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科研经历（四）｜阿多诺
编者按｜
从1938年流亡美国起，直至1949年秋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阿多诺曾长期寄居美国，再加上1952年重返洛杉矶的那一年，阿多诺累计在美国生活和科研了12年之久。我们或许知道，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不朽名篇《启蒙的辩证法》写作并发表于这段时期，或许知道《新音乐的哲学》与《道德底线》的手稿完成于这段时间，但对阿多诺在美国的具体科研经历恐怕并不熟悉。这12年间，阿多诺究竟开展了哪些学术工作？作为“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美国到底给阿多诺带来了怎样的学术冲击和滋养？阿多诺又如何评价美国，评价他在美国的科研经历？读完阿多诺对其在美国的科研经历的这篇自述，我们会对上述问题获得清晰的认知。“院外”将分七次推送此篇长文。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在美国的科研经历（四）｜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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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计划的音乐研究（1938-1940年）中，我和辛普森合作完成了四篇较长的论文；没有他，这些文章恐怕不会问世。第一篇叫做《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发表在《肯扬评论》1945年春季号上。这是我在1940年给我的广播计划的同事们做的一次讲座，其中阐述了我的基本观点——有些粗糙，但非常清晰。三篇具体的研究则把这些观点应用到资料数据上。第一篇《论流行音乐》刊登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学卷上，表述了一种关于热门歌曲的社会现象学，特别是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理论，以及由此推论出的严肃音乐和轻音乐之间的严格对立。也许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伪个性主义这一现象的发现预示了后来的《权威主义人格》里面起重要作用的人格化概念，而且对一般的政治社会学有一些重要性。其二，对NBC（全国广播公司）的音乐欣赏时间的研究，很遗憾，其英文本当时未能发表，而今天再发表就太过时了，不会在美国引起任何反响了。得到拉扎斯菲尔德的允许，我将比较重要的部分收入了德文版的《忠实的乐队指挥》一书的《可敬的音乐》一章。该文与批判的内容分析有关，简单而严格地证明了“达姆罗施（Damrosch）时间”，一个评价很高且收听广泛的节目，被认为是推广了音乐文化的非商业性节目，实际上宣传了关于音乐的错误信息以及欺骗性的、虚假的音乐观念。这种不准确性的社会基础应当在负责这个“欣赏时间”的那些人的观点的一致性中去寻找。最后一篇文章是《广播交响乐》，刊登在1941年的《广播研究》上。论点是，广播上播放的严肃的交响乐已经面目全非，“广播工业把严肃音乐带入了寻常百姓家”的说法是骗人的。该文立刻招到了强烈的反抗。著名音乐评论家哈金（B. H. Haggin）抨击它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对我的这种指责真是毫无根据。我把这一论文的要点收入了《忠实的乐队指挥》的最后一章《论广播的音乐使用》。这些观念中肯定有一点是过时的：我认为广播交响乐根本不是交响乐的观点，这个论点基于那时候的无线电广播技术造成的声音变形扭曲，而高保真技术和立体声技术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然而我相信这并不能改变“原子式收听”的理论或者广播音乐的特殊“形象”的理论，即使声音不变形扭曲，情况也是如此。
和真正应该完成的音乐研究相比，哪怕只是大纲形式的研究成果相比，这四篇文章只是残篇，或者用美国术语说，是“救援行动”的结果。我未能完成一种系统阐述的广播音乐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至于后来的德文著作《音乐社会学导论》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要，不该由我来评价。我觉得我提供的是一些例子，而不是整个计划。这一缺陷主要源自我向受众研究的转移是不成功的。这样的研究是绝对重要的，只要它能提炼和修正我的观点。在音乐的内容分析中观察到的社会含义是否被听众本人所理解，以及听众对它们作何反应，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而且只能从经验上做出回答。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刺激”中可辨识的社会含义就等同于体现在“反应”中的那些含义，可就太幼稚了。同样幼稚的是，认为这两样东西彼此无关，因为没有对反应的结论性研究。其实，如果真的像《论流行音乐》所推断的那样，流行音乐工业的标准化和规则是处在一个尚未完全标准化和技术组织化的社会中的大众的偏好被凝固化的产物，还是可以认为：客观内容的含义并非与其诉求对象的意识和无意识完全无关。否则流行的东西很难流行。分界线是被操纵的。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可接受的娱乐形式的那些粗俗和肤浅的材料只会产生相对粗浅的反应。音乐工业的意识形态不一定要与其受众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同。打个比方，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众媒介经常宣传极右翼的观点，却并未产生改造大众意志的严重后果。我在经验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的论争中的立场经常被误解，尤其在欧洲，但我的观点是经验研究不仅是正当合理的，而且极为重要，甚至是在文化现象的领域。但是不要把它们视为万能钥匙，不要让经验研究有任何自主性。首先，它们必须终结于理论知识。理论不仅仅是载具，不是数据到手后就变得无关紧要的东西。
可以说，普林斯顿计划的四篇音乐论文加上论音乐拜物教的德语论文，也包含着直到1948年才写完的《新音乐的哲学》一书的主题。我在美国期间的论文中关于音乐的再生产（复制）和消费的观点也可以适用于生产（创作）领域本身。
对音乐的研究项目并不仅限于我名下的工作。还有两项其他研究，一项是严格的经验研究，至少可以认为是被我的工作激发的，尽管不是在我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不是《广播研究》1941年卷的编辑。爱德华·萨奇曼，在《请听音乐》中检验了《广播交响乐》一文对听众反应的论点，这是这方面的唯一尝试。他区分了两类人群的音乐欣赏能力，一类人熟悉现场的严肃音乐，另一类人只是从广播开始接触的。这个问题的性质也和我自己当时的问题有关，即生活经验与机械复制技术带来的“物化”经验之间的差别。萨奇曼的研究确证了我的观点。听过严肃音乐现场演奏的人，其品味要高于那些仅仅通过纽约的WQXR电台来熟悉严肃音乐的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是，这种差异真的完全是欣赏音乐的经验模式造成的呢（我的理论观点和萨奇曼的研究结论），还是第三因素造成的：那些喜欢听音乐会的人已经属于一个传统了，该传统使得他们比“广播迷”更熟悉严肃音乐，从而对它有着比那些只听广播的人更浓厚的兴趣。此外，在这一令我满意的研究中，我不愿意用物化的方法来处理意识的物化问题。具体来说，采用瑟斯顿量表这种技术，让一群专家来决定作曲家的品质高下，以此标准来衡量通过现场演奏和通过广播熟悉音乐的人。这些专家是音乐世界的权威和名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是否这些专家本身已经打下了常规观念的烙印，甚至是本研究要研究的那种物化意识的烙印。柴可夫斯基在量表上的分值很高，对我说来，这就似乎证明了上述缺憾。
马尔科姆·麦克道嘉德对“流行音乐工业”的研究发表在《广播研究》1941年卷上，有助于证明音乐品味的可操纵性理论。它说明了决定所谓自发性的因素，因为它描述了“热门歌曲”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通过“高压宣传”的方法，流行金曲的最重要的推广渠道——乐队——被培养出来了，从而让某些歌曲被过于频繁地演唱，尤其是在广播里播放，单单是这种不间断重复的力量就使得大众被它迷住。麦克道嘉德的功绩是他第一个详细证明了音乐世界中的这种机制。然而，即使在这里，我还是有所不满。我认为他强调的事实属于较早的阶段，是在集中化的广播技术和大众媒介的寡头政治之前的那个时期。在该项研究中，大众品味的操纵问题基本上还是狂热的“代理人”的工作，如果确实不是贿赂和腐败的结果的话。而事实上，客观的制度以及新的技术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早就接管了这一工作。就此而言，今天有必要重做一次麦氏的研究，以调查制造流行的客观机制，而不是麦氏生动描绘的那些多嘴多舌的人的阴谋和勾当。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它显得很老式，因此很有吸引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