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更新走向何方？

大理古城，图源：游大理公众号

图片来源：文旅古城公众号

这些画面、这些文字描述的场景好像被封存在记忆中......

当年轻的背包客向往它们，困于柴米油盐的工薪族向往它们，退休的中老年人同样向往它们。自此以往，这些古城便成了地方旅游经济最大的支撑柱，古城便也与“旅游资源”直接划上了等号。

丽江古城见证了这一时期的古城更新。古城从一个活在字里行间的精神意象变成了消费符号，酒吧、艳遇、别致的体验......游客纷至沓来，脑子灵活的当地人开起了民宿，外地客商随之加入市场竞争促使旅游业迅猛发展。

丽江古城现状，图片来源：夏主编旅游攻略公众号

喧嚣繁华之后，原本的纳西族住民迁离了这里，大街小巷开满了同质化严重的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店，丽江古城风情不再，回过神来的人们说，“商业化毁了丽江古城”。

如今但凡是个叫得上名的城市，都有可能已经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再不济也得是个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搞得这头衔活像个品牌logo，戳上去了，就有游客会寻来消费促进当地经济了。哪怕这名单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对古迹的建设性破坏。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部分名单 图源：网络百科截图

叫得上名的古城旅游景点，如北京的南锣鼓巷，上海的城隍庙，西安的回民街，成都的宽窄巷子......最后都是臭豆腐、炸土豆，换星巴克与义乌小商品。为了旅游开发，古城拆旧修假、仿错建制、甚至平地拔起“千年古城”的也大有人在。

这一时期的更新案例不是没有做得好的。如深耕“度假+”没有流向同质化的江南乌镇，在全国景区因为疫情接待游客同比下降过半，巴望着经济复苏来一针强心剂时，乌镇靠着积累的IP资本带动数字经济开出了新赛道。但哪怕成功如乌镇，也没能逃得过部分公众对其商业化的诘责。甚至有网友锐评其与丽江古城同样令人失望，“颇有那种千里迢迢过来看别人做生意的感觉”。

那古城商业化的“原罪”到底从何而来？

首先我们要知道，古城更新先天带有两面相悖的推进动力——古城保护与城市更新。

古城保护的动机在国内外是一致的。古城作为曾经公众生产、消费、生活来往的物质载体，慢慢在历史中成为了一种旧有社会关系的象征。人们凭此怀念特定的与之绑定的意象，古城的符号本质便与凯旋门、比萨斜塔、甚至现代奢侈品牌的logo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原理大同小异。人们维护古城的完整延续性，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符号象征背后的精神所指。

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团体想要借古城表达的精神所指不同，之后才导致了在“如何塑造古城符号形式”，即“怎么样的古城才算古城、才该怎样保护”上的分歧。

无论如何，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于是外国的古城保护行动兴起于战后复建，国内的古城保护行动兴起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破坏性建设。

国内古城保护思想 图源：论文《台儿庄古城规划建设与保护研究》截图

城市更新的动机则来自城市化进程的必然性。在城乡二元制的大背景下，城市因为占据了更多的综合设施，更密集的信息渠道、就业机会，仍在源源不断地吸纳人口。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口，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开始蔓延。而为了保持城市高效的资源交换，纵向的、或水平方向的新城市空间被不断生产出来，于是容积率在攀升，环路在扩增。当通勤成本随城市扩张到新迁居民无力负担，城市的蔓延速度接近边际，而新城建设的资源无法从旧城置换出去时，城市内部的革新，也就是城市更新便随之提上议程了。

更新老旧的市中心空间使之拥有更高容积率承载更多的居民，或进行商业开发使其产生的效益能弥补无法新增人口导致的“差额”，或提升其空间品质改善城市面貌、吸引能创作更多社会效益的人才来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这便是除了消除老旧设施带来的安全隐患外，城市更新行动的本真面貌。

2017年北京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行动影响地点 图源：端传媒

古城因其往往占据老城市的中心空间区位，拥有城市信息物资往来效率最大化的先天优势，才与城市更新行动产生了物理碰撞，物理碰撞又触动了古城象征内容的正常表达，古城更新的议题因此越来越受瞩目。

所以，古城更新是城市更新的一部分，其需求建立在整个城市不可阻挡的更新过程之下；而古城保护是古城更新的一部分，其需求来自城市不同群体对古城符号的诠释权的看重，以及希望借此使古城更新区别于城市更新大议题、来吸引各方关注的当地政府部门。

当古城更新行动的目的无法明晰，摇摆于古城保护或城市更新之间时，保护会变得保守、更新会显得庸俗，所有的社会目光都将聚焦在“商业化”上，进行永无止境的批判。

因为历史文物保护的话题呼吁时间相对较早，古城作为历史文物的一个延伸也有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所以古城保护的关注点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古城更新的最初关注点——古城在物质空间上这一单一层次的维系，也就是老旧建筑物本身。

随之而来的修整、翻新行为自然而然延续了“修旧如故”的文物保护理念。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保护老旧建筑物，原有居民被以保护古城的名义大批迁出，结果上和丽江古城的原住民迁出颇具异曲同工之妙。古城的居住功能丧失，新填入的业态便顺理成章地变为商业零售、餐饮服务。

部分历史街区业态占比 图源：自绘(数据来源于网络)

南锣古巷的同质化进程则揭示了更多。最早的沿街店面多是老北京爆肚、北京老酸奶、炸酱面等低门槛餐饮零售，之后连锁网红店们，包括饮品店与手工店，凭借更完善的盈利模式在门店数量上占了上风，这些店面吸引来了更多的游客流量，IP文创店们再以高附加值赢得了新一轮的竞争。到此为止，其实南锣鼓巷的入驻门店已经在往特色文创上转型，但不会有人因此说这里变得更有“京味儿”，哪怕传统的四合院与街巷结构作为这一切活动的背景墙一直完好保留。

热闹的南锣鼓巷 图源：知乎

人们渐渐意识到古城不仅仅是物质上所留存的古旧建筑，精神空间，或者说场所精神越来越被提及。

乌镇在场所精神的塑造上提供了诸多经验。白墙灰瓦，蓬船泛舟，只需一个剪影，绝大多数的人都能认出这是乌镇，走在其间，不会有人觉得这里失了所谓江南水乡的气质。因为在乌镇，你还要过窄桥、摇橹船，体验在现代都市不能体验的活动，而后来的乌镇戏剧节、互联网大会，更是进一步填补了“场所、事件”的古镇叙事缺漏。只剩逐年增高的门票费和住宿费在短暂提醒游人它作为现代商业场所的本质。

江南水乡 图源：百度贴吧

当然，乌镇在体验经济上的先行耕耘，实现了历史街区保护与旅游盈利的平衡。仅剩的问题在于，乌镇不“古”，西栅景区在旅游开发前，只是块荒地，而除新造以外的传统房屋，多是从附近乡县搬来拼凑的。更重要的是，它收取门票费的商业化运营手段实质与真实古城的公共性质相悖。

游人可以不在乎场所空间的真实性与私有化，因为他们只追求放松消遣，为了更好地消遣，被欺骗或收费只是达成目的前的一个体验环节。古城的居民呢？对古城内涵内容尚有争议的政府和专家学者呢？

乌镇门票设置 图源：网络

2016年，南锣鼓巷暂停接待旅游团队，并主动取消了3A景区称号。同年12月20日，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导则执行，重点恢复居住功能。

街区尺度的场所精神尚能如迪士尼乐园那般依靠文化的商业化精心演绎，但古城不能。古城的文化、古城一切的一切，都如现代都市本身一样，来自社会关系的营造与延续。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古城的“商业化”争议从何而来？
争议从政府、企业、公众或其他社会参与方对“古城”的认知差异而来。

政府希望更新城市谋求发展，古城是片绕不开的城市土地；企业想开发古城，则希望把它的独特性（文化或地理位置上的）卖出个好价钱；而对公众来说，古城则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承载了邻里关系和其他回忆。“商业化”往往触动了空间场所原有的社会关系，使原本的空间功能朝特定功能改变，令特定群体获利。

2017深双主展场 - 南头古城鸟瞰 ©UABB

古城具备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三个层次，古城的更新也必然在三个层次上推行。同时，物质形式会影响场所精神的塑造表达，场所精神的变动又可能带来社会关系的更迭。古城更新策略需要比城市更新策略更加谨慎，才能完成古城保护这一必要课题。如果只关注了前两个层次，古城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将无从避免（从经济角度考虑可能也无需避免），而三个层次都纳入考虑，则注定这次古城更新将是场尽头遥遥无期的行动。

待改造的某历史街区 图源：作者自摄

从这点来看，也许建筑行业下行，地产没落是个不错的机遇。我们将有机会放缓做决定的步伐、延长思考的时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非逐利的姿态去参与城市更新最复杂且艰巨的一环——古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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