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子就是一百个村子。一个回乡的人能否代表一百个回乡的人? 早上，村南头老远的就传来打架的吵闹。一打听，原来两夫妻在浙江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公甚至还差点被机器吃掉了一根手指，好不容易攒下四万块钱回家过年。结果回到村里后两个人第一天晚上就在隔壁邻居家打牌输掉了4000块。输钱后两夫妻都很沮丧，但第二天上午，却又继续双双上了牌桌，想想打工挣钱的辛苦，两个人都卯足了劲要将头天输掉的钱赢回来。就这样，八天之后，四万块钱竟然输掉了三万！看着仅剩的一万块血汗钱，两夫妻你责怪我不该下那么大的注，我责怪你一开始就不该与人赌博，就这么着吵得全村人都知道了。但是吵又有什么用呢？输掉的血汗钱终归已经输掉了，旁观的村民们仅仅叹息两声运气不好罢了，似乎也并不会从他们身上得出什么教育子女的经验来。很长一个时期，新春里连续十天半月拜年、串门、互吃“春饭”，是乡村里普遍的风景，它甚至承载了或淡或浓的乡情味和礼仪。但现在，从大年初一的中午开始，村子里就基本不见拜年的人走动了。这与我记忆里小时候挨家挨户串门拜年的热闹完全不同。取而代之的热闹场面，出现在了村头村尾几个小店里。那里聚集了成堆的青年人中年人，他们吵吵嚷嚷，挤在三四张简陋的牌桌前，下注，掀牌，并不掩上门，也不回避别人，似乎聚集一起赌博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百无顾忌。路过的村民或者熟视无睹，或者也挤进去挂个角下几注凑个热闹。这样的情景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个缓慢蚕食村庄里家家户户教育子弟“不许沾染哪怕最微小的赌博”家训的过程。但是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又从哪一年变得如此肆虐夸张的程度，我却似乎想不起来。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赌博的习气在农村已经肆虐很多年，也并不仅仅是逢年过节如此，一年四季村子里都会有好几个地方聚集着一批打牌的人。村民们见面问候早就不说“吃饭了吗”，而是改成“少了角（打牌凑足一桌的人数），吃完饭你赶紧来啊”了，大家聚在一起唯一的活动就是打牌搓麻将。牌桌上的赌注当然大多数都是小金额，一圈麻将下来输赢五块十块，但也有大数额的。
至于赌博的花样，也层出不穷，麻将算是最文明的玩法了，只要是外面流行了的赤裸裸的赌博方式，很快就能在农村里的牌桌上看见。村子里有那么六七户人家，专门提供赌博的场地和工具，主家每天每桌抽取几块钱“桌子钱”。而赌客们都是天天见面的邻居，并不完全固定，但有那么几个人肯定是天天会出现的。叔父告诉我，多年来，附近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平时不工作，主要靠打打牌混日子，好像倒也能勉强养活自己。村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想象与传说。乡村里并不理性地思考着，乡村总是活在传言里。
有一年村子里搞新农村建设，给每家每户补贴外墙装饰的瓷砖、水泥、沙子等等。有几户“聪明”者提出要求：哼哼，村里还应该出工钱给我请来泥水匠将外墙砖贴好，否则我就坚持不搞外装修。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和传言里，新农村建设上面肯定给了一百万两百万，仅仅给农户补贴建筑材料是不够的。再说了，如果整个村子里都贴好了瓷砖就自己这几户没贴，“领导”们万一来看就会不高兴，村上为了面子肯定最后会妥协出钱请人给自己家里来贴好。可惜他们的小聪明很快被村干部们更厉害的小聪明破解了：村里很快有了传言，一个星期内不请人动工建设，所补贴的瓷砖水泥河沙就全部收回。三天后这几户聪明人便无一例外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外墙装饰施工。而这两年村里的传言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上面给了村里多少钱又被村干部吃掉了多少”之类了，流传更多的是关于反腐、关于那些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领导们的想象加工以及谁又发财了，哪个老板倒了。乡村的传言大多是这样：某某书记将钱藏了两棺材埋在地里啊，某某市长被纪委带走后马上跳楼了啊，东村的老张发财，西村的李老板穷了。我在小城里曾见证过某些传言的变异：某领导被叫走后，他曾经无比信任并从他那里获益颇多的一个中层干部马上传言他被五花大绑塞进了车里……又有某个副科长信誓旦旦说他从省纪委大领导那里得到信息——已经掌握了两名市级领导的确凿证据，只等找时间抓人……但到了乡村就不这样了。乡村里的传言总是有鼻子有眼，五官端正四肢齐全，没有谁去辟谣也没有谁去稍微进行一下思考。他们的传言总是越来越多地添加上本来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怒气与怨恨。这种传言的流传与发酵似乎更多的带着一些幸灾乐祸的感觉。我有几个在外读大学的亲戚，现在在城市混得很好，刚毕业时还回老家过春节，现在已经不回来了，过年也把父母接到城市里，无须在流言里寻找存在感，老家农村已经和他们的价值观渐行渐远。你厌烦了自己工作的圈子。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面，你看到人们的眼睛里只有个人利益，只有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交的朋友、努力改善的关系、努力形成的格局、努力维持的友谊。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前因后果，没有任何顺从自然的感情与关系。你想要逃离。但是，你很快发现，即使到了乡村，事情也并没有朝你想象的方向去发展。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在你工作的环境还是你逃离后抵达的环境，人，终究都已经沦落为了“势”的一个零部件。这些年来，久不见面的同学或儿时玩伴见面了，问起来当年的同学同伴，讲得最多的，总是那些有用的，开了大公司的，在实权单位任职的，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大家的语气都带有一种不自觉的崇拜。这种感觉，有一个词语似乎特别贴切：有用崇拜——谁有用就敬着谁，谁管着自己就向着谁。这样的有用崇拜在村庄里显得更加突出。乡村的村民们，不管如何骂贪官骂政府，但最看得起的，还是那些有钱的搞工程做生意的人，还是那些有实际权力尤其是管着资金和工程的大小干部；却看不起那些有文化没资本的人，看不起那些尽管职务级别高但没什么实际权力的人。例如，一个省里的教育厅副厅长之类就完全比不过一个能给自己打架时内心助威的派出所副所长——除非自己家里有小孩子正好要读书又少了分数或够不上其他条件。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村庄我的村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现实。他们更相信更敬重对自己有用的人。而一个人“有用”与否的口碑在一个村子里，并不由全体村民决定，主要由那些做工程者、有一定位置和话语权的村干部们、有头有脸的乡绅们掌握。如果一个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能够给他们工程、给他们现实利益、为他们办成根据规定办不成的事情，就是有用的。如果不能，就不是有用的人。这与职务高低无关，只与现实权力大小有关。某个曾进入教科书的人物，我最近去他的村里走动时，发现村里对他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连他死后都没能成功埋入村里的家族坟山。因为大家认为他当大官时没有给村里尤其是给家族带来多少实惠，没有帮助解决多少人的工作，没有帮助落实多少资金，没有帮助解决多少子弟在参军、判刑方面的实际问题。在村民们的眼里，所有官员都是贪腐的。区别只在于这个贪腐的官员是否帮助村里帮助亲友办了一些实事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带来了一些实在利益。是，或者否，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帮助别人办好过99件事情，但是有一件没办好，村里走出去的这个干部（或者是创业成功者）也是要受到严厉谴责的。他们的字典里面，权力和关系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如果一个在外面混得好当了官办了厂的人没有给自己办成某件事情，并不会有什么客观原因，而肯定是这个人不够用心，出的力不够。乡村的哲学很简单：他对我是不够感情的，想起来小时候、三十年前，我还曾经送过一个青皮橘子给他吃呢，现在却连帮我写张条子让我侄孙子进城里最好的小学都不给办。当然这种评价很有可能分为两半，得到过恩惠利益者坚定认为这是个念情的好人、没能得到利益者坚定认为这是个无义的坏人。乡村里总是这么实际。所以乡村里对同一个在外谋生活的人，几乎都有几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看法。在村子里生活，终归是要被人议论的；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更是时常被人比较和议论。在附近小城里讨生活的干部和商人主要看是否有用来被决定评价等级，在更远的地方讨生活的年轻人，则靠信息传播来确立自己的形象。儿女们在外有什么出息，总是做父母的主动在村子里去宣扬。一边讲述，一边抱怨自己的儿女“太辛苦、不回家、只顾着赚钱不结婚”等等。但这种抱怨只是乡村特有的人情表现罢了，你很明显地可以从这抱怨中听出带着的种种喜气来。天天住在村子里的人也不甘落后，他们表现自己混得很成功的方式是买车。原先只能偶尔见到几辆小四轮货车的村子里，现在小车越来越多。最早的当然是那些做工程的、稍微混混黑社会的年轻人买了小车每天开回家；然后在城里工作在村里生活的人也买了；再然后没有正当职业，混日子、熬日子的年轻人也买了小轿车。最后，更多的人也买了。有一次我回乡走动，看到邻居门前停着一辆盖着厚厚尘土的比亚迪，他却每天骑着摩托车外出，便问他：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买车了吗，为什么还骑摩托啊？邻居告诉我，油价太高了，“而且我技术也不好”。多观察了几次，才发现村子里竟然有很多人买了小车，大多数时候就放在家里不开，将车子停在家门口蒙尘。让别人看看也好。不过这种情况渐渐有了改变。这两年，建筑工的工价达到了两百元一天，比城里生活的人收入高得多了，一些泥水匠便也不再将车子弃置在家，而是开着小车带着灰桶泥刀去做工。车子已经成了面子问题。而在村子里，面子是重要的通行证。不过我总是担心，这个面子撑起的农村。
一小片土地养活一小片土地上的人。一个村子养活一整个村子的人。在我的叔伯辈、兄弟辈里面，计有做泥水匠的9人、水电工装修工5人。其他家族里也都差不多。村庄里做手艺的人总是这样将手艺活一代一代传下去。多少年来，乡村里的人用手艺养活自己。但也并不完全如此。被一个村庄养活得最好的人，竟然是那些地痞、不务正业者。有一次回乡正好遇见村干部选举，邻居们告诉我，根本不用考虑，最后当选村干部的，一定是以霸、痞或宗族势力为主。果然，最后，7名村干部竟然有5名带着明显的流氓地痞影子，村人们甚至能一一列数出每个人偷鸡摸狗敲诈勒索的事迹来。但最后选出来的村干部，依旧是他们。而当了村干部之后，这个村里所有的征地建设水渠道路等等大小工程，自然也是就由他们承包了。蛇有蛇路，当村干部，就是这些略带点流氓地痞性质的年轻人在村子里的出头和存活之道。对于他们，对于这些并不危害生命的地痞村霸，人们似乎也并不真正厌恶和排斥。也许，这与我所在的村庄长期以来对强大力量的崇拜有关。似乎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个村子里还经常因为争农田水而打架，发展到后来，往往是一个自然村与另一个自然村、一个姓氏与另一个姓氏、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之间的大规模械斗。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械斗的往事，如今早已经被时间淡忘。除了这些当上村干部的地痞村霸之外，另外活得最舒适的可能就是村子里那些强悍，霸道、蛮横、蛮不讲理的人了。不讲理，这是村人们评价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既然对方不讲理，蛮横霸道，那就不跟他计较吧，让他稍微欺负一下占点便宜也就算了。更多的乡村小人物也有自己的舞台。蛇有蛇路龟有龟路，他们都在村庄里以自己的方式活着。带有无赖气息的蛮横者与家家户户都发生争执，占得一点又一点的小便宜。而老实的本分人就安心活在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小日子里。如果家里有一个练就一张好嘴、善于说得别人开心或者同情的女人，连借东西借钱都更方便和容易一些。如果家里人都是吵架骂不出口、打架打不出手的，自然也能学会自我安慰法，少于人打交道。乡村里的哲学总是会有两面，一边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一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一边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边又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边告诫自己的孩子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一边又在遇到无赖时步步退缩，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精神胜利法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哲学的帮助下，一村子的人才能在各自狭小的空间里活着，无风无波。这相安无事的乡村，才是真实的乡村，人间烟火味里反复变化到今天的乡村。本文作者：漆宇晴，转自：宁德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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