秋天，我回到欧洲，在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之外，又接受了大学里的一个全职教授席位，哲学和社会学教授。此后我再也没有回到合众国。

我简单概括一下我希望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第一件事情是属于社会学本身的东西，对于社会学家的我无比重要。在美国，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我逗留英国期间，我不再认为欧洲历史发展出来的状况是天经地义的——“不要想当然”。我现在不在一起的朋友蒂利希曾经告诉我，他是在美国才第一次去掉了那种地方狭隘性的，我想他说的经验与我的类似。在美国，我从一种对文化的幼稚信念中解放出来，并且有能力从外部看待文化。说白了，虽然有各种社会批判，虽然完全意识到经济因素的首要性，精神的根本重要性对我来说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准教条。然而我在美国学到的是，这并不是必然结论：美国和中欧西欧不同之处在于，在精神的东西盛行之处，人们并不会敬畏得鸦雀无声。这种缺乏尊重的表现使得思想转向了批判的自省。这尤其影响了我浸淫其中的欧洲音乐文化的前提。我并没有放弃这些假设，也没有放弃我对这种文化的观念，但是对我来说，一个人是毫无反思地携带着这些观念，还是意识到它们恰恰和技术最先进、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文化标准正相抵触，是有根本性的差别的。在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在这段时期内，由于美国的材料来源的影响，音乐生活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而在30年前，当我关注美国的音乐社会学的时候，那还是不可想象的事。

更根本的、也更令人满意的事情，是我对民主形式的实体的经验：在美国，它们渗透进了全部生活之中，而在德国，它们从未超出形式的游戏规则层面，我想恐怕现在还是如此。在美国，我见识到了真正的慷慨的可能性，是老欧洲很难见到的。民主的政治形式无限接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国生活有一种对息事宁人、温厚善良、慷慨大方的内在冲动，和1933年到1945年间的德国爆发的那些被抑制的恶意和嫉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当然不是机会无限之地，却仍然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说，在德国的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表达，比方说“我们不够成熟，不能实行民主”，那么，这种跪舔权力而又自我蔑视的表达在所谓“更年轻的”新世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并不是说美国完全没有走向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现代社会本身固有的。然而，美国对法西斯主义潮流的抵抗力量大概高于任何欧洲国家，除了英国（在很多方面，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多方面，英国构成了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纽带）。

我们欧洲人习惯于把“适应”看成是一个纯粹否定的事情，是个人的自发性和自主性的灭绝。但是歌德和黑格尔尖锐批判过一种幻象，即认为人化的过程、文明化的过程必然是由内而外的。其实它恰恰是通过黑格尔说的“异化”完成的。按照这一观点，认识到我们是孤立的人，并不让我们成为自由人，相反，只有进入和他人的关系，超越我们自身，并在一定意义上向他人投降，我们才能成为自由人。为了成为有普遍文化的人格，我们并不首先像植物浇水那样灌溉我们自身，把我们定义为个人。假如一个人为了保持自身的同一性（似乎这样的同一性总是值得拥有的）就拉长了、阴沉着脸，并且从一开始就让别人知道对他来说别人并不存在，也无助于他自身的内在性——那个内在性往往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人出于外部压力或者自身的私利而对别人友好，那么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从他和别人的关系中获得真正的人性。我们在德国，经常对美国的肤浅感到义愤填膺，但必须要小心不要因此反而肤浅地、非辩证地变得冥顽不灵。

对于上述一般性评论，还必须补充一些和社会学家的具体情况有关的内容，或者说，它与任何认为“对社会的认识是哲学知识的不可分割的核心”的人有关。在中间等级文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美国无疑处在一个极端。她展示了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而没有任何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如果你和主流意见相反，认为在所谓“第三世界”之外的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正朝着同一状态前进，那么美国恰恰为任何想要摆脱美国或欧洲的幼稚立场的人提供了最前沿的观察哨。确实，回归者发现在欧洲有很多事情就是（或者正在走向）他第一次在美国碰到的事情。自从托克维尔和库恩伯格之后，无论一个严肃的文化批评家在面对美国状况的时候说些什么，都不可避免地要问自己，他自幼习得的文化观念是不是到了美国之后还没有过时。还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是不是当代文化因自身的失败、自身的内疚感——因为它将自身保持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独立的精神领域，从而未能在社会现实中展现自身——而走向自我惩罚的普遍趋势造成的结果？这肯定不是美国曾经发生过的情形，然而在美国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并没有像欧洲那样被阻止。和美国的定量思维有关，和它缺乏分辨力和神圣化平均值的危险有关，欧洲必须提出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质的差别在当前的社会世界中还有多重要？欧洲各国、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机场已经是一模一样的了。从一个国家到世界的最远端已经不是几天的事情而是若干小时的事情了。生活水平的差异也好，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好，似乎都已是明日黄花。当然，相似可能只是表象，差异可能隐藏得更深，但是更值得怀疑的是，在理性秩序的世界中，被技术取向的精神同一性所压制的“质的差别”是否还能重新找到它合适的位置。没有美国的经验，此类反思是无法设想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没有占用美国经验的当代意识，哪怕是反对它的意识，都有点儿反动。

总而言之，也许我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的科研生涯对我个人、对我的思想的特殊意义。我的思辨太偏离“常识”了。但是黑格尔——这是他比后来一切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都高明的地方——最强调的一条原理就是，思辨的思维不能同所谓健康的常识截然分开，而基本上是对常识的批判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查。即使思想拒绝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也不应摒弃这一观点。任何像我过去那样批判常识的人都必须满足“具备常识”这一基本要求。他不能要求超越某些东西，这些东西的约束永远无法让他满意。在美国，我才真的第一次体会到所谓经验主义的重要性，尽管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相信有成果的理论知识离不开和材料的近距离接触。反过来，尽管我尊重美国的科学实践所运用的那种经验主义，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全部经验都被经验规则束缚住了，而这些经验规则将直接生活经验的观念中固有的一切东西都排除在外。一种对经验的辩护，而不是将它转换为经验的话语，这肯定还不是我心目中最糟糕的特征。这也是促使我返回德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是我有可能继续我在欧洲被中断的工作，并且有可能为政治启蒙做出一些贡献。但这不会改变我对美国的感激之情，包括思想上的感激，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作为一个学者在那里学到的东西。

文｜特奥多·阿多诺    试译｜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