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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里的钱:“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从地板价开始起跳”

刘楚楚 GQ报道 2024-01-21

在《繁花》热播之外,13日,新华传媒(剧中服饰公司原型的股票代码)突然强势涨停,18日,再度涨停;18日,方正科技(剧中宝瀛大战涉及的股票原型)大涨5.9%;“至真园”原型饭店、和平饭店、排骨年糕被订爆,黄河路游客纷至沓来,李李佩戴过的一款项链被买断货.......《繁花》带火了剧中涉及的多个产业,毕竟,金钱总是社会最敏感、最灵活的变化因子。




剧版《繁花》的故事重心放在90年代,当时,社会变迁的主轴、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股市交易的出现,以及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因此,王家卫在《繁花》中也借鉴了股评家应健中的小说《股市中的悲欢离合》和《股海中的红男绿女》。


从一组数据,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财富是如何快速拉开差异的: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14.7%,1994年到达24.1%,对美元汇率从1:5一步跳贬到1:8,1992年到1994年,几乎是历来股指震荡波幅最剧烈的时期,破产或暴富神话频出。


以经济大事件为节点,阿宝不断在浪潮中向上鱼跃。1986年,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南京路诞生;1993年,深圳的鲶鱼来了,资本市场历史上第一个恶意收购出现;最终,阿宝破产,搬离和平饭店,7年的奋斗近乎归零,但这个结局也暗藏希望,阿宝租下一片土地,将眼光投向房地产。中国的观众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除了阿宝这样的成功者,电视剧也刻画了不少股市中的失败者。阿宝最终也从宝总坠落,但也是在这时,他再次接住了时代抛来的红利。王家卫认为,是时代为“阿宝们”提供了机会。


金钱叙事也塑造着人物的欲望。《繁花》中人物爱情的试探、过招藏在金钱的包装之下。钱与爱看似是相斥的元素,但在这里巧妙地被声东击西,情字不响,像一切全由生意决定。作家李舒是《繁花》的食谱与文史顾问,她采访了很多上海饭店的老板娘,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大潮下,女性身上被激发的特别活泼的生命力。



68岁的应健中在剧中饰演了一个“股市黑嘴”的角色,被庄家贿赂,站在交易所门口吸引散户入套,“当年这种股评家很多的,但肯定不是我,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笑料。当然这种人在今天也有。”他笑道。


1985年,他就介入了萌芽期的中国股市,做过早期的股民,后来担任过证券公司总经理,从90年代开始他就在报刊上撰写市场评论。2020年,王家卫约应健中见面时,已经把他的两本小说看过好几遍。小说是王家卫在二手书店淘来的,在见他之前,王家卫派调研小队做过股市线的充分调研,为了帮剧组进一步复原90年代初股市的细节,应健中又为剧组写了约二十万字的文稿。


《繁花》刻画了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用应健中的话说,那是“所有人都从地板价开始起跳”的时代,人们相信机会均等。如今他怀念那种激情。




人的命运,就是一张K线图


剧中阿宝的故事完结在1993年。剧情没有交代的是,1994年的股票是熊市,之后,监管会加强查处股价操纵内幕交易,阿宝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玩法也被时代所淘汰,中国股市从原来的散户时代进入机构时代。在这之后,量化交易出现,利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进行投资决策,机器也即将进行下一轮的迭代。


应健中:


小说中的阿宝是一个相对比较卑微的人物,家庭出身不好,做一点外贸生意,在浙江有加工点,在上海有专柜,有点奋斗精神,但剧中的阿宝强化了这个人物,强化了他的不甘心、想做大。剧中阿宝的人生梦想,是在时装公司上市之后,公司前10大股东当中有他的名字。他希望跟公司的利益和命运捆绑在一起,让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最终实现结合。这类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我想把阿宝定位为时代的奋斗者,正如导演所说的,是时代为阿宝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199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上海冲击最大的非股市莫属,于是由我提供故事碎片,再经过王家卫导演的取舍,最终给大家呈现了一部中国股市从无到有、早期如何逐渐发展的故事。


1984年11月,国家发行第一只股票,1992年,发股票认购证,我都是亲历者。我们要怎么让阿宝变宝总,怎么要让他从一百万变成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然后又把它打爆?要将阿宝的人生震荡显现出来,那就要与当年相对应的股市震荡和重大事件相契合。


首先是散户时代,就是个人投资英雄的时代,阿宝要组建自己的“舰队”。以前的证券营业部,一楼是散户大厅,二楼是中户室,三楼是大户室,要进这个大户室,譬如说要300万门槛,我手中只有50万,我就找亲戚朋友、同学邻居集资。进了大户室,可以享受资讯的畅通,更关键的是抢跑道,毕竟涨的时候谁先买进谁就能赚钱。下面的散户,等大家举着要把委托单递交进去以后,股价已经不是这个价了。现在的私募基金就是这么来的。


那时,市场非常活跃,有的人在倒邮票,有的人在进早期股市,都在想办法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老百姓的手里钱都差不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工资也就两三百块钱,即便是以前上海的资本家、工商业者,经过了60年代,抄家的东西返还了,但基本上大家还是坐在一个地平线上。我的形容是,80年代以后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是地板价。



剧中像“邮票李”这样的黄牛角色,我认识很多,有几个人后来身家都做得很大。现在股票市场有句流行语叫“割肉”,就是从“邮票李”这种角色出来的,比如说他在门口收电影票,有的人要退票,7毛钱我收起来,然后他就等,等到要开场了,急于要两张票的,他就2块钱卖给他们,但到电影开始放映,票再不出去就是一张废纸,1毛钱也要卖掉,这叫“割肉”。


跟王导第一次见面,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市场上有一个人叫老宁波,一个70岁的退休职工,专门倒国库券,冬天他披着一件呢大衣,大家说好价格,他就把我拉到边上,把大衣钮扣解开来,我一看很惊讶的,他大衣里子全都缝制成一格一格的,一格一叠国库券,一个流动的橱柜,王导听了说,大衣还找不找得到?我说,人活没活着我都不知道。结果,过了几天我碰到他,他给我看样片,说应老师,你说的这个情节你看看。他找到了,这是电视剧中一闪而过的一个画面。


我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股市上的大户,早期倒过电影票、粮票、布票、油票,但他最大赚钱的来源,你根本想不到,是倒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邓小平说,不论家庭出身,大家公平竞争。但好多人还在农村插队落户啊,没有教材。出版社紧急重版发行《数理化自学丛书》,17册,书一出来,大家都去抢,这个老兄就高价囤积。他亲自坐火车送货到农村,因为邮局送过去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变成了一个自学丛书的批发商了,正版、盗版我也搞不清楚,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书价三块或者五块,但大家愿意高价用三十块、五十块,用半个月的工资从他这里买,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这个人说过一句话:“我没文化,你们富脑袋,我富口袋。”


电视剧反映了阿宝到宝总的跌宕起伏,做股票的人看的是K线图,股市每天的震荡形成了日K线,而我的眼睛看到的是人生的K线图。在那个年代,有了股票以后,它就成了我们人生宽幅震荡(大盘大幅度上下波动)的一个场所。我见识过有人变成富豪,收购上市公司,也有人跳楼,进监狱,不知所踪。


中国股市的独特之处是,它让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可以站在一个起跑线。


股市的社会学意义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在股市出来之前,人的阶层是固化的。上海人市中心的租界叫上只角,租界以外的地区叫下只角。上海是一个很功利的地方,它可以清晰到什么程度?我从小生活的区域都在租界范围之内,我们小的时候玩,最远只跑到北面南京路,东面外滩,隔一条路的地方从来不去,这就是上海人的隔阂。上海人只要问你家里住哪里,就可以形成对你的印象。


有了股市以后就不一样了,大户室可以有大学教授,也可以有菜场贩鱼的,像陶陶是卖大闸蟹的,也有监狱里出来的,大家都坐在一起讨论股市行情。以什么来论英雄?就看谁看市场看得准。


应健中在剧中饰演的“股市黑嘴”


剧中虚构了两个证券机构,西国投和南国投,南国投的总经理强慕杰,取材自我的小说。这个角色对应的是当年股市的一批风云人物,他们在市场上急于打开局面,这种叱咤风云的行为方式,在现实中确有其事。1997年到1998年,我担任三峡证券上海总部总经理,改制以后,我当过亚洲证券的副总裁,这些事情全在我脑子里。


在剧中,因为股价跳水害得发根自杀的414股票,对应的是当时一个叫XXX的股票,当时上市的时候,宣传团队到股市沙龙当中来推荐这个股票,说是中国第一个医药股,28块开盘了以后会炒到40块、50块,说让大家终身持有这个股票,以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结果,好多大户买进,一年以后跌到3块多,好多人满仓加透支,就这样,一批大户被消灭了。这个故事反映了地方市场向全国扩容过程当中的一种镇痛。


背景补充:1984年,上海发行了第一张股票(延中实业),但交易冷清,直到1990年4月开始,深圳一批投资者到上海参与炒作,股价急速上扬,3月20日还是90.6点,到年底跃升到了439.37点。1993年8月,深圳上市公司宝安集团的证券部主任厉伟北上拜访,他告诉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温不火,是缺少“鲇鱼”的缘故。尉文渊听懂了,笑着说:“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鲇鱼吗?”一个月后,鲇鱼就来了。


电视剧中,阿宝和强慕杰展开的“宝瀛大战”,原型来自中国第一个收购兼并案,“宝延风波”,老股民对延中股票是很有感情的,延中最初是延中路的街道企业,属于法租界,是黄金地段,老资本家、老工商业者比较多,到了80年代后期的时候,资产还给他们了,他们要寻找投资方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好是知青回城,解决就业问题的时候,正好延中实业解决了以上需求。它的主营业务是面包房、彩色照片复印社,老百姓们不仅买它的股票,还买它的面包,专门从杨浦区跑到市中心买,因为他们想为上市公司提供利润,这是很朴实的感情。剧情也反映出了上海人的这种热情。


当时,宝安买到延中5%股份时举牌公告,但实际上,宝安用了好几家公司名义开了帐户,他实际总持股比例已经达到16%了,延中提出,宝安违规,没有即时信息披露。有律师就提出,要查收购方的资金来源,当时正好要严查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社会就对这个收购进行了一番争议,不过最后,证监会的处理是,对宝安公司罚款一百万,收购有效,最后双方握手言和。


宝延大战成了教科书式的案例,证券法的出台也是对此的总结。至于这个股票,后面又发生了好几轮的收购兼并,最后落定方正科技,现在还挂在盘子中。这是后面的故事了。


昨天一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张照片,是30年前,1993年10月份,宝安控股延中事件发生后,上海总管办紧急召开研讨会,照片里发言的竟然是我。


应健中在研讨会的照片,受访者提供

中国股市用30年走过了西方的一两百年,它对计划经济带来一种全新表达。30年下来,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规范完善的过程,每一步都会带来机会、风险和阵痛。市场应该对投资者加大保护力度,你把你的家当与大家的利益捆在一起,是中国的老百姓将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捆在一起。证券市场就像一个人的五个手指,大拇指是国家,是市场的组织者,食指是上市公司,它是融资者,中指是券商,它是买卖双方的一个撮合者,无名指是股民,小手指是附加在市场上的各方的参与者。五个手指灵活,就是一个健康的手。


所以,发股票的初心就是成为命运共同体。




未来不可判断,那只能看眼前


电视剧《繁花》围绕阿宝,呈现了三段情感,都和钱有关。编剧秦雯曾透露,更早的一稿剧本,她尝试表现玲子摆烂经营夜东京,要宝总经常来补窟窿,因为如果如果经营得好,宝总就不来了,这是她和阿宝纠缠的方式。对于玲子、汪小姐的情感,阿宝无力回应,便总是在生意上让步,这是他偿还情分的方式。


上海人的关系和经济密不可分。当金钱的冲击波涌入社会,人们的爱情观、家庭观也会遭受剧烈震荡。在《繁花》原著中,雪芝的家人嫌弃阿宝,说的是“住这种垃圾地段。”作家李舒是王家卫聘请的美食与文史顾问,为了玲子一角,她采访过许多在日本夜总会工作过的女性,“那时候,尤其是姑娘,会觉得说我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当时,为了要出国,很多人要提出要分手,也有人是到了那里之后,打了第一个电话,男的就跟她讲,我们不要联系了。”


玲子


应健中:


王导和我开玩笑说,应老师,把你放到1992年、1993年,你也是谈情说爱的年龄,你怎么看玲子、李李和汪小姐?那时候,感情跟经济理所当然是有联系的,1993年,金钱对社会有冲击波,大家第一次感觉,看看很普通的人,买200张认购证,他就可以变成100万的身价。


我的小说里描写过一个场景,是有原型的。小时候,我有一个邻居小姑娘,人家给她介绍对象,在机电局工,每个月的工资36块,谈到一半,有人给她再介绍个对象,是仪表局,每个月的工资有39块,一对比,小姑娘把36块甩掉,跟39块的人谈恋爱,后来结婚了。当然,那个年代两肋插刀的人也很多。


当社会的变量增大,未来不可判断,那只能看眼前。小说里面阿宝的前女友雪芝有一个梦想,她想出国,追求财富,这里有经济的因素,因为阿宝做小生意,“你不会有太多的出息的,”这是她父亲对他的表述。电视剧里,雪芝要去香港,他们最后一句话是,约定10年以后再见面。王家卫也跟我聊到这个话题,我们是面对的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对雪芝来说,她会后悔,10年以后她回来了,大家坐在一起,阿宝不是原来的阿宝了,雪芝还是原来的雪芝。


雪芝


上海90年代流行到澳大利亚、日本去打工,但有人辛辛苦苦三五年,赚了五六十万回来,回到上海一看,这个社会怎么变化这么大?原来不入流的人,现在都腰缠万贯了?事业越做越大,做企业,买股票,买房子的10年以后就翻数倍。他们回来一看,心态就不平衡了,然而人生没有回头路。甚至有好多人因为不甘心,回来后把赚的五六十万投进股市了,(已经错过进股市的好时机)进去后就被打爆了。这是社会变革对人性带来的冲击。




惊人的物价,拉开的社会层次


《繁花》剧里的物价一度备受争议。李李的至真园一桌酒席要1800元,玲子升级后的夜东京的日式本帮菜500元一位;一件梦特娇polo衫卖到1000元还被哄抢......但是,1991年上海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只有约276元,1993年,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约471元。


事实上,这些物价都有出处。当年的物价,正在由定量配给、统一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市场调节。



不同的物价也展现了社会参差的可能性。有一次,王家卫让美食顾问李舒尽快想两道不同的菜,能用来“对照”,这道菜黄河路要卖得贵,夜东京卖得便宜,李舒很快想到了“红烧划水”与“青鱼秃肺”。“青鱼秃肺”这道名菜至少要用十几条鱼的鱼肝,而“红烧划水”是一道家常菜,用的是鱼尾。她让珍贵的“秃肺”去了至真园,剩下的“尾巴”去了夜东京,在玲子这里,鱼尾反而是鱼身体上最“活”的一块肉,也体现了上海女人的生活智慧。


另一处对照,是至真园里挂着陈逸飞的《聚焦》和《笼中女人5》,这两张画在当时的价格已经过百万,并将在未来增值迅猛。事实上,陈逸飞的画是中国油画迈向商品化的标识。作为对照,另一幅由陈逸飞的弟弟陈逸鸣绘制的油画,挂在玲子所住的拥挤的石库门房里,画的是少女时期的玲子,这是一个画家的暗恋。王家卫专门请了陈逸鸣来饰演这个画家。


有趣的是,2017年,以1个多亿拍下陈逸飞一幅画的富豪刘益谦,有一段与阿宝相似的过去。出身于“下只角”的刘益谦原本是跑出租的,1990年,刘益谦用跑出租的积蓄认购了100股原始股,1992年,刘益谦收购了1000张认购证......在资本市场,他留下了诸多传奇,被称为“法人股大王”“定增大王”“资本猎豹”。


市场机会的松动,也松动了一部分女性的选择。上海涌现出来的一大批饭店老板娘,后来被人评价为“第一批经济独立的半边天”。


应健中:


好多人说没有这么高的物价,那是因为他没经历过。当时,吃饭是一个载体,关键是交流信息。我们到黄河路吃饭,吃饭吃到一半,听说哪个总经理在哪个包房,大家就拿着酒杯到那边敬酒。那时候没有公共场合,没咖啡馆,你总不见得到公园露天交流。


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设在上海外白渡桥旁边的浦江饭店,黄河路离交易所就几公里。90年代,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都到外白渡桥附近设立证券营业部,办公楼太少,就把旁边的上海大厦、浦江饭店、海鸥饭店,以交易所为中心一公里范围的宾馆全包了。租5间客房,晚上把床放下来睡觉,白天把床翻起来,电话线接通,开始拉客户。交易大厅从一厅发展到两厅、三厅、四厅、五厅,黄浦江边上的仓库都全部改成交易大厅,几千个人吃饭成问题了。最开始,乍浦路开了好多饭店,后来乍浦路的饭店容纳不了,就转移到黄河路了。


李舒:


前期我们筹备小组对黄河路做过很多采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忘年交的朋友说的话,他当年做外贸生意,有很多日本客人,但他说我去黄河路吃饭,完全是因为黄河路便宜。黄河路没出来之前,他请日本客户吃饭会去扬子江饭店、希尔顿,在黄河路宴请两到三顿花销加起来约有一万,但在扬子江,一万一顿都打不住。我听完这些很惊讶,觉得好像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


他还说,那时候大家请客时兴开麦卡伦威士忌,全上海只有一到两家有,约三千块一瓶,他有一次在常去的黄河路饭店居然看到了这个酒,很惊讶,才知道是老板从香港走私回来的。他说要开,老板娘劝阻说这个太贵了,她摆在那里充门面的。但他还是开了,因为日本的客人要喝。他老板听说他开了这瓶麦卡伦,特别激动,说多亏你开了这瓶,我也可以喝一口了。


那段时间,突然有很多人开始做外贸,下海做生意,可供选择的店是不多的,尤其是高端餐饮的场所,黄河路就应运而生。除了炒股的,黄河路上的客人里更多的是做外贸的人,当供小于求的时候,价格就涨上去了。


但朋友说他并不喜欢黄河路,觉得拉客手段太激烈。黄河路上的“断水断电”争斗、老板娘之间的“轧苗头”,都有真实原型,两边的领班抢客人,服务员就打群架,到1995年左右,街上出现了很多啤酒小姐,为了抢客人也会打架。


我们采访过国际饭店的大厨,他们说,80年代饭店都是国营的,组织上安排他们去北京传帮带三个月,心里想的都是我要好好把这个知识传授给人家。但市场经济就不一样了,当他们突然遭遇到市场化的诱惑,用高价挖人,人性的种种可能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


为了调研,我们采访了大量的饭店老板娘,我在这些女性身上看到特别活泼的生命力。有的饭店是夫妻店,但男的一般更多管后厨,女的管台前的事。其实从民国时代开始,上海滩里的饭店就都是老板娘了。一个是老板娘的办法非常多,第二是她们能放得软身段,做这行很多时候真的要求人。


那个时候,把老板娘都叫做勤行嘛,都是服务业。所以我们有句台词,一个女人要不是没有办法,怎么会想要做老板娘呢?女性在危机的时候,千方百计想要寻出一条活路来。那个时候女性能选择的不多的,但烧饭她总归会的吧,那我摆个小吃摊子可以吧。



我们给马伊俐准备了一些老板娘故事,包括开锦江饭店的董竹君、开梅龙镇酒家的吴湄。很多故事都很惊心动魄。有一个老板娘老被黑社会骚扰,她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她的店是开在夜总会附近,夜总会的女孩有男朋友,她就送那些女孩消费卡,男朋友们晚上等女孩下班,可以来这个店一边免费吃东西一边等。就相当于是,她用饭钱让这些精壮小伙子保护了这个饭店。我听了以后觉得,这种点子只有女人才想得出来。


别看彼时辉煌,黄河路的最终结局大多黯淡,积累了第一桶金的厨师因为烂赌而黯然回乡,攒下无数小费的啤酒妹以为可以在客人里找到如意郎君,谁知却是“放白鸽”的小白脸。市场竞争激烈,几年后,黄河路就非常箫条了。




这个市场并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有传承


爷叔这个人物设定,是金宇澄小说没有的,剧情交代,他是解放前从事股市交易,“16岁进入上海交易所,18岁拥有了自己的经纪牌照”。按时间推算,上海当时正处于“孤岛时期”。根据网友“寂静的春天”从上海地方志考证,当时,租界内的银行和交易所照常营业,甚至一度异常繁荣,随着战争的扩大,沦陷区的资本和南洋、香港的资本也进入了这个安全地带,1940年,从世界各地流入上海租界的热钱甚至增加到50多亿元。


爷叔的台词部分借鉴了企业家冯仑所著的《野蛮生长》中的内容。最近,冯仑在一个公开活动上聊到爷叔这个角色,回顾他1989年开始做生意时遇到的“爷叔”,那时他30岁,想要创业,找到一个老大哥帮忙,老大哥只提了一个很简单的要求,“我给你写这四个字,你相信,答应我,我就帮你。”这四个字是“守正出奇”,即恪守正义,出奇制胜。那时候他并不理解,后来,遇到任何麻烦,冯仑都给他打电话,老先生只一直重复着四个字。老先生做他的监事长,做了17年,这17年他一直坐在轮椅上。


阿宝和爷叔


应健中:


爷叔的原型,来自我在90年代写下的一篇文章,《七重天宾馆喝早茶的证券老人》。


1989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建立证券交易所,由人民银行负责筹建,但交易所是什么样子,当时主事的人都没见过。股票到底怎么买卖,怎么清算,怎么交割,怎么报价,那时候我碰到总经理,他说我根本就搞不清楚。于是,他通过人民银行,全上海找1949年以前在旧社会干过证券行当的老先生开座谈会,找来了二十来个人。


这些老先生真的经历坎坷,年龄最大90多岁,最小的是65岁,其中资格最老的曾是蒋介石做股票经纪人时的同事,有的在1949年以前因为“打老虎”运动坐过监狱,有的人1949年以后因为“投机倒把罪”坐牢。


交易所成立了以后,老先生们的合作也结束了,他们自发地在南京路的七重天宾馆聚会,每周六早上八点钟,一个大桌,老先生轮流买单。这个沙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爷叔。这样一来,每个星期吸引好多人来喝早茶,可以说上海股市的名人都参与过沙龙。有外地的金融机构来开证券营业部,想要了解市场也会来。我已经在报刊上写专栏了,每次我也去讲半个小时。


然而,沙龙办了没几年办不下去了,这次去这个位置空了,再去那个位置空了, 我打听,这个走了,那个进病房了。我的感受就是那首交响曲《告别》。


有人来了几次沙龙觉得不新鲜,因为老先生们的经验跟现在的市场并不连贯了。有些90岁的人拄着拐杖颤颤微微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老先生对市场的炒作也觉得有点心脏受不了,1992年放开股价,没有涨跌停版,他们就说,我们老了,对这种走势我们也看不懂了,机会都是你们年轻人的(笑)。



下面的茶客,当时是年轻人,现在我们也成为爷叔辈分的了。游本昌老师所饰演的爷叔反映的是,这个市场并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有传承。


归纳起来,我的理解是,所有的创新实际上都是对现有规则的合理冲撞,现在这种激情蛮难找的。我曾经跟王家卫导演说,我们这个片子贡献给谁?贡献给在市场经济大潮发展过程当中,股市当中,所有的赢家和输家。电视剧也刻画了不少失败者,这就是市场经济。


我也找到自己人生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就两个字,激情。我看开头胡歌骑着自行车猛踩,好像要追上什么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我,我曾经就是这样。


好多年没有看到上海人这么兴奋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繁花”。好多人看了说这个片子吵,我说吵就对了,我们沉闷太久了。


至于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些股市的故事,说老实话,也不要太看懂,我的书早绝版了,这是一段尘封的故事,能把它展现出来就很好了。我退休了,如今也淡出了股市,我以前有过律师执照,退休的时候我就向司法局把律师执照销掉了。剧组问我,给年轻人有点什么忠告?我说忠告没有的,故事讲出来就好了,年轻人不要躺下,躺下的应该是我,机会和激情应该让给年轻人。   



采访、撰文:刘楚楚
编辑:李纯
图片来源:受访人以及豆瓣电影剧照
运营编辑:温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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