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38年流亡美国起，直至1949年秋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阿多诺曾长期寄居美国，再加上1952年重返洛杉矶的那一年，阿多诺累计在美国生活和科研了12年之久。我们或许知道，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不朽名篇《启蒙的辩证法》写作并发表于这段时期，或许知道《新音乐的哲学》与《道德底线》的手稿完成于这段时间，但对阿多诺在美国的具体科研经历恐怕并不熟悉。这12年间，阿多诺究竟开展了哪些学术工作？作为“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美国到底给阿多诺带来了怎样的学术冲击和滋养？阿多诺又如何评价美国，评价他在美国的科研经历？读完阿多诺对其在美国的科研经历的这篇自述，我们会对上述问题获得清晰的认知。“院外”将分七次推送此篇长文。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在美国的科研经历（六）｜1968

本文3500字以内｜接上期

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铺得很开。中心在伯克利，我每两周去那里一次。同时在洛杉矶有一个研究小组，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领导，社会心理学家C. F. 布朗、心理学家卡罗尔·克莱顿和其他几个人参与。同时和精神分析师弗里德里希·哈克尔博士及其同事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兴趣小组式的研讨班。撰写一部由个别研究构成的大部头著作的念头只是慢慢产生的，几乎是无意识的。共同成果的核心是F量表，它似乎对《权威主义人格》的各个部分都有最大的影响。应用和修改了无数次之后，它后来成为测量德国的权威主义可能性的一个量表的基础（根据当地情况做了调整）。1950年重建于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希望在1969年发表这项研究。某些在美国杂志上做的测试以及对一些熟人的不系统的观察告诉我们，在不明确提问反犹主义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观点的前提下，也是有可能间接测定这些倾向的：方法是确立某些僵硬的观念的存在，从而可以确定伴随着这些具体看法的一般观念乃至整个性格。于是我们本着创新自由的精神，在伯克利建立了F量表。这种创新精神明显区别于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的学究式科研。其原因大概可以解释为四位研究负责人的“精神分析背景”，尤其是对自由联想法的熟悉。我强调这一点，因为对于像《权威主义人格》这样的著作，虽然饱受非议，却从未被指责为“不熟悉美国材料和美国研究方法”，然而它并不想把自己隐藏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常规的表面下。可以推断，由于创新的自由，《权威主义人格》提供的一切都是原创的、非常规的、富有想象力的，并切中肯綮。我认为游戏冲动对于一切思想创造活动都是必要的，而F量表显然不缺乏游戏冲动。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来思考各个向度、变量和症候，包括特定的问卷题目。题目越是没有泄露和主题的关系，我们大家就越自豪。出于理论的考量，问题应该和种族中心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动的政治经济观点相关。我们用通常的预试检验了这些问题，了解问卷的技术局限性，删掉那些分辨力不高的题目，使得问卷大体上是可信赖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往我们的酒里搀点儿水。由于很多原因，尤其是教育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得不经常放弃我们自己觉得最有探索性、最有原创性的问题，而选择那些更有分辨力的问题，那些问题更接近于舆论的表面而不是深度心理学的因素。我们不得不放弃权威主义类型对现代艺术的敌意这个向度，因为这一敌意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也就是说，必须接触过现代艺术，而我们的大多数被试并没有。我们相信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结合可以克服普遍化倾向和特殊相关性之间的对抗，但是我们却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自己遇到了这个问题。似乎任何形式的经验社会学都必须在发现的可靠性和发现的深刻性之间抉择。然而，我们继续使用里克特量表，这种操作定义的量表使我们经常能一拍打死好几只苍蝇，也就是说，一个问题能够同时测量好几个向度，这些向度在我们的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框架中属于“高”特征或者其相反数“低”特征。在古特曼对以前的常用量表的批判看来，我们的F量表是不可想象的。我很难不怀疑，经验社会学的越来越精确的方法，无论多么完美无瑕，往往会限制科学的创造性。

我们必须加快出书的进程。1949年底，在我回到欧洲的同时，书出版了。我没有亲历它次年在美国引起的反响。时间紧任务重，造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后果。有个家喻户晓的英语笑话，有个人写信的一开头说，他没有时间把信写得简短一些。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无法总览全书，缩写手稿，于是书很厚，内容很庞杂。不过，我们都意识到这个缺点，而这个缺点在某种程度上被独立的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弥补了。这本书缺乏学科的严格性和统一性，这种缺点被审视同一主题的多角度的真知灼见所弥补，因此在最严格的标准上未经证明的东西也有了可信度。如果《权威主义人格》有所贡献，这不在于实证观点或统计数字的绝对效度，而在于它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真正的社会关切激发的，并且和一种此前从未转译为定量研究的理论有关。最重要的不是被测量的东西，而是方法的发展，经过不断改进后的方法使得以前不可能测量的东西也能测量了。此后，人们经常用经验方法检验精神分析的理论，想必这其中也有《权威主义人格》的功劳吧。

我们的主要目的并非测定当下的观点和倾向及其分布。我们感兴趣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在这一方面，为了反抗它，我们尽可能地把发生学向度——权威主义性格的发展——包含在调查中。尽管研究规模极大，我们都视之为一种试验性的研究，是为了探索可能性而不是为了收集不可辩驳的发现。我们的结果非常有意义，足以证明我们的结论：不是偏见，而是单纯陈述事实。布伦斯维克的研究工作尤其注意这一点。

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研究一样，困难在于样本的性质，我们并不掩饰这个困难。这似乎是美国大学的经验社会学的慢性病，甚至不仅仅是大学：他们不得不用学生做被试，从而很难代表整个人口。后来，在法兰克福，我们试图改正这个缺点，在类似研究中用“接触群体”做实验，也就是从最多样的人群中选择测试群体。可是在伯克利，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样本。我们感兴趣的是核心群体：不是指后来谈论的“意见领袖”想要的群体，而是指特别“可疑”的群体，比如圣昆丁的囚犯——事实上，他们高于平均值——或者精神病院的病人。我们从关于病人的知识中推断出关于“正常人”的信息。

更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贾荷达和克里斯蒂，是关于循环论证的：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前设，而由研究方法所验证。这里并非讨论这一反对意见的地方。只要说几句就够了：我们从来不认为理论就是一组假设，而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因此不打算用我们的发现来证明或证伪，而是从理论中推衍出要调查的具体问题，然后再用它们自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它们，让这些问题展现占主流的社会心理学结构。当然，对F量表的批判并不是废话，间接确立心理倾向（由于担心审查机制起作用，所以不能直接得到它们）是以肯定这些倾向的存在为前设的，只是假定被试不愿意公开表露这些倾向。就此而言，循环论证是存在的。然而我认为对这一成果的质疑不宜走得太远。在为数有限的预试中建立了公开倾向和潜藏倾向之间的关联之后，就可以在完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正式的测试，并利用这些关联，而任何公开的问题都会扰动他们。唯一可能的困难在于，倾向于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人在1944年和1945年会很犹豫是否表达自己的观点，原初建立的关联可能会导致过于乐观的结果，并过高估计了“低倾向者”的潜在可能性。不过，对我们的这一批评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指责我们使用了偏向于“高倾向者”的技术。这些方法论的问题，都是“假设-验证-结论”这个结构造成的问题，有助于阐明我在认识论的书中（《认识论元批判》，1956）对“科学的绝对第一性”观念的哲学批判。

和广播计划的情形相同，《权威主义人格》也结出了其他硕果：例如，布伦斯维克夫人和我奠定基础的“儿童研究”，具体执行是她做的。不幸的是，这一研究没有完成，只有部分成果得以发表。大型研究计划中，个别研究夭折是难以避免的。今天，既然社会学那么有自我意识，很值得好好调查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研究都无疾而终。儿童研究运用了《权威主义人格》的基本范畴。因此获得了可圈可点的、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它们提炼了墨守成规和权威气质之间的区别这一概念。“好孩子”，即守规矩的孩子恰恰更没有侵略性，从而没有权威主义人格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反之亦然。回顾起来，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非先验的。从儿童研究的这个方面中，我第一次理解了罗伯特·默顿为经验研究找到的最重要的合理性所在：所有的发现都可以用理论解释，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可以用发现解释。我很少这么深刻地感受到经验研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些经验研究真的能回答理论问题。

甚至在和伯克利小组的合作开始之前，我自己就写了一篇长文，论美国新近活跃于西海岸的法西斯主义煽动者马丁·路德·托马斯的社会心理学技术，完成于1943年。它是一篇内容分析，分析了法西斯煽动者采用的多少有些标准化但为数不多的刺激物。这里又运用了普林斯顿广播研究计划背后的观念——既考察反应类型，又考察客观的决定因素。这两条“路径”在“偏见研究”中没有达成和解与统一。可以说，煽动者对“狂热分子”的仔细计算好的影响并不是造成群众的法西斯倾向的唯一的客观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客观因素。这种可接受性深入到社会结构本身，并且在宣传家的故意推波助澜之前就已经从社会中萌生。宣传家的观点并不像人们乐观地想象的那样，仅仅是狂热分子持有的。他们也大量出现在所谓“可敬的”人的谈话中，只不过说得没那么明确和富有攻击性。对托马斯的分析使我在设计《权威主义人格》的调查问题时有了更多灵感。这一研究大概是美国进行的第一个批判的、定性的内容分析。

文｜特奥多·阿多诺    试译｜夏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