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第一要务”的与时俱进
前言：
这篇文章是国家外文局约稿，以“《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第一要务”如何与时俱进》”为题首发于外文局新媒体微信公号“百万庄通讯社”，是其“聚焦十九大：专家开讲”系列中的经济篇。看他们什么时候译成其它外文刊发。
外文局新媒体刊发时有删节，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2017.10.26
“第一要务”的与时俱进
梅新育
纵览十九大报告中经济方面内容，可以总结归纳为这样两句话：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手段重心与时俱进。
首先，从大会报告可以看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仍将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工作中心；这几年，国外出了不少玄幻小说家，靠绘声绘色描述中国“争霸”、“新殖民主义”之类混迹政界、学界和舆论界，建议他们不妨消停一点。看看报告是怎么表述的吧：
“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
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理论型政党，是一支先有笔杆子、后才有枪杆子、然后才赢得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重大目标调整，任何重大政策发展，都要经过党的大会或中央全会一锤定音。但凡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无论国内国外，都不难理解报告中一再重申的分量，不难理解报告中重申的这句论断的分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际上，纵览中共党史，从革命到执政期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自不待言，就是在安全形势严峻、一度四面受敌的建国前三十年，即使许多人眼里的重大政治决策，究其根源，其出发点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以土改为例。新中国1950年6月正式颁布六章四十条的《土地改革法》，其第一章《总则》便开宗明义宣布：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曾反复说明了土改的这一基本目的。他特别强调指出：“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能够帮助解决一些穷困问题。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1]
为什么中国的土改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而非洲一些国家的土改却造成了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倒退？归根结底，关键就在于中国土改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执行，处处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那些失败国家则把土改当成单纯的经济政治权力基础变更，忽视了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同时，中国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际环境存在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对抗而打断持续起飞进程的潜在风险，某些势力也希望中国与其它大国爆发高烈度全面对抗而为他们火中取栗，历史上某些新兴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因素，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强调发展仍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
发展的目标不变，而具体手段、工作重心理当与时俱进；既要继承以往的成绩、成功做法，又要根据现实需求及时灵活调整。惟其如此，大会报告才强调这样的理念：“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具体目标和措施方面，本次大会报告也是既积极，又寻求稳妥，而且其调整都是考虑到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
如大会报告中关于金融的提法：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深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金融资产规模成倍膨胀，金融服务种类丰富许多，中国金融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分量即使与仅仅一二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同业中的排名纷纷大幅度提升而占据前列，以至于中国的商业银行被戏谑地称为“宇宙行”，金融业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为次贷危机以来的稳增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近年来金融业的大发展也埋下了一系列潜在风险：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债务膨胀，……以至于今年决策层将管理金融风险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近年党代会、两会报告中关于金融的提法相比，本次大会报告关于金融的提法谨慎了不少，“金融体系现代化”、“金融创新”、“普惠金融”等提法都消失了，强调的是服务实体、宏观审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此谨慎，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金融业存在内在的潜在风险因素，另一方面是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普遍趋向收紧，其结果很可能是全球性流动性趋向紧缩，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较大规模逆转，从而提升引爆金融风险的概率。在全球流动性扩张的环境下，突出金融创新，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做大；但在现在的环境下，容易翻车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提法谨慎一些，比较合理、稳妥。
又如“三农”方面的政策。大会报告提法如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其中，“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等等方面就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这一点在以前是不太容易倡导的，因为担心“规模经营”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无地可种，虽然经济景气时期很多农民会进城打工，但倘若遇上经济萧条，农民工失业后可能因为失地而丧失出路。但现在中国是第一大工业国了，城镇化、非农部门就业等进展已经连续多年保持较好势头，且可望继续保持，三农及粮食安全问题有新办法可选了，也该与时俱进了。与此相应，在农产品等初级产品领域，我们的贸易政策应该有利于巩固、提升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竞争力，而非相反。
（初稿2017.10.24，修订2017.10.25，仅代表个人意见）
[1]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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