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王彬彬：“职业批评家”的消失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王彬彬（拍摄时间：1999年）

1962年11月生，安徽省望江县人。1978年参加高考，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现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录取，1982年7月毕业后到部队工作。1986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春免试提前进入同一专业博士学位攻读阶段。1992年7月获文学博士学位。因军籍在身，回到南京军区。1999年转业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版《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鲁迅内外》《有事生非》《应知天命集》等著作多种。

“职业批评家”的消失

王彬彬

近些年，我一直被一位批评家盯着骂，这使我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有了一个“最忠实的读者”。这位批评家在骂我时，时常称我为批评家，有时加上引号，有时不加。加上引号时，那是说不是真的批评家；不加引号时，则一定要论证这个称号于我如何不配。忽而把一项批评家的帽子强按在别人头上，忽而又取走，只说明此等角色把自己头上那顶批评家的帽子看得如何重了。然而，任何帽子，越被所盖着的脑袋看得重，就越像是阿Q头上那顶破毡帽了。

如果批评家意味着以文学批评为业，我确实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批评家。因此，当《南方文坛》说要在“今日批评家”栏目中也给我安排一期时，我曾对这种好意表示了婉谢。没有“批评家”这种“自我意识”的我，要谈“我的批评观”，也就很难了。不过，关于批评的零散想法，还是有一些的。姑说几点。

在我看来，批评是一种相遇，亦即批评者被对象所吸引、所打动，批评者的情思被对象所激发、所点燃，从而有一种言说的冲动，有一种表达的欲望。这种在内在冲动和欲望驱使下的言说、表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然而，真正与作品产生一种相遇感的情形是并不太多的。这是否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产生的机会也并不多？我想，是这样的。那么，不是有那种“职业批评家”在不停地批评着么？我只能说，这种几乎对每一部作品都能批评一通的“职业批评家”，是可能的，但也是可疑的。“职业性”的批评，往往成为一种工匠式的劳作。这种劳作如果说也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具有一种“仪式”的功效。

其实，专门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所谓“职业批评家”，在中国似乎是1949年后才作为一种文学群体出现的。在国外，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通常都具有多重身分，他同时也是政论家、社会和文化批评家，等等。他不仅面对文学作品发言，同时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问题进行批评。最近自杀的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生前也是日本政治、时事论坛上的活跃分子。“批评家”的含义，在国外似乎更为宽泛，它指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现象进行批评的人，而并不专指以文学批评为业者。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数十年间，专以文学为对象的“职业批评家”，也几乎没有。

在文坛上，有一个专以文学为对象的“职业批评家”群体，这是1949年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产物。随着这种格局的变化，这样一种文学群体也终将消失。“纯粹”的文学批评家将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则只将文学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之一，他同时还对文学以外的现象发表看法。这意味着他不必在对一部文学作品实在无话可说时也强作解人。当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时，他便只在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有言说的冲动、表达的欲望时对其进行批评，否则，他宁愿去对别的问题发言——这也可说是批评的解放。

“职业批评家”群体的存在，使得值得批评与不值得批评的作品都被加以评说，也使得好作品与坏作品一时间无从区分。“职业批评家”的消失所产生的后果是，值得批评的作品仍将受到关注，不值得批评的作品则自生自灭。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1999年8月25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王彬彬断想

毕飞宇

在人多的地方王彬彬不太喜欢说话，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神情。交替着打量每一个人，目光懒散得很，眼珠子一会儿从左移到右，一会儿又从右移到左。然而，话题一旦出现分歧、对峙，王彬彬的眼神立马就聚焦了，很缓慢地打起手势，说：“是这样的。”这就是说，王彬彬要开口说话了。随后就是一二三四。在这一点上，王彬彬和同属南京军区的小说家朱苏进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得加上第九条：“语不惊人誓不休。”

因为牛高马大，王彬彬的举手投足总是慢条斯理的。只要一抬腿，王彬彬就会迈开他的四方步，玩他的“宏大叙事”。我想，如果有一颗“巨毛腿”导弹落在他的身边，王彬彬一定不肯撒腿狂奔的。偶尔遇上熟人，王彬彬就要微笑着向人家点头，亲切得要了命。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和王彬彬在军区大院里一同走路，只要你的手脚一麻利，你就成了“将军”身边的通信兵。当然，我说的是背影，面对面你是不用担心的，将军的脸我们在电影上见多了。人家玩的是“胡天八月即飞雪”。

同在南京，说起来我和王彬彬见面的机会真是少得可怜。我懒得出门，而王彬彬更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作、业余时间看书，要不就是看书、业余时间写作。这个人不泡吧，不搓麻将，不玩棋牌，不说“段子”，没有“故事”。我就弄不懂他的身上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定力。偶尔通通电话，我说，忙什么呢？他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还能干什么？看书。我说，怎么还在看呢？他在电话的那头伸了个懒腰，拖声拖气地说，不看是不行的。

这么说王彬彬是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啰？这么说王彬彬永远静若处子啰？否。今年6月，我到南京大学去听王彬彬的讲座，开始的几分钟还好，他有板有眼的，气定神闲的。没多久，这个人“露”了。他激荡、刚烈、无畏、敏感而又锐利。他的声音与手势都大得惊人，两条腿在三尺讲台上来来回回。在他激动、偏执同时又在学生面前字斟句酌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痛、一种焦虑、一种愤怒。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领域离“文学”越来越远，而离真正的社会越来越近的生理缘故。

这个人的这一辈子注定要被焦灼所缠绕。我想，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与写作上，或许正是这种焦灼的直接反映。他太想弄明白，他太想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个人一定会累上一辈子。因为这种焦灼的“第一动因”不是来自外部，相反，它来自自身的气质，气质的力度与气质的偾张。

我想，王彬彬的焦灼还有可能来自生命的紧张感，这种紧张表现为极为沉重的负命色彩。这样一来，这个人对时间与生命理所当然地采取一种挤压式的生存姿态。因而，他选择了迅速与明朗的文风，同时也采取了一种内敛和简约的生活。

有一次我们在一条游艇上游览，四五十个人，整条船都乱哄哄的，人家都在娱乐。他在用姊妹对吊将，你在打生死劫，我们玩得正投入。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一声诘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呢？”许多人都停下手里的棋牌四处找说话的人。说话的人是王彬彬。我敢打赌，说话的人一定是王彬彬。

激情是王彬彬生命中的一把双刃剑。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于安徽安庆，本科就读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专业是日本语。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了部队，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就被摁在大别山的山沟里头。无论从大处说还是从小处说，心气极高的王彬彬都不肯在那样的地方了此一生的。1986年王彬彬考取了复旦大学，做了潘旭澜老先生三年的硕士生，又当了三年的博士后。后来他就到了南京，再后来我们就认识了。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嘴巴有多直露，但是，总是有朋友提醒、批评。我只好默认。然而，在我看来，王彬彬的嘴巴比起我来还要直露。举一个例子，今年上半年，我曾在北京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小短文，王彬彬不同意我的观点，晚上打来了电话，这个人告诉我看过我的文章之后，劈头盖脸就是这样一句：“这篇文章不好。”我实在没有料到王彬彬会给我来“血染的风采”。这个电话让我难忘。这个电话同时还让我踏实。这倒不是我有“闻过则喜”的圣德，我是说，如果王彬彬赞美你的某一样东西，至少说，他是真心喜欢。不能掩恶与不肯虚美，这两者是合二而一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直露，但是，这个人是诚实的。诚实，是的，不过我认为，诚实或许并不是王彬彬的道德自律，也许他还把它看成了一种修辞格式，王彬彬想获得的，可能还有美感。

（毕飞宇，时供职于《雨花》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