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38年流亡美国起，直至1949年秋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阿多诺曾长期寄居美国，再加上1952年重返洛杉矶的那一年，阿多诺累计在美国生活和科研了12年之久。我们或许知道，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不朽名篇《启蒙的辩证法》写作并发表于这段时期，或许知道《新音乐的哲学》与《道德底线》的手稿完成于这段时间，但对阿多诺在美国的具体科研经历恐怕并不熟悉。这12年间，阿多诺究竟开展了哪些学术工作？作为“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美国到底给阿多诺带来了怎样的学术冲击和滋养？阿多诺又如何评价美国，评价他在美国的科研经历？读完阿多诺对其在美国的科研经历的这篇自述，我们会对上述问题获得清晰的认知。“院外”将分七次推送此篇长文。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在美国的科研经历（二）｜1968

本文3500字以内｜接上期

那时候，普林斯顿广播研究计划的总部既不在普林斯顿也不在纽约，而是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事实上，以一种有点像先锋派的精神，在一个废弃的酿酒坊里。当我穿过哈德逊河底下的隧道到达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置身于卡夫卡的俄克拉荷马天然剧场。选择了这样一个几乎是欧洲学术界无法想象的地点，并没有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我对这一已经在进行中的研究的第一印象里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听从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建议，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串门，和同事们交谈，听到了诸如“关于喜欢和不喜欢的研究”、“节目的成功和失败”之类的词句，不明所以。但是我明白了，这跟数据的采集有关，是为大众媒介领域的计划部门服务的，无论是工业自身的规划部还是文化咨询委员会及类似机构。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行政管理式的研究”。我现在想不起来这个词到底是拉扎斯菲尔德发明的，还是我自己被一种闻所未闻的实用取向的科学惊呆了才发明出来的。无论如何，拉扎斯菲尔德后来定义了这种行政研究与批判的传播研究（社会研究所意义上的研究）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的1941年专刊曾经介绍过他的这篇文章。

显然，在普林斯顿计划的框架内，几乎没有任何批判的社会研究的空间。其许可合同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确规定了研究必须限定在美国商业广播体制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体制本身及其文化后果和社会后果、其社会倾向和经济倾向都不会受到分析。我不敢担保我严格遵守了合同的规定。这并非为批判而批判的冲动使然，对于一个以融入文化环境为首要任务的人来说，这么做是不得体的——他要研究的一切都在那个文化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毋宁说，我被基本的方法论问题所困扰：我更理解“方法”一词的认识论含义，也就是它的欧洲用法，而不熟悉它的美国用法，在美国，“方法论”实际上指的是实用的研究技术。我极其愿意走到著名的“篱笆墙的另一侧”，并且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我为了我自己的目的而亲自做了一连串相当随机的、不系统的个人访谈时有多么开心，获益良多。然而，对我来说——直到今天我依然坚信——在文化领域里，被知觉心理学认为仅仅是“刺激”的东西实际上是有质的规定性的，是一种“客观精神”，其客观性是可以认识的。我反对单纯记录和测量效果，而不把它们和那些“刺激”（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的消费者、广播听众对之做出反应的那些客观内容）联系起来。按照社会研究的通行规则，被试（主体）的反应似乎是社会学知识的基本的、最终的来源：这种不证自明的公理对我来说不仅是极其肤浅的，而且是误入歧途的。说得确切些，研究还需要测定被研究的个人的主观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主观假设引导的；在多大程度上不仅和传播的方法、仪器的示意能力有关，也和听众面对的材料的客观含义有关。最终，研究要测定复杂的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总体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是从作为客观对象的艺术出发的，而不是从可以统计测量的听众反应出发的，这使得我和通行的思维习惯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此外，某些音乐的专业问题阻碍了我从理论思考到经验主义的进步——也就是说，如何描述音乐在听众身上激发的主观反应，我们极为含糊地称为“音乐体验”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获取它。一台小机器让听众在听一段音乐的时候可以选择按钮，表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机器完全不足以匹配它要发现的经验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它照样提供了数据，而完全不顾这些数据的客观性似是而非。无论如何，在深度参与也许可以叫做音乐的“内容分析”之前，我的态度是坚决的，绝不能把音乐和节目音乐混为一谈。我还记得，当我后来在社会研究所的同事、《巨兽》的作者弗朗茨·诺依曼问我“音乐研究的问卷发出去没有”的时候，我是多么迷惑！我根本不知道我关心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能不能在问卷中得到体现。说实话，我现在仍然不知道。当然，这里是我的误解所在（而在其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洞察音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我要考虑的，我要考虑的是讯息问题。我发现我的内心是拒绝满足这一要求的，这种强烈的内在抵抗令我发疯。如霍克海默安慰我的，假如我要继续自己的思想取向的话，恐怕就不能再做这项研究了。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是作为音乐家而不是社会学家来从事音乐社会学研究的。然而，一种真正的社会学冲动也在起作用，直到多年以后我才能解释其中的缘由。在诉诸对音乐的主观态度时，我遇到了自发性的问题。引起我的这一关注的是如下事实：自发的反应不足以成为社会学知识的基础，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被决定的。在这方面，有人或许会指出社会研究中的所谓“动机分析”主要关心主体的反应和对它们的概括，这种补充的工具可以用详细的、定性的个案研究来校正自发性的表象，并深入到主观反应的前提条件之中。姑且不论经验的社会科学并不像后来那样注意运用动机研究的技术，我觉得即使是这样的步骤方法也仍然是不够的，无论它多么诉诸“常识”。因为它必然仍然停留在主观领域：动机存在于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当中。动机研究无法确定对音乐的反应是由所谓文化环境决定的呢，还是首先由社会的结构因素决定的。客观的社会因素当然也间接地显现于主观的意见和行为中。此外，主体本身的意见和行为总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是“给定的”。它们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非常重要，即使不是像在那种把议会民主制的规则即“众意”（volonté de tous）绝对等同于现存社会现实的社会学模型中那么重要。一般说来，客观的社会因素说明了主观的反应，哪怕是最细微的细节反应。从主观材料出发，可以回溯到客观的决定因素。经验方法的排他性声明的依据仅仅在于主观反应要比总体社会结构更容易测量和量化，后者是无法用直接的经验方法处理的。至于那种能够从主观的数据推出客观社会因素（就像反过来也能从客观社会因素推出主观反应那样）的说法，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在测量的时候社会学是从这些数据的决定因素出发的，并以此作为牢固的基础。此外，并不能证明到底能不能从个人的意见和反应走向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本质。哪怕这些意见的统计学平均值也仍然是主体性的一个缩影，迪尔凯姆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外，不可把客观的反应和平均的反应混为一谈的另一个理由是：平均的个人反应仍然是个人的反应……‘我喜欢这个’和‘我们当中的某些位喜欢这个’之间并无根本差异。”严格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就这样限定了理论的建构，阻止了对社会总体及其行动规律的重构，这不大可能是偶然的意外。首先，某一科学对参照框架、范畴和技术的选择并不是和研究对象的内容无关的中立过程，就像哲学会以为的那样，似乎这种选择的基本要素是方法和对象的截然不同。无论是从社会理论出发而将所谓可靠观察来的数据解释为理论的附带现象，还是反过来认为数据是理论的根基而将社会理论仅仅视为数据整理出来的抽象，这两种选项都对社会的概念造成了深远的实质性影响。甚于任何偏见或“价值判断”，选择这些参考框架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将决定一个人是把抽象的“社会”视为最根本的现实、控制着一切个体呢，还是本着唯名论的传统把社会的抽象性视为一个空洞的名词（flatus vocis）。两种选项延伸到了各个社会判断之中，包括政治的判断。动机分析并没有超越所选定的因素对主观反应的影响，它只是随机地和总体隔绝，但总体不仅从外部作弄着人，而且早就被内化了。

在这一谎言背后，还有一件对传播研究更重要得多的事。大众媒介的社会学要关心的现象，尤其是美国，是离不开标准化、把艺术的反应变成消费商品、计算好的伪个性以及其他类似的物化（Verdinglichung）表现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物化的、基本上可操纵的意识，这种意识几乎再也不能自发地体验了。我简单解释一下我的话，没有任何哲学的阐释，仅仅来自实际的经历。在普林斯顿计划中，和我联系的人换来换去，其中有一位年轻姑娘。混熟了之后她开始信任我了，于是非常妩媚地问我：“阿多尔诺博士，我可以问你个私人问题吗？”我说，“这要看你问什么了。你问吧。”于是她继续说，“请告诉我：你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看起来，这位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已经在按照问卷的所谓“点餐”问题的模式进行思考了，问卷已经制约着她了。她让自己削足适履，以符合如此僵硬的和预先构成的范畴，这就像德国的结婚启事里夫妇俩经常要说自己是什么星座的：处女座，白羊座。物化思维不是美国独有的，而是社会的总体趋势培养出来的。但我首先是在美国意识到这一点的。与经济的发展相一致，当代欧洲稍稍落后于美国。而在美国，这种情结早就渗入一般意识里很久了。在1938年，连胆敢使用物化概念都会遇到极大的抵抗，但此后这个词就被用烂了。

文｜特奥多·阿多诺    试译｜夏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