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海外武汉人：我只想回家｜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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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夕迟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2020-02-03

武汉天河机场

撰文丨夕迟

编辑丨露冷

出品丨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1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考虑到近日湖北特别是武汉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的实际困难，中国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把他们直接接回武汉。

毫无疑问，这是很多身在海外的湖北人极其期待的。毕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一趟回国和归家的路，有多么不容易。

“你们为什么会让武汉乘客在伊斯坦布尔上飞机，就不应该让他们坐这个飞机。”座位不远处，愤怒的中年男子的嚷嚷声，闯进吴念和飞机上三十多人的耳里。

这是从伊斯坦布尔飞往成都的航班。1月26日凌晨4点20，飞机穿过厚厚的大气层，停到中国西部城市——成都。

这是吴念此次旅行计划外的地点。按照行程，两天前，这次旅行就该结束了。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政府宣布自10时起封城。从土耳其番红花城颠簸在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巴上，吴念刷到了这个消息，回武汉航班很快被取消，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坦布尔多住一宿，改签成都。

飞机上的争吵还在继续。“我是记者，我会对你们这样不负责任的服务报道。”男子手指着空乘，依然愤怒。

被指责的另一方——飞机上的“武汉人”并没有人争辩。他们在过去这几天里已经学会了“尽量减少张嘴说话”——每当他们的口音被识别出来，就会引发周边人紧张。

同机的武汉人在微信群里进行了一些交流：

“很想和他理论。”有人说。

“争执没意义，除了耽误时间、上个热搜外。”吴念压着火，在群里进行劝说。

包机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接湖北籍公民图丨厦门航空微博

连续被两家酒店要求退房后，从欧洲返程的武汉人陈梦琪，不得不栖息在上海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游戏室。游戏室是商用办公室，原则上不许住人。陈梦琪住得躲躲闪闪，她形容那种恐惧是“社会身份被瓦解的恐慌”。

武汉和武汉人，最近从地理名词迅速变成一种隐喻，成为舆论上被讨论的故事。而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疫情开始后，这个浸透了江水味的城市，像一个等待救援的孤岛，里面的人没法出去，外边的人很难回来。

跨距离和国籍的远，有时会加剧某种复杂。封城带来的航班取消，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对现代交通工具的依赖，困惑是有具体轮廓的：语言不通、随时到期的签证、回国被迫转机带来的不确定，以及被距离和异国他乡拖拽而加重的孤独。

而现在，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有望在一些人那里结束。

只想解决问题

听说在越南参加雅思考试，可以避开国内激烈的竞争，李博和朋友一起报了名，顺便来玩。

本来大年初一想回去，武汉的事忽然闯进来，伴随着航班取消，是一天天逼近的签证到期日，怎么合法“待着”，变成了被迫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事。

她们联系办来时签证的淘宝店家，得到“他们不能办续签”的回答。续签要去大使馆，大使馆在胡志明市，她们不想去。

疫情爆发、航班取消，很多滞留在海外的武汉人，开始在大使馆、移民局之间来回跑，不同的部门对应不同的续签数字，移民局只给七天，大使馆有时可以延期一个月，但一直在放假。不同国家规定不同，每天都要斤斤计较，逾期意味着罚款、拘留以及一连串的麻烦。

也有人有“小道消息”，说花钱可以解决续签问题，“但不知道哪里有这个途径。”李博一边急速地表达，一边感慨这里应该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

她很烦躁，不想谈把自己带到这个鬼地方的考试、不想谈在芽庄的行程、不想谈细节，只想解决问题。她压制着随时想发火的情绪，保持着某种嘲讽性的彬彬有礼，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很简短，“做什么都没有心情。”

越南芽庄，海边日落

和疫情有关的数字一天天往上跳，第一例、第二例、第N例.....硬邦邦的数字占据着各国新闻头条，很多在海外武汉人的处境，随着疫情蔓延，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在一个拥有494人的海外同胞武汉密友群里，璐璐说起在尼泊尔旅行时，和一个女孩聊了两小时，后来女孩流鼻血了，“怪到我头上”。

类似的故事哪个武汉人没碰到过几桩？也是在尼泊尔，大凯在餐厅吃中午饭时，一个外国人进来了，或许是印度人，或许是尼泊尔人，大凯不知道，外国人眼睛不时地瞟向大凯这桌所在的方向。大凯听到了几个“Chinese”，看到了含有否定意味的摇头，外国人没等点餐，走了。

他不是第一次碰到类似的事情。1月28日，在巴德冈——在尼泊尔语中，被称为“虔诚者之城”的地方，大凯请了一个尼泊尔导游。遇到一个中国人，问他们导游从哪儿请的，出于友好，大凯表示愿意和对方共享。走在路上，男生问他从哪里来，大凯陷入纠结。按照之前的话术，武汉来的他，本想说自己是恩施或者宜昌，犹豫了几秒，缓缓吐出，“我是从不受欢迎的地方来的”。男生走了，离开了大凯和一起共享的导游。

“我们宁愿自己回去，回武汉自己隔离，不愿意在外面受这种气。”大凯的语气中，糅合着伤感、气愤和无奈。他自认是个爱面子的武汉人，愿意在“武汉”前加“我们”，宣誓归属感。他向谷雨实验室讲了武汉前两天是如何争取全国文明城市的，“武汉是一个多难成为文明城市的地方，因为闷热，我们常常夏天不穿上衣，为争取荣誉，我们上街发衣服，免费发。”大凯的语气中充满骄傲，和作为这个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大凯迫切想回家，火速买了从加德满都到昆明的票。没有直飞武汉的，随便找了中转：昆明，一个不得不产生关联的陌生城市。在这里会遇到什么，大凯不知道，“很迷茫”，他说了4遍。

想方设法回武汉

回国后，不同武汉人的命运，因为不同城市隔离政策而又有些许差别。

它们汇总成黎鸿手中不同省份城市接待武汉人的名单，在他每天管理的20多个滞留外地武汉人群里滚动，给他们带来信息、希望或者失望。前两天，在朋友圈，他看到群主雯子发的消息，主动请缨，贡献了按不同省份分流大群的管理方法，晋升为群管理员。

大年三十，从事旅游业的雯子，在朋友圈刷到，很多被隔离的武汉人回不去家，她发了帖子，向全国征集有酒店资源的人，接了一二百个电话，他们中有带着两个七十岁老人和十多个月的婴儿、找了许多酒店被拒收的人，也有在雨夜湿透流离失所的人，雯子陆续把他们汇聚在微信群，收纳这些流浪在外地的武汉人。

“云南、广东、贵州、广西”是黎鸿口中情况好的隔离接纳武汉人省份。作为管理员，他努力控制大家在群里“只谈吃住行，不谈别的事儿”。“别的事”主要指那些敏感的、情绪激动的话。

出事后，吴念眼里的城市被分成两种，拥有完美隔离政策的城市，以及没有的。成都——吴念停靠的城市，幸运地属于前者。

飞机落地成都，武汉人被留下来。两个测温的工作人员，双手拿着测温枪，一个额头接着一个额头测过去，然后公布温度。像考试分数出来前的那一刻，细密的汗珠爬满吴念的额头。

成都太古里，街头夜景

36.8°C，“正常”，吴念松了一口气。

坐着单独的摆渡车，吴念他们被拉到海关登记。折腾了三四个小时，差不多早晨七点多，他们被集体带到了政府统一安排的酒店。

不到九点，在宾馆睡得迷迷糊糊的吴念，睁开眼睛时吓了一跳，两三个穿防护服的医生出现在她的房间。

是测温度的。每天两次的测温，成了吴念这些天的日常。1月15日离开武汉后，她一直漂在外边，被疫病推到了另一个离家乡1000多公里的地方——成都，开始了漫长的被隔离生活。

吴念想家。前两天，朋友圈有人号召：隔离在武汉的人，统一在晚八点，打开窗户，唱国歌，唱完一起大喊三声：武汉加油。吴念看得想哭，那是自己熟悉的乐观的武汉人啊，那是家的感觉。她用“脚落在地上”形容这种感觉，“东南西北我知道怎么走，出了问题我知道找谁”。

从新加坡回来的林广，则被临时安置到了福州。从宾馆窗户往外眺，能看到东海的白沙滩，但距离海岸线还有五十多米。每天，早中晚三餐会被准时送到门口，林广这个吃惯了重口味的武汉人觉得太清淡，反映给宾馆工作人员，一瓶老干妈被塞过来。但这并不能满足林广的重口味，回不去的家乡在他的舌尖上，悬着，挂着，等着。

而看多了武汉的故事，陈梦琪常常觉得侥幸。

她从罗马坐飞机到上海，一个人拖着大行李箱，拐了很久，来到南站附近的一家酒店。按照酒店必须量体温的规定，第一次：37°C，一个危险的、不受欢迎的数字。陈梦琪努力调整心态，觉得自己应该争气一些，辅之以“开暖气发汗”的方法，终于在第三次，恢复了正常。

结果此处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八点，短促的通知就从天而降：酒店被征订为隔离发热湖北人酒店，所有人都得离开，包括酒店的工作人员。

这一天是大年三十。陈梦琪在一家东北饺子馆点了份芹菜饺子，然后继续寻找住处。她又找到一家酒店，只有她一位客人，也仍然需要检测两次体温。住在这里，她不敢点外卖，也不敢出去，她用“老鼠”形容自己最开始的阶段。而随着政策收紧，她对猫鼠游戏感到疲惫，开始主动和酒店沟通自己情况，得知全上海都在集中搜罗湖北籍人口，所有酒店入住信息都会被监控，酒店建议她去附近的人民医院开一个身体证明，证明离汉天数已够，身体健康，拿着这个，说不定上面来检查时，能网开一面。

陈梦琪的年夜饭

回到房间，陈梦琪翻来覆去琢磨这个事，去医院过程也有遭遇感染的可能，让她觉得“风险太大”。

她放弃最后一搏，转战社交网络，求助朋友。

硬着头皮联系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朋友，陈梦琪想让她把上海房子的钥匙寄过来，春节期间，快递都停了，钥匙的位移和人的位移面临着相似的困境：黄冈的钥匙到不了上海。

上海各个酒店、小区都在排查外来湖北人口，不安的气氛搅动着人们，陈梦琪没敢再接着联系朋友，住他们家，怕被“街坊邻居举报”，也给朋友添麻烦。朋友提供的一间十平米游戏室成为她——一个自嘲为“湖北难民”的人的庇护所。为了躲避晃荡在楼里随时用眼睛扫射的保安和保洁，晚上，陈梦琪没敢开灯。为了减少去卫生间频率，她不敢喝水。

她开始想方设法回武汉。

重新温柔地去面对自己的城市

1月30日晚上8点，吴念兴奋地告诉谷雨工作室，她的隔离期结束了。此时，她正在从成都回武汉的路上。她对成都双流区政府安排专车送到火车站十分满意，“还送了小礼物”，她兴奋地补充。在粉色带着花瓣的袋子里，挤着一沓口罩和毛绒玩具熊猫。她发来6张照片，其中一张合影，一群人戴着口罩，竖起大拇指，“那个女的就是副区长。”吴念强调。“超感动，很贴心”。她调动着脑海里的形容词，一遍一遍重复着。

结束隔离，回武汉前合影留念

那些没在统一隔离政策省份的武汉人，在群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回家攻略。多买一站或少买一站，成为常被用来实践的方法。

实践成果在各个群里24小时滚动直播，甚至在车开到武汉站前，大家像观看赛事一样聚集在群里，守着见证到武汉那站，直播的人是否能下车。

一些方法论甚至细致到对车里广播“武汉已经封锁”通知的解读。“越到武汉播得越频繁”，大家总结出这个规律，“这是提醒你可以下车，但不便明说。如果不能下车，根本就不会播，就直接关门走了，播是提醒，不要主动问。”

受到群里案例的鼓舞，陈梦琪决定买票回家，从上海买到岳阳北。

1月30日，在去虹桥火车站的路上，陈梦琪问朋友有没有咽喉片，朋友问怎么了，她说喉咙痛，有点儿紧张。

上车前，她被问了一次去哪儿。沉默了两秒，“岳阳”，陈梦琪故作淡定地说。

也是1月30日，快中午十二点时，易易从北京西，那个她口中“充满医院味道”的火车站，踏上了回武汉的归程。她是21日从武汉飞到赫尔辛基的，在外边飘了近十天后，她买了途径武汉的绿皮车软卧，回家。在武昌站，她被乘务人员拒绝，“除非有政府文件才能下”。

“我现在不在武汉，怎么拿到政府文件？”易易说自己后来被锁到车厢，一直哭，哭到虚脱，“我都给他跪了。”

她在群里发出求救，有人在下面感叹，“这不是疾病大爆发，是人性大爆发”，配了三个哭的表情，人们七嘴八舌给出建议，有人建议她找列车长，也有人让她录音，保留证据，去投诉他们。

五分钟后，易易更新了进展：她被同意下车。她把原因归结为：“自己一直哭，列车员没办法。”

“不是每个武汉人都携带病毒。”易易很难过，说自己“真的会有心理创伤”。

而陈梦琪想得更多一些。她坐在火车上，脑子里乱乱地开始琢磨人和自然、能量守恒的关系。文明向来都是人把动物关在笼子，这次，大自然通过细菌制衡人类，把以亿计的人关进笼子。

火车开始经过麻城北，下一站就是武汉。陈梦琪开始做演练，观察车门开是什么状态，大概停多久，她把自己箱子拽过来，在门口等着。

她即将迎来武汉。过去，陈梦琪一直也不觉得它多好——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天气总是很极端。它曾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是九省通衢，有独特的骄傲和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迷失在城市发展的节奏中，逐渐丢掉自己，让它成为一个——用陈梦琪的话说——陷入“浮躁的内陆型焦虑”城市。

如今，这次疫灾后，在外边飘了十几天的陈梦琪，正在重新建构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它是一个“即使经历困难重重，即使沦为重灾区，也要回去的地方”，她感受到这座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城市的“召唤”，想“重新温柔地去面对它”。

武汉夜景

*文中吴念、李博、大凯、林广、易易为化名，部分图片由自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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