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结果，网上留言区大多是嫌判轻了。网友们，大多被众多媒体此前根据两人聊天记录总结的及包丽亲友描述中，形成了牟林翰处心积虑、心机深重的PUA包丽印象，俨然忘了，这是一起自杀事故。
而且，包丽的身份是，“北大法学院读大二，是北大校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的身份”，通过网络文章的渲染，大多数网友们俨然忘了思考，能够考上北大法学系的成年人，就算被别人PUA精神控制乃至无法自拔两次自杀时，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以正义的名义，或是基于同情，或是基于宣泄，各方媒体以两人的聊天记录为证据来源，搜集或演绎着一切对牟林翰不利的或真或假的片段化信息，目的就是让牟林翰对于包丽的自杀承担一切责任。终于，网上形成了一片倒的严惩牟林翰杀人责任的声浪。
“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性格开朗、外向；但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由于不断遭受牟林翰的指责、辱骂，其时常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出现了割腕自残、服用过量药物而被洗胃治疗等极端情况，......陈某某服药自杀前所发的微信内容也有力证实了牟林翰的长期精神折磨导致了陈某某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判断。”
为此，主审法官就本案判决理由及结果回应五大焦点问题时，多次用到了，“根据立法精神”、“根据刑法理论通说”、“综合案件证据情况”等字样，难怪有自媒体将判决结果称之为，“民意推动的司法审判”。这样的裁判适用法律程度和裁判说理过程，在以往的司法案件中，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判决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普通网友们及流量自媒体们的不满意，媒体及部分法律人士为PUA精神控制惩戒进行司法领域的欢呼，以及部分法律人士对于司法审判面对汹涌舆论导向下不得不个案变通适用法律规定的担忧。
对于社会热点事件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究竟司法应该保持足够的定力以纠正和引导舆论走向正确的法律理解，还是司法要被舆论所左右玩空心思的尽量找出适合的法条顺应舆论，本号此前有过文章论述，大体认为，司法迎合舆论，虽然可以短期避免质疑，但长期而言，根本不利于司法的公信力，甚至有害。
以包丽案为例，法院在热门社会案件中以司法判例的形式，将恋爱中同居的男女朋友关系纳入了虐待罪的入刑范围，这意味着，以后全国其他的法院，都要将此类关系中的人员要纳入家庭成员的范围，否则，就会遭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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