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
走我自己的路
谈起我走的道路，必须从我的母亲开始。
1930年6月13日，我出生在汉口，但籍贯是湖南长沙。父亲是邮局高级职员，英语很好。他在我小时候便死去了。父亲死后，家境顿陷困境。做着小学教师的母亲，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勉强送我兄弟二人上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至今这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却不幸竟成为谶语。母亲也没活到四十岁就死去了。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总不免泫然涕下。记得当年为了几个臭钱受多少气，如今有钱，又有什么用？也记得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贫困的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之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讲的“只问耕耘”的话语和她艰苦奋斗的榜样，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一定要排除万难去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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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全家福
右起：父亲、李泽厚、二姑、祖母、弟弟、母亲
国外有人认为，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一个人在学术上、文艺上的某些个性特征，应该注意到他的少年时代。我最近讲，搞美学最好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终于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的确，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代，我就带着忧伤和感慨，写过新诗和小说，模仿过艾青和艾芜，也填过“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无言独自倚危楼，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之类的词。一半可能是无病呻吟，一半也有真实性。例如，我爱上了一位表姊，却长期不能表白，她倔强、冰冷而美丽……总之，大概是情感方面的因素，使我没能去钻研那毕竟更为枯燥、单纯、严格的自然科学。至今好些人为我惋惜，包括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我自己也搞不清是否应该惋惜，也许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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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小楷习作
我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时代。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却因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也是名学校，但当时学校充满一种复古氛围，死气沉沉。在安化桥头河上了一个学期之后，搬到了长沙岳麓山左家垅山坡上。校前有两株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暮春时节，开得极为热烈。而极目远望，湘江如白带，似与楼齐，非常好看。当时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时局也日趋动荡，学校却保守到连《大公报》之类小骂大帮忙的报刊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在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报纸和书籍，这其中的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正是在这种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一些马列基本知识，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得来的（我故意选择靠最后的排次，上课时我也可以偷看自己的书），有好些书是“禁书”，是冒着一定的危险来读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并且，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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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李泽厚在北京大学
1948年夏，我在一师毕业后，经历了失学、失业，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1950年，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时期，我生活上仍然很穷困。当时吃饭不要钱，有时还发衣服，每月有三元生活补助费。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保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可能是因为欢乐总与我无缘，加上又得了肺结核，一切活动不能参加，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当时我独自住在楼顶上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那间房并不是宿舍，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是那时写成的初稿。特别是当时很少有人搞资料，我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直到1979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的某些材料，仍利用了当年所作的卡片。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功夫的。
我的经历相当简单，但生活的波折仍然不少。当时二十几岁发表了一有影响的文章，因而环境压力更大了，“白专”之类的非议颇多，下放劳动和工作，我在单位中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因此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折磨所在多有。这也许是我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持续下来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
我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是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开始动手的。当时在干校，要读其他书更困难。只好又像回到解放前的秘密读书一样，我在行装中偷偷放了本英文版“人人丛书”本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很厚，但很“经看”，阅读时上面放一本《毛泽东选集》，下面是我自己想读的书……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在家里我便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了起来。那时我虽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却没想到会这么快，所以写的时候，是没想到会很快出版的。但是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继续下去，决不把时间浪费在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也相当流行的做沙发和木器上。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感觉很充实，因为我的写作已接近尾声了。在“地震棚”里，我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当然，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许多地方只是点到一下、暗示一下而已。那两本书是在“四人帮”刚垮台和垮台不久交出去的，当时“凡是”气氛仍浓，不能多说，只好那样。现在趁些机会说明一下。因为好几位同志曾问我：为什么好些重要论点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不过，“语焉不详”的也不只是那两本书。我的美学文章，特别是《美的历程》，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但那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原因。我的好些文章都写得相当“粗”（如《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因为我喜欢先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我想先有个大致的框架，以后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重彩”，细细描画。“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有过先搞“小”的经验，愈钻愈细，不能自拔，继续下去，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只能研究一个人、一本书、一个问题了，这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适，所以非常苦恼。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一些细致的、爱好精密分析、仔细考证的同仁可以做的，我做却不一定适宜（尽管我也爱看这类文章）。当然“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都不好，最好两者都见，但毕竟可以有所偏重。分析与综合、推理与直觉、微观与宏观、细与粗等，也如是。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来搞，不是一个人所能包得下来的，所以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这个看法，不知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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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夫妇与钱学森
1985年摄于北京和平里九区1号
据说有人曾说我“杂”，又是中国思想史，又是外国哲学，又是美学……我欣然接受。因为我从来不想做一生治一经的“专家”。据史载，这种专家就四个字可以写上数万言，这当然很可以自炫，但我确无此本领。我倒是觉得，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正处在边缘科学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沟通融合的新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这其实是个好传统。如今（至少是目前）好些中青年同仁在知识方面的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多、乱，倒在狭、少、贫。而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几乎无一不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以为，一方面确乎应该提倡狭而深的专题研究和狭而深的专家学者，但另方面也不应排斥可以有更高更大的目标，特别是对搞理念的同仁来说，更加如此。我自恨太不“杂”，例如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太少，没有发言权，否则我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将另是一番天地。
最后，回过头来说，我对中外哲学史和美学的研究，其目的仍在为以后的哲学研究做些准备工作。因此，已出的四本书，似乎题目很散，但也有有心的读者看出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究竟是什么，还是暂时不说为好吧。
198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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