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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 关于“仙人王子今”——海外汉学论著的“古文词”汉译

王子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28


关于“仙人王子今”

—— 海外汉学论著的“古文词”汉译文/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



 “译”是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受到重视的文化事业。“译人”承担着文化交流中介的重任。马建忠很早就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提出,翻译人才应“长于汉文”,“长于古文词”。陈乐民著文《难哉译事》,指出如果“译者国学修养有所欠缺”,将很可能影响译作的学术质量。他说,遇此情形,“当然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我们以为“译”之不易,是长久的文化难题。社会期待的好的翻译家,尤应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习。因为学术著作的读者,自有文化修养,正如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所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以秦汉文献为讨论对象,可以看到外文论著有所引用,而汉译有未能令读者满意的不足。
关键词:译;秦汉;原文;洪武;巫鸿;王子今;王子晋

自上古时代以来,“译”就是表现出重要作用的文化事业。《史记》卷60《三王世家》已经有政治成功则“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这种充满文化自信的话。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文字已经有“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的宣传。《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也说:“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张骞西行,乌孙国曾经“发导译送骞还”。“导译”,应是向导和译人。汉王朝专有“译官令丞”和“九译令”设置。在上古丝绸之路上,“译”即承担着文化交流之必要中介的文化重任。据《汉书》卷96《西域传》,鄯善、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温宿、龟兹、乌垒、尉犁、危须、焉耆、卑陆、卑陆后、郁立师、单桓、蒲类后、劫、山、车师前、车师后等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都有“译长”,即负责翻译的专职官员。《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又可见“译人传辞”的说法

而文字翻译,对于文化的沟通尤为重要。马建忠很早就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提出,“造就译才”应选择“长于汉文”者。“拟请长于古文词者”,“专为润色已译之书”。工具书编写,要求“必取雅驯不戾于今而有征于古者,一一编录,即可为同文字典底本”。严复提出译作的要求:“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陈乐民著文《难哉译事》,指出如果“译者国学修养有所欠缺”,将很可能影响译作的学术质量。他说,遇此情形,“当然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我们以为“译”之不易,是长久的文化难题。社会期待的好的翻译家,尤应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习。由于学术著作的读者,本来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修养,而非“市井乡僻之不学”。正如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所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10 

翻译家、教育家严复(1854—1921)

近二十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崔家的豆瓣酱——略说中国古代文献的回译》,后来改题《崔家的豆瓣酱——漫说译之不易》,于《中华读书报》刊出时,编辑改定为《“豆瓣酱”与“洗澡狂”——翻译的故事与文化》。所谓“豆瓣酱”,是对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汉译提了一点意见。据许倬云说,200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给予他终身贡献奖,就是因为他“对汉代农业的研究有革命性的贡献”11 。《汉代农业》汉译本可见关于崔寔事迹的文字:“《后汉书》有关崔寔生平的叙述里,也清楚地提到崔家制作和出售酒、醋和豆瓣酱等以增加家里的收入。”12 其实,《后汉书》卷52《崔寔传》只看到“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13 ,没有出现“酱”字,当然更没有什么“豆瓣酱”了。而汉代制酱,未必用豆类。关于“洗澡狂”,涉及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汉译的问题。古籍常见“上浣”“中浣”“下浣”或“上漧”“中漧”“下漧”,译为“‘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译注态度谦虚:“此句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而《宋史》卷328《蒲宗孟传》的记载:“常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14 “蒲宗孟”译为“蒲承蒙(音译)”15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书影

这样本应找到“中文出处”,如陈乐民所说,“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然而可能因交稿匆忙出现遗憾的情形,还可以看到一些。

作者署名为“〔美〕张春树”的《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一文,是不多见的介绍西方学者秦汉史研究论著的学术综述。其中,在“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览”部分介绍的论著分为7类,即:1.秦汉帝国的起源;2.政治和法律秩序;3.社会和经济状况;4.思想和宗教;5.考古、艺术和区域文明;6.疆土的拓展与帝国的扩张;7.秦汉史籍的翻译。而“5.考古、艺术和区域文明”一类中介绍了3种书。第3种即:“洪武(音):《武梁祠:早期中国石刻画像的艺术观》,斯坦福,1989年。”文末附有这样的说明:“李俊清、解亚红节译自《中国史学》(日本中国史学会编)第4卷。”16 其中“洪武(音)”显然是著名汉代美术考古学者巫鸿。巫鸿是有很大影响的学者。《武梁祠:早期中国石刻画像的艺术观》汉译本作《武梁祠:早期中国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获1989年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李文森奖)早在张春树文发表8年之前,作者姓名误作“洪武”,是不应该的。

▲巫鸿
顺便说说巫鸿著作汉译中的类似问题。一天,友人电话告知,巫鸿的《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中出现了贱名“王子今”。译文可见在讨论“唐代墓葬艺术中的道教图像”“强调‘升仙’的观念”时有如下表述:“这个形象与仙人王子乔(或作王子今)的传说密切相关。据说王子乔是周代的王子,他放弃了世俗荣耀而追求宗教的超脱。根据刘向在公元前1世纪撰写的王子乔的传记,他早在青年时期已是吹箫的好手,他的箫声引来凤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以后去嵩山随一隐士修道,在修行了三十年后终于通知他的家人到洛阳的缑氏山与他相会。当家人抵达后,他们看见子乔驾白鹤于山顶之上。伸臂与家人诀别后,他驾鹤而去,消失在天际之中。”注释说明了原文出处:“刘向:《列仙传校笺》,王叔岷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65—68。”17 “仙人王子乔”“或作王子今”的说法令人惊异。据王叔岷校笺《列仙传校笺》,《列仙传》卷上“王子乔”条:“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山首焉。”18 对照《列仙传》原文,可以知道译文的质量。“吹笙”译作“吹箫”是错误的。而“伸臂”其实不如原文“举手”。如果认真查证原文,译文自然可以准确完好。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书影

关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汉译本“仙人王子乔(或作王子今)”,友人说道:“好像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是不是作者误读了诗词比如‘吹笙王子今何在’或者‘洞中王子今何在’?”元诗确有“仙游王子今千载”句19 。更早《法苑珠林》亦可见“王子今在何处”“王子今至何所”20 。仔细思索,“王子今”应当是“王子晋”误译。《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句,译者可能有所忽视。《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幸嵩山,过王子晋庙。”《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旧唐书》卷78《张昌宗传》:“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旧唐书》卷183《外戚传·武三思》:“又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21 《新唐书》卷104《张昌宗传》:“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新唐书》卷206《武三思传》:“薛、二张方烝蛊,三思痛屈节,为怀义御马,倡言昌宗为王子晋后身,引公卿歌咏淫污,靦然如人而不耻也。”22 可知唐代王子晋“升仙”传说已经相当普及。

《新唐书》

《旧唐书》

据朋友告知,巫鸿英文原文把“王子晋”写作“Wang Zijin”,似理解“王”是姓,“Zijin”是名,似乎忽略了“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王子乔是周代的王子”的说法。译文所见“他们看见子乔驾白鹤于山顶之上”,也以为“子乔”是名字,同样是基于这样的错误。通常以为“周王”家族“以王子为氏”,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就是这样说的23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中,广州南越王赵昧墓,译文均写作“赵沫”17 。可能是误译。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墓主,译文均写作“中山王喾”17 。“喾”或许是作者自己的释读,然而发掘报告是写作“墓”的24 

有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汉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写道,秦始皇实现统一,“他夸耀自己消灭了战争”,原注:“参见Tschepe p.259(据碑文所记)。”“他夸耀自己消灭了战争”,应即琅玡刻石所谓“天下和平”,“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之罘刻石所谓“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25 。而译文所言“碑文”,其实如果说刻石文字更为准确。《儒教与道教》还说到秦始皇推行币制统一:“理性主义的帝国统一者秦始皇下令以铜和金来铸‘圆的’硬币(镒与钱Y und Tsien),其他的交换或支付手段一律禁止。”译文不很顺畅,而“‘圆的’硬币”或许应译作“圜钱”26 

▲秦(秦统一后发行的货币)

还有一例,虽然并非秦汉史料,但是疏误离奇,有必要指出。在“第一章,城市、诸侯与神明”题下“货币制度”一节,引用了“根据史书(马端临)所载,早期中国的一份国家岁入清单”,其中“997年”的数据,“谷物31 707石;铜钱4 656贯(每贯为1 000钱);绸1 625匹;绢273匹;丝线1 410两;纱罗5 170两;茶490斤;干草(新鲜的和晒干的)30 000围;薪280束;炭(“泥炭”)530秤;铁300斤”,“另有箭杆、鹅翎、杂翎、及蔬菜等”。公元997年为宋太宗至道三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记载的数据为:“至道末,岁收谷三千一百七十万七千余石,钱四百六十五万六千余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五千余匹,絁紬二十七万三千余匹,布二十八万二千余匹,丝线一百四十一万余两,绵五百一十七万余两,茶四十九万余斤,刍茭三千余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余围,薪二十八万余束,炭五十三万余秤,鹅翎、杂翎六十二万余茎,箭簳八十九万余只,黄铁三十万余斤。”27 汉译本除“布”“蒿”及“鹅翎、杂翎”“箭簳”28 外,所有数据均较《文献通考》记载大为缩减,相差竟至1千倍。实在难以设想,北宋王朝全国年收入田赋怎么可能出现“茶490斤”“铁300斤”这样微量的额度?除了数字的错误而外,将“绢”译作“绸”,“絁紬”译作“绢”,“绵”译作“纱罗”,均不知是何根据。而“刍茭”译为“干草(新鲜的和晒干的)”,竟然出现“新鲜的”“干草”。面对这样的错误,可知陈乐民“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的建议是何等重要。

在有关“非人格化的神”的讨论中,马克斯·韦伯举出史例:“公元312年,秦王以作证人与复仇者的姿态,对那据说违犯礼法与盟约的楚王发出诅咒,在铭文中秦王召唤的是一、天,二、在上面的统治者(亦即一人格性的天神),三、河伯(盟约被认为是在他那儿订立的)。”译文所见“公元312年”应为“公元前312年”之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硬伤。由于所引述秦石刻文字《诅楚文》的《大沈厥湫文》,所告之神为朝那湫的“大神厥湫”,所谓“河神”不确,应该称“水神”29 。此外,在有关统一的官僚体制之恢复一节写道:“‘皇帝位尊于古’,意思是说不得以古制今,古代的权势者亦不得支配君主。”原注:“始皇帝的这句名言记载于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然而《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没有“这句名言”,类似的表述见于王绾、冯劫、李斯等议帝号时所言:“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关于商鞅变法,洪天富译本可见如下记述:“其宰相,士人卫鞅(后来也叫商鞅)曾教他‘最高的智慧’,即教他‘如何主宰封臣’之术。”《史记》卷68《商君列传》记载,秦孝公决意改革,“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左庶长”并非“宰相”。所谓“最高的智慧”,应当即商鞅向秦献公宣传的“帝王之道”。体会“‘如何主宰封臣’之术”的原意,或许可以参考商鞅所谓“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30 。另一处译文写道:“反对在秦国打算实行的官僚化”的“王侯的氏族”指出:“先辈以教化治民,而不是行政的改革”,“对此,那位士人新宰相站在完全反对儒家的立场上表示自己的意见:‘普通人按照传统生活,才智较高的人创造了传统,礼仪在非常的事端上并不能给我们指示,百姓的福祉才是最高的法则。’”辩论双方的言论可以通过《史记》卷68《商君列传》的记载予以说明。改革反对者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而卫鞅主张:“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31 关于汉武帝时代对诸侯国管理控制的强化,《儒教与道教》汉译本可见“皇帝派总督到封国的宫廷进行监督”的说法,这里“总督”称谓,如果查看一下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记录,应当知道译为“相”是适宜的32 

秦《诅楚文》拓片

《史记·秦始皇本纪》

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使用中国考古资料往往借助《中国建设》《中国画报》中的资料,不免令人失望;“安志敏(音译)”这样的著作者标示方式也不妥。汉译本的疏误还有不少。如《氾胜之书》多误作《汜胜之书》,我们看到这样的介绍:“他们也使用谷物,将之烤熟或在其他情况下煮过后弄干,用做速食干粮;这种速食干粮与肉片干(dried meat)是标准的军饷。”如果“速食干粮”译作“糒”,“肉片干”译作“脯”,则要好得多。译文可见“一位权贵饲养兔子,并处死了偷猎者”,所说故事见于《后汉书》卷34《梁冀传》:“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33 所谓“坐死者十余人”或应包括连坐一类情形,不大可能都是“误杀一兔”的“偷猎者”。如果加一条译者注,则中国读者可以真确知道史实,也可以分析这一情形是否与作者上文所谓“所有种类的猎物都已被吃光,寄望于外来的猎物”有关。而所谓“为了特定的庆典,政府却赠予豪门以牛和酒”,应当是指“赐……女子百户牛酒”,“诸民里赐牛酒”情形34 ,受赐者其实并非“豪门”。《中国食物》汉译本还可见“《四民月令》中论述的‘醘’是用碎肉做的,发酵后很像现代的辣酱或蒜味咸腊肠”35 。《四民月令》中没有说到“醘”。醘是盛酒的容器。所谓“《四民月令》中论述的‘醘’”或许是“醢”的误写。《四民月令·五月》:“是月也,可作……醢酱。”36 《说文·酉部》:“醢,肉酱也。”段玉裁注:“凡醢皆肉也。”37

秦汉文献文字的回译,可能难以避免海外学者对中国文献误解的情形。前苏联学者C.N.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的汉译本可见:“《史记》中曾记载:‘匈奴人死后葬在棺中,棺外还套有内外两重椁。而且死者身上还穿着由织锦和毛皮制成的殓衣。’”译者注:“关于匈奴贵族的葬仪,《史记·匈奴列传》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并未说明他们使用两椁一棺,身着织锦。”有的译者注可以充实作者的论说,扩展读者的知识。如鲁金科写道:“据《后汉书》记载:‘公元前77年至前74年间乌桓破坏了匈奴单于的墓葬。’”译者注:“原文据《汉书·匈奴传》载:‘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又如:“直到汉代狩猎依然是匈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史记》就有了以下的记载:‘匈奴人的孩子能快速地骑到羊背上,还能用弓箭射小的鸟兽,再大一点的孩子则能射狐狸和兔子。’”译者注:“原文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38 这是非常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对中国读者提供了便益。鲁金科所谓“快速地”之说,应是《史记》原文之外自己的想象,因此可得以澄清。当然,如果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的形式则更好,即作:“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31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09,3299页。

2. 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4页。

3. 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9页。

4. 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0、735页;《汉书》卷88《儒林传·周堪》亦见“译官令”职名,第3604页。

5. 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5、3879—3881、3889页;《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0、3911、3917—3921、3928页。

6.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1页。

7. 马建忠:《拟设繙译书院议》,《适可斋记言 记行》“记言”卷4,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64页。

8.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页。

9. 陈乐民:《难哉译事》,《读书》1991年第2期。

10.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7页。

11. 陈永发等:《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347—348页。

12. [美]许倬云著,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1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31页。

14.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72页。

15. [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页;王子今:《“豆瓣酱”与“洗澡狂”——翻译的故事与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2日。

16. [美]张春树:《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4期。

17. [美]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59、249,25—26,14、103—104、267页。

18. 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5页。

19. 顾瑛:《登箫台寄李五峰》,《草堂雅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40页。

20. 释道世:《法苑珠林》卷13《千佛篇第五之一·种姓部·求婚》、卷56《轮王篇第四十·育王部》,《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本,第152、678页。

21.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8、891、2706、4735页。

2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14、5840页。

23. 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

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25.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7、245、250页。

26. 汪遵:《泉志》卷7《不知年代品下》,明万历刻《秘册汇函》本,第24页;胡我琨:《钱通》卷7《杂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页;杨慎:《丹铅总录》卷15《字学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4页。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称秦早期的钱为“圜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4页,第9页);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称作“环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石俊志《半两钱制度研究》亦取“环钱”之说(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7.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页。

28. 《文献通考》未列“蔬菜”。

29. 王子今:《“大神”“威神”祀告:秦军事史的神巫文化色彩》,《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30. 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司马贞《索隐》(第2230页):“《商君书》作‘必见骜于人’也。”

31. 司马迁:《史记》,第2229,2879页。

32. [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12、29、56、95、131、58页。

33. 范晔:《后汉书》,第1182页。

34. 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17、425页。

35. [美]尤金·N·安德森著,马孆、刘东译,刘东审校:《中国食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39、40页。

36. 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6页。

37.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臧版影印,1981年,第751页。

38. [前苏联]C.N.鲁金科著,孙危译,马健校注:《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24、26—27页。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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