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

谭其骧

关于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谭先生认为上海聚落的最初形成亦即上海之得名，估计至迟当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第十世纪，下距宋末建镇约三百年。

关于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黄苇、洪铭声、丘祖铭三位同志先后在《文汇报》（1962年2月18日及5月8日）发表了不同意见，我以为建镇当以黄苇同志咸淳说为近是，至得名则应远在北宋初年或五代，与建镇并不在同一时期。

先谈建镇年代。

旧籍所载上海建镇年代，除极笼统的“宋时”说外，共有三说， 即《嘉靖上海县志》等的宋末说，《沪城备考》、《嘉庆上海县志》等的熙宁七年说和《大清一统志》的绍兴中说。熙宁、绍兴二说尽管明确指出了年号甚或某年，却决不可信，证据是：

一、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年间的《元丰九域志》，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

二、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即华亭）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是只有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

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志》在卷五 《儒学》下，提到咸淳中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为“诸生肄习所”的古修堂为“镇学”，又在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已建镇。

可是根据《弘治上海志》的记载，我们只能推定上海建镇于董楷到上海上任那一年即咸淳三年（见卷五董楷《受福亭记》）之前，并不能确定在此前究竟哪一年。黄苇同志根据卷四《庙貌》“文昌庙，宋咸淳中邑士唐时措立”，和下引元人屠性所撰《文昌祠记略》“上海始为镇时；东有文昌祠”这两条记载，说是上海设镇在宋咸淳年间或咸淳年间以后，决不会在咸淳年间以前，“因为上海开始设镇时，其东面已有文昌祠，而文昌祠又是邑士唐士措在宋咸淳中建立的，”并从而得出了上海设镇于咸淳元年或二年的结论，那是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记略》在“东有文昌祠”下接着说，“镇既升县，遂改为学宫”，它的原义只是说:上海在从前作为镇的时候，镇署的东面有一个文昌祠，等到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作县的学宫。这句话只说明了县学的前身就是上海镇时代的文昌祠，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据此便断定设镇时东面已有文昌祠，并由于文昌祠建立于咸淳中，便认为建镇不可能在咸淳以前。

所以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而言，我们还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年）, 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即咸淳三年（1267年）。黄苇同志的咸淳元、二年说的论据虽不能成立，但他所提出的具体年代距实际建镇年代当不会太远。

洪铭声同志主熙宁七年说，他的有力论据是《宋会要辑稿•酒曲杂录》中一条记载。可是这条记载只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宋制凡设有监当官掌茶盐酒税的所在称场或务，凡人烟繁盛处设有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的称镇，设酒务跟建镇是两回事；所以《宋会要》这条记载，只能说明熙宁十年前已有上海务，不能证实其时已有上海镇。洪铭声同志认为《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年建镇，决不能无中生有。看来无中生有大致不会，前人跟今人一样，误以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倒是很可能的。

清嘉庆《上海县志》上海县城图

《嘉庆上海县志》这一条记载，在“熙宁七年”之下，系以四事： 一、“改秀州为平江军”；二、“缘通海，海艘辐凑，即于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三、“为上海镇”；四、“上海之名始此”。除上海建镇不在此年外，末了一点也是错的，等下文讲上海得名时再讲，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二两点是否可靠：

宋制州分四等：节虔、防御、团练、军事。只有节度州才有军额。秀州在北宋一代始终是军事州，不可能有军额。何况平江军是苏州的军额，苏、秀二州壤地相接，秀州怎么可能也叫起平江军来？第一点完全错误。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中有《市舶司》一章，详细记载了从北宋开国到南宋嘉定以前有关市舶的建置沿革，不仅提到了所有设置市舶司的地点，连设有市舶司所领市舶务的地点也都提到了，但全篇绝未提到上海二字。可见在上海设置市舶只可能在嘉定以后的宋末，不可能在北宋的熙宁年间。第二点也不确。

《嘉庆上海县志》的记载是如此的不可靠，我们怎能因为它措辞明确而肯定，就轻易置信？

清嘉庆《上海县志》古上海镇市舶司图

旧时代修地方志的人多数是乡曲陋儒，学识极为有限，既不懂得处理史料的方法，也不懂得前代典章制度，原始资料一经他们编纂，往往会造成许多错误；所以我们采用地方志记载考订史事，必须善于鉴别，十分审慎。但这样当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方志里一般都辑录了许多不见于其他载籍的前人作品，这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出于纂修人之手的方志本文，极大部分毕竟还是有所依据的，尽管跟原始资料可能已有些出入。正因为如此，研究历史而未注意搜集地方志资料，显然也会犯错误。关于宋代曾在上海设置市舶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日本藤田丰八著《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一书，他只看到了明末曹学佺《名胜志》里有“宋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 曰上海镇”这么一句，而此事不见于宋代官书《宋会要》，也不见于正史中的《宋史》，因而他就认为《名胜志》这句话出于明人传说，不足置信，实际上海在宋代并未设置过市舶官。我想藤田氏要是仔细翻检一下上海的地方志，便不会得出这一错误的结论。原来《名胜志》之说当本于方志，而方志中有此说，却是有确凿可信的史料依据的，并非出于悠谬的传说。《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载有宋人董楷在咸淳五年所作两篇文章，一篇叫《古修堂记》，篇中提到了“前分司缪君相之”，一篇叫《受福亭记》，篇首就说“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这岂不是无可置疑地证实了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已设有市舶官？《宋会要》只修到宁宗朝为止，元人所修《宋史》以实录为据，而《宋实录》亦惟宁宗以前有完书，故《宋史》于理度二朝事多阙略。所以在《宋会要》、《宋史》里找不到关于在上海设置市舶机构的记载，这一点只能据以证明上海市舶置于熙宁说或绍兴说之不可信，自不能连宋时说和宋末说也一概予以否定，认为终宋一代绝无其事。

镇和市舶本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全国各地都设有镇，是县以下的一种地方行政机构。市舶则只设在为数不多的沿海州、县或镇，掌海上贸易；虽然有时不一定设有专职人员，可由地方官或转运使、提刑兼任，但其职务本身则不属于地方行政系统。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建镇和设置市舶应该是两回事。不过上海的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上海镇和上海市舶司都不见于咸淳以前记载，而咸淳初年任市舶分司的董楷又被称为监镇，据此看来，很可能上海在设置市舶之前并未建镇，还是为了要设置市舶才建镇的, 因而监镇之职即由市舶兼领，也就是说，这两件事在上海实际上是一回事。这只是一种假定，究竟是否合于史实，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上海镇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升为县，市舶则在此后六年即大德二年（1298年）并归庆元路（今宁波市），见《元史•百官志》。

丘袓铭同志认为上海在宋代并未正式设镇，理由是：唐承隋制设置镇将，宋收镇将之权归于县，旧镇多所废罢，“以不建镇为原则”，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中，更不可能“违背祖宗的前规，忽而把上海设立为镇”。这倒是一种独特的创见，可是历史事实并不如此。宋代的镇虽渊源于唐与五代，但性质迥不相同。唐与五代的镇长官是武职人员的镇将、镇副，其任务是镇捍防守；宋代的镇长官是文职人员的监管，其任务是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或兼征税榷酤。宋初为了把旧时代军政性质的镇改变成为民政、财政性质的镇，因而采取了收镇将之权归于县、诸镇多所罢废的措施，这怎么能就说宋以不建镇为原则，为祖规呢？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方域》、《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试问不建镇的原则何在？祖规何在？

丘祖铭同志又说：《大明一统志》说上海在“宋时商贩积聚，曰上海市”，《弘治上海志》说“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可见为镇为市，“不过是人民群众这样称呼罢了”，并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公布的手续。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有注意到《弘治上海志》里又有称董楷为监镇、称古修堂为镇学这两条记载之故。

再谈得名年代。

黄苇、洪铭声两位同志都认为上海旧名华亭海，建镇时才改名上海；换言之，即上海之得名与设镇同时。这一看法的史料依据是明以来各种地方志和取材于地方志的《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这么许多种旧籍对这一点的说法是一致的，黄、洪两位因而就深信不疑。其实识別旧籍记载之是否可信，主要应依靠我们自己的分析研究，不能取决于记载之是否一致；旧籍关于这一点说法之所以一致，只是以讹传讹而已，绝不可信。

为什么不可信？华亭海不可能是一个聚落名；说古人会用华亭海三字作为华亭县境内滨海许多聚落中某一聚落的专称，尤其是不可思议的事；此其一。上海最初兴起于上海浦岸上，聚落一经形成，即以浦名名聚落，那是很自然的事；说这一聚落初期不叫上海，一直要等到建镇时才得名上海，也是不合于常情的怪事；此其二。

那么旧籍中这一说法是无中生有的吗?倒也不是。我在《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一文中已经指出：唐宋时确有所谓华亭海，但原意本泛指华亭县的全部海面；后来的上海县城所在地在未成陆以前也确是华亭海的一部分，但不能说旧华亭海就等于后来的上海县；总之，华亭海是海名，不是聚落名。可见“华亭海”三字是有来历的，华亭海跟上海也是有关系的，修地方志的人只是误解了这种关系而已。

《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一文收于《长水集》上册中

旧说的错误一经交代清楚，现在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解答上海得名年代这一问题了，那就是：“上海”是上海这一聚落的原始名称，换言之，即上海之得名与形成聚落同时；华亭海不是这一聚落的旧名，而是这一带地方在未成陆以前的海面名。

但单是这样从事理上推论也许还不足令人信服，好在洪铭声同志已为我们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可靠的史料：

“秀州旧在城及青龙、……上海、……十七务，岁……贯；熙宁十年，租额……贯……文，买扑……贯……分。”

上文已考定上海设镇在宋末，而这条记载又告诉我们在北宋熙宁十年以前已经有了上海务，这不是有力地证实了上海在设镇以前早就叫做上海了吗？

按宋代历次纂修会要，第一次奏上于庆历四年，记事截至庆历三年止，书名《国朝会要》，第二次奏上于元丰四年，记事截至熙宁十年止，书名《元丰增修五朝会要》。今本《宋会要辑稿》、《商税》、《酒曲》两篇各州下皆载有“旧”与熙宁十年两种岁额，《盐法篇》则只载一种税额，末云，“以上国朝会要”。可见商税、酒曲二篇当录自《元丰增修五朝会要》，其中熙宁十年额系新额，而所谓“旧”，当系《国朝会要》中旧额，亦即庆历三年（1043年）以前的旧额。又《辑稿•食货•酒曲杂录》载天圣元年诸处酒务“以大中祥符元年至乾兴元年内取一年课高者为额”，则《国朝会要》中的岁额，可能即天圣元年（1023年）所定。这样说来，上海设酒务应在天圣以前。从聚落的最初形成到发展得够资格设置酒务，又当有一段不太短的过程，因此，上海聚落的最初形成亦即上海之得名，估计至迟当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第十世纪，下距宋末建镇约三百年。

（原载《文汇报》，1962年6月21日）

谭

其

骧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善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获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他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做了大量精湛的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建树颇多。主要著作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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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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