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38年流亡美国起，直至1949年秋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阿多诺曾长期寄居美国，再加上1952年重返洛杉矶的那一年，阿多诺累计在美国生活和科研了12年之久。我们或许知道，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不朽名篇《启蒙的辩证法》写作并发表于这段时期，或许知道《新音乐的哲学》与《道德底线》的手稿完成于这段时间，但对阿多诺在美国的具体科研经历恐怕并不熟悉。这12年间，阿多诺究竟开展了哪些学术工作？作为“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美国到底给阿多诺带来了怎样的学术冲击和滋养？阿多诺又如何评价美国，评价他在美国的科研经历？读完阿多诺对其在美国的科研经历的这篇自述，我们会对上述问题获得清晰的认知。“院外”将分七次推送此篇长文。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在美国的科研经历（五）｜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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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普林斯顿广播研究计划发展为应用社会研究局。我结束了在该计划中的工作，迁到加利福尼亚。霍克海默已经先搬到那里了。第二年，他和我几乎全待在洛杉矶，一起写作《启蒙的辩证法》。该书完成于1944年，并在1945年做了最后的增补。此时，我和美国研究的合同中断了，直至1944年秋天才恢复。我们还是在纽约，霍克海默出于对欧洲发生的惨剧的影响，开始研究反犹主义问题。和我们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起，我们起草并发表了一个研究计划的纲要，而后我们经常回到这个研究计划中来。其中包含了对反犹主义的类型学，这在后来的研究中又重新出现，并有了实质性的调整。正如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计划中，理论方面是以写于德国的《论音乐的拜物性和听觉退化》一文为准绳的，《启蒙的辩证法》的《反犹主义要素》一章，我和霍克海默合作、听写的结晶，也预示了我后来和伯克利舆论研究小组的研究（《权威主义人格》）。提及《启蒙的辩证法》（尚未译为英文）并非多此一举，因为这本书纠正了《权威主义人格》从一开始就遭到的误解，也许是由于它强调的重点引起的误解——也就是说，作者试图把反犹主义乃至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解释为纯主观的东西，从而把政治经济现象错认为心理现象。我在谈论普林斯顿音乐研究计划的时候所指出的观念已经足以表明，我的意图根本不是那样的。《反犹主义要素》在理论上把种族偏见置于客观取向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脉络中。诚然，我们没有像某种经济学正统派那样坚决抵制心理学，而是把心理学作为我们的解释框架中的一个适当的因素。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客观因素对心理因素的优先性。我们坚持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可信的观点：在当代社会中，客观的制度和发展趋势已经压倒了个人，使得数目不断增长的个人仅仅成为凌驾于他们的总体趋势的代理人。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和无意识、他们的内在生命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对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心理学解释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意识形态的伪装：人们越是被体制决定，就越是不能对体制做点什么，因此他们就越是被有意无意地引导到相信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人是非人性的意识形态。”因此，和弗洛伊德理论有关的那些社会心理学问题，尤其是深层心理学和性格学的问题，根本不是无关紧要的。早在社会研究所1935年卷的长篇序言《权威与家庭》中，霍克海默就讲到粘结社会的“水泥”，并提出一个观点，考虑到社会向其成员许诺的东西和社会实际上给予其成员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体制只有在让人们心悦诚服于它的时候才有可能运转下去。一旦资产阶级时代随着对自由劳动的需求的增长而产生出符合新的生产方式需要的那些人，那些由社会经济制度产生的人随后就构成了一个额外因素，以确保那个塑造了他们的内心的社会状况一直延续下去。社会心理学探讨的是客观社会系统对主体的制约，而主体如果离开那个系统将一事无成。在这些理论中，我们的观点与主观取向的研究方法之间有某种亲和性，后者可以矫正抽象思想的僵化，防止用系统、体制的至上性代替了对系统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具体关系的考察。《权威主义人格》再三强调了这一点。也许是思想状况造成的，应该把那本书聚焦于主观冲动这一事实解释为社会心理学被用作哲学的基石。该书只是试图按照弗洛伊德的著名公式来补充完善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我希望能有另外的机会专门澄清这一点。

霍克海默联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研究者，首先是内维特·桑福德、艾尔莎·弗兰克尔-布伦斯维克（现已故）以及丹尼尔·莱文森有联系。我认为第一次接触是桑福德发起的悲观主义现象的研究，然后经过修改后出现在大量调查中，这些调查表明破坏冲动是权威主义人格的关键因素，它不再是“公开的”悲观主义，而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反应形式。1945年，霍克海默负责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纽约的研究部门，从而有可能将伯克利研究小组的科研资源和我们的研究所汇集起来，使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我们共同的理论思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霍克海默不仅负责《偏见研究》（哈伯出版）这个总计划，也对“权威主义人格”项目居功至伟。他的哲学社会学思考和我自己的思考早就水乳交融，无法分辨哪个观点来自谁、哪个观点来自另一个人。伯克利研究由桑福德和我主持，布伦斯维克夫人和丹尼·莱文森是我们的主要副手。但自始至终，所有工作都是完美的团队工作，没有任何等级制的限制。事实上，“权威主义人格”这个标题让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机会表达事态的实情。这种民主精神的合作没有陷入形式的政治程序的泥沼，没有流为各种计划和执行的细节，不但让我极为享受，也是我在美国知道的最有成果的事情，尤其是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相比。我在美国的经验使得我对德国大学目前的内部生活民主化进程并不感到陌生，而且我觉得为德国的类似的民主化努力而竭尽所能将是我的美国经验所属的传统的延续。伯克利的合作非常顺利，没有对抗，没有勾心斗角。桑福德博士牺牲了大量时间，精心编辑了我写的全部章节。当然，合作如此愉快的原因不仅是美国的团队工作氛围，也是因为一个客观因素——弗洛伊德是我们共同的理论取向。我们四个人既不死抱着弗洛伊德，也不用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方式稀释弗洛伊德。对弗洛伊德的一定偏离表现在我们探讨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学问题。将包括文化环境在内的各种客观因素考虑进去，并不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社会学观念，弗洛伊德的社会学只是一种应用心理学。我们的量化规定也必定不同于弗洛伊德，因为他的研究是定性研究——“个案分析”构成的。我们认真地全面使用了量化因素。定量研究的基础范畴本身是定性的，来自于分析的性格学。此外，我们从一开始就用定性的个案研究作为补充，从而克服了量化研究的机械化成分的危害。我们试图用不同方法的结合来解锁如下死结：纯定量因子很少能深入到发生学的深度机制，而定性的结果很容易被指控为缺乏普适性，从而丧失了客观的社会学价值。我们仅仅用基础范畴将不同的方法联系起来。布伦斯维克夫人努力将她获得的定性的临床分析予以量化，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这种量化只能让定性分析的互补优势再度化为乌有。然而她英年早逝，我们再也无法进行争论了。据我所知，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特奥多·阿多诺    试译｜夏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