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春 | 《国标》与《指南》框架下英语专业改革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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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旭春,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本文载《外国语文》2020年第5期
学术前沿专栏
摘 要: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2020 年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这两个文件的颁布引发了广泛讨论。本文将围绕某些争论的焦点,从英语专业的知识内涵、社会使命入手,分析《国标》和《指南》的得失,并针对英语专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改革建议。
关键词:《国标》;《指南》;学科归属;社会使命
01
英语专业的身份危机
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以下简称《国标》);2020 年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这两个文件是在总结 21 世纪前 20 年英语专业所得所失等问题的基础之上,为这个专业的发展制定的蓝图。两个文件颁布之后,业界议论纷纷。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自己一线英语本科专业教学实践和管理工作中的体会,围绕一些争论性议题,对《国标》《指南》(尤其是《指南》)以及英语专业未来等问题,展开一些粗浅的个人思考。
十多年前,有位非英语专业的教授/ 博导朋友问过笔者这样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英语专业为什么还有博士点? 学英语不就是天天背单词、练习英语口语听力吗?”本人的回答是:“请问,北大中 文系学生是不是天天背诵汉语单词、练习中文口语听力?”朋友哑然不语。
这个令人多少有些恼怒的问题所反映的其实是业外人士对英语专业所持有的普遍偏见:英语仅仅只是一种语言工具,因此没有资格成为独立的专业和学科。然而,如果这个偏见仅仅出于外行的误解倒还不算什么问题,但是,令我们气馁的是,它还是过去 20 多年我国英语专业高层决策者对英语专业的定位。20 世纪末,面临新世纪的来临,老一辈英语专业高层决策者一方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语/ 英语专业的得失经验,另一方面开始筹划 21 世纪外语/ 英语专业发展走向。这些思路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教育 部 1998 年颁发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根据这 个《意见》出台的 2000 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客观地讲,《意见》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外语/ 英语专业问题(按计划招生、培养、分配)的总结,对 21 世纪国际局势(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化)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外语/ 英语专业的挑战和要求把握还是很准确的,但是,现在回头来看,《意见》对 21 世 纪中国英语专业(或许不应该包括其他一些小语种专业)发展开出的药方却值得商榷和反思。《意见》提出:“由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 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一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在逐渐减少。因此,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李传松 等,2006:462)这个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之所以值得商榷和反思,其根本原因在于《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包括英语专业在内的所有外语专业独立存在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讲,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李传松 等,2006:466)这就非常明确地将外语/ 英语定位为“一种技能,一种 载体”,而非一种有学科归属的、有资格独立存在的专业,难怪有上述“英语为啥还有博士点”之疑问。正是在《意见》指导之下,2000 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国家政策方式将“复合型人才”培养思路规定了下来:“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 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 合型英语人才。”(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4)
2000 年《大纲》颁布对未来 20 年中国英语专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英语专业遍地开花、发展迅猛。原来一些理工农医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类大学的公共外语教研室纷纷改称“外国语学院”(这也逼迫原来的外语院校不得不纷纷改称“外国语大学”),并开始大量招收 “英语专业”本科生。为了与名牌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及老牌外语院校英语专业相区分,这些学校新开设的英语专业都在“复合型”点子上做文章。到目前为止,全国总共有近千所大学开设了英语专业(根据笔者了解,重庆市所有公办高校中只有四川美术学院没有开设英语专业,没有成立“外国语学院”)。不仅如此,在这些学校中,有的还凭借其学校本身的 985 或 211 平台优势,迅速获得英语专业硕士点、甚至博士点(好些这样的学校没有历史系、没有哲学系、没有中文系,却有英语硕士/ 博士点———缺乏强有力的 文史哲相关学科支撑,英语硕士,尤其是博士点怎么可能有学术品质和学术内涵? 难怪外行朋友会讥诮 我们“为何还居然有博士点”)。这种遍地开花迅猛发展势头内在驱力有很多:有个别学校领导层片面追 求学校学科专业数量(因为英语专业和英语学科门槛低———有人蔑称为“一支粉笔专业”,所以最容易成为数量突破口),有公共英语老师的身份焦虑,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 否定英语专业的专业性、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任何事物不按规律盲目扩张、迅猛发展都会带来严重 后果———过去 20 年中国英语专业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严重问题。就笔者个人观察,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仅仅就英语语言技能而言,过去 20 年英语专业毕业生总体呈下降趋势;此外,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难也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英语专业连续好些年与其他某几个专业一起成为就业红牌专业。
其次,“英语类专业”新名词的出现。随着 2000 年《大纲》的颁布,从英语专业中先后剥离出了翻译和商务英语两个新专业,英语专业这个简洁明了的称谓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地被“英语类专业”所囊括。更糟糕的是,英语专业的地位显得更加尴尬,全社会对这个专业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如果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可以满足工具—实用人才的培养需求,英语专业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吗? 而且,由于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的名称暗含强大的就业竞争力,自然而然就吸收了大量优质生源,英语专业生源质量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然而,这两个与英语并称为“英语类”的新专业本身也是问题重重。比如翻译(英语)与英语(翻译)如何区分? 有了翻译专业之后,英语专业还有资格做翻译吗? 而且,在理论上翻译专业可以囊括所有的外语语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个翻译系或翻译学院今后都有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外国语大学? 再以商务英语为例。如果说商务英语专业是培养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的实用型人才,那 么,它与经济学科下面的对外贸易专业又如何区分? 如果对外贸易专业学生所接受到的英语技能训练不 逊于、甚至还强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商务英语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何在?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外贸易专业学生掌握强悍的英语语言技能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对专业金融、经济和贸易知识的掌握)。进而论之,如果英语+商科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那么是否可以有英语+国际法(国际法英语专业———事实上,法学英语专业已经呼之欲出了)、英语+国际政治(国际政治英语专业)、英语+体育 (体育英语专业)、英语+中国烹饪(中国烹饪英语专业)、英语+中医(中医英语专业)、英语+中国功夫(中 国功夫英语专业)———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的英语+……专业的出现? 而且,这个专业设置思路在理论上显然也适合其他任何一门外语语种:我们当然也可以有商务德语专业、商务法语专业、商务日语专业、商 务越南语专业、商务尼泊尔语专业、商务老挝语专业……难道不是吗? 于是乎,“某某商务外国语大学” 就顺理成章地应该出现———就像“某某翻译外国语大学”一样。
第三,在“英语类专业”表面上蓬勃发展、一片繁荣的背后,公共英语教学质量即使没有下降,至少未见明显提升。原因很简单:理工农医财经政法体育艺术类院校的外国语学院将大量精力投入英语学科专业建设中,结果却稀释了这些院校英语师资的本职工作———倾心投入公共英语教学,扎扎实实提升非外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据笔者调查,重庆某工科高校外国语学院殚精竭虑地要保住其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但对该校的公共英语课堂教学却相当不重视。在该校,一个公共英语课堂上居然有七八十甚至过百的学生! 这样的公共英语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工科学生在学好工科专业的同时,又掌握了过硬的英语语言技能(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而无须英语类专业人士的翻译帮助,自己可以阅读英文文献、撰写英文论文、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这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总之,在 2000 年《大纲》指导之下,过去 20 年中国英语类专业不仅未能解决专业身份问题,而且还使 得本专业领域问题丛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新一代外语教指委和英语教指委经过反复论证,分别于 2018 年和 2020 年颁布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教学指南—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
《国标》和《指南》对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有继承、有修正,更注入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本文不拟全面详细介绍两个文件的具体内容,而是将围绕某些针对《指南》的批评意见,展开笔者个人对两个文件的一点理解和思考。
02
英语学科在英国的兴起及其社会使命
《指南》刚刚颁布,就有学者撰文予以全面否定。个别批评意见明确否定了英语的学科内涵以及专业合法性,认为《指南》给英语专业的定位仅仅是通识教育,培养的不是专门人才,而是人文通识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但是这种人才不适应市场需求,因此,应该取消英语专业,而代之以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各种专门用途英语。
那么英语专业究竟有无其学科属性呢?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发生在英国,所以要弄清楚它有无“独特的知识体系”、 有无学科属性,我们必须得回溯一下“English / English Studies”在英国大学学科体制中是如何产生和确立的。
英语学科进入英国大学课堂并非早已有之,而是 19 世纪维多利亚社会这个独特历史背景的产物。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在 1828 年率先开设了英语语言文学课程;1829 年大学学院设立了第一个英语教授职位。1831 年,英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位课程在伦敦国王学院( King’ s College,London)被正式确立下来。此后,由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合并成立的伦敦大学以异地授课“学位 班”(external license)的方式,在一些主要的工业城市———如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和利兹 等新办的大学中开设英国文学学位课程并颁发学位。当然,最著名、最古老、同时也是最保守的“牛剑” 对英语学科一直怀有抵触情绪,迟迟不愿开办这个学科。但历史的潮流毕竟难以阻挡,1894 年和 1911 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终于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英语系(Barry,2002:11-14)。
那么为何我们说英语学科在英国大学的确立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产物呢? 这就需要考察维多利亚时 期英国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众所周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的节制、宽容、理性、平和取代了 17 世纪那种你死我活的政治—宗教斗争,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加上汉诺威王朝 的重商主义政策、海外殖民地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 18、19 世纪 得以迅猛发展,实现了类似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腾飞” (Eagleton,1983:9)。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出现为标志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二是以宗教的衰落为标志的社会精神信仰危机。
因此,在伊格尔顿和鲍迪克等人看来,英语学科在维多利亚时期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就是教化粗鄙的中产阶级、驯服野蛮的工人阶级(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文学首先开设在当时新兴工业城市中新创办的大学)、培养英国人的民族想象和帝国认同、从而使英国文学取代宗教成为整合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黏合剂 (social cement)等。但也有许多人,如巴里,不同意伊格尔顿对英国文学兴起的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解读,认为那太过简单化。事实上,在早期倡导设立英国文学学科的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如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愧疚、传播文化启蒙心智的宗教般热情,当然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私人目的等(Barry,2002: 14)。但不管怎样,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提炼民族文化精粹(distilled essence)、并用于全社会文化启蒙和抵抗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升英国社会的文化敏感和道德修养,从而培育出一种新型的英国文化来引领英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在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的主要原因。这个思想被莫里斯、戈登等早期英国文学教授表述得非常清楚。
1840 年,莫里斯(F. D. Maurice)被任命为伦敦国王学院的英国文学教授,在其就职仪式上,莫里斯 阐述了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目的,那就是“把我们从……这个时代(狭隘庸俗的)观念和习俗中解放出来”,从而把“我们的生活”与“某种永恒的价值维系在一起” (Barry,2002:13)。类似的观点也见于牛津大学早期的英国文学教授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在其“墨顿教授” (Merton Professor)职位的就 职演讲中,戈登说:“英国生了病,英国文学必须救治英国病。教会在这方面已经失败,社会改革又太慢, 英国文学现在负担起三重功能:除了寓教于乐之外,她还必须负担起拯救我们的心灵、治疗我们的国家的功能。”(Baldick,1987:105:)这些思想经过以阿诺德等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文化主将几代人的阐发和努力,并随着 1921 年由纽伯特爵士(Sir. Newbolt)领衔制订的《关于在英国进行英国文学教育的报告》 (俗 称“the Newbolt Report”)的出炉而得到了国家层面上的确立。从此,英语语言文学作为一种教育国策终于被确立了下来。
英语语言文学在英国国民教育体系和大学学科体制中的确立清楚表明,English 或 English Studies 不仅不缺乏“独特的知识体系”(永恒的价值、文化的精髓、社会黏合剂),而且还具有独特的“社会使命” (social mission):拯救心灵、改造社会。
当然国情不同,文化不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 建设思想肯定不能完全照搬到当代中国英语学科专业中来,但是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 所蕴涵的知识体系构建以及其社会使命却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03
《指南》的得失
我们看到,《指南》对英语专业的学科内涵有明确的规定:“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xix)在此基础之上,《指南》对英语专业的学科属性和知识体系给予了明确的说明:“英语专业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主要以英语语言、英语文学、翻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以及国别和区域研究等为学习和研究对象, 具有跨学科特点。”(1)将《指南》与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相比较,可以看出,20 年之后,新一 代中国英语人对这个专业的学科属性更加自信了———不再躲躲闪闪地认为英语专业只有与其他专业复合才有资格成为一门专业;对这个专业的知识内涵也更加清楚了———五大知识板块的勾勒很清晰,体现了目前这个专业与其他专业的疆界(虽然部分知识板块仍然值得商榷,如“翻译”如何与“翻译”专业相区分?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如何与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相区分? “国别和区域研究”如何 与国际政治专业相区分?)。至于社会使命,《指南》的前言部分有明确表述:“笃定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尤其是要“满足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强烈需求,为促进改革开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和全球治理等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要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 xix)。在《指南》正文部分 4. 1“素质要求”中还提到一句核心表述:“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笔者个人认为,培养具有 “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并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英语专业学生,从而使得这个专业能够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这一点应该是当下中国英语专业之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使命”。但是,遗憾的是, 对于这个社会使命,不仅《国标》只字未提,《指南》也仅仅只是一笔带过。
至于对于英语专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批评,笔者认为,这是对英语专业的误解,也是“英语类专业”一词误导的结果。如前所述,英语专业与英语学科自有其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社会使命;英语作为一门外语,毋庸置疑也具有工具—实用性,旨在培养外事外交、国际政治、文化交流与传播领域内国家所急需的高级翻译人才,而非万金油式的低层次翻译人才。就此而言,所谓“英语+”的“英语类专业”,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医学英语、工程英语等,缺乏成为独立专业的合法性。前文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非英语专 业学生利用公共英语课堂掌握英语五大技能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英语类专业学生掌握理工农医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等专业知识。以已经独立成专业的商务英语为例,大学本科四年,一个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很难做到既具备强悍的英语技能,又精通商科专业知识。大部分学生可能英语技能不过关,商科知识也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在就业市场高不成低不就,显得非常尴尬。何况,绝大多数商务英语学院的教师也都是英语语言文学出身,突然被迫改教商务英语,他们也只有勉为其难,带领学生读读教材,记一些商科英语词汇而已。至于有学校声称可以招募在国外学商科专业的留学回国硕士或博士承担商务英语课程教学,这基本上都是自欺欺人:人家既然是商科专业出生,何必来教英语?
当然,强调大学应该培养市场所需、社会所需的实用性人才,这个思想没问题,本人非常赞同。只是就英语能力而言,这类实用性人才的培养不应该在开设新英语类专业(所谓的特殊用途英语)上动脑筋 (那样只会越来越乱),而是应该扎扎实实搞好大学公共英语教学。首先,理工农医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类 院校的外国语学院不要再一味追求英语学科专业建设,而应该将其工作重心重新回归到公共英语教学上来。其次,在公共英语教学中,也同样要尊重英语技能训练的基本教学规律,如,25 人编制小班上课(而不是动辄上百人一个班);按照听说读写译进行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并扩大英语课时量。总之,公共英语教学是完全可以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技能提升到能够独立查文献、读文献、写论文、作报告,并且自 己做翻译的水平,那样的人才,才是既精通专业知识、又掌握英语语言技能的真正复合型人才。
综上所述,在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精神指导之下,新世纪中国英语专业 20 年建设有成就,但也有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2018 年《国标》和 2020 年《指南》显然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予以矫正。尤其是《指南》,从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和专业内涵等各方面都力图为英语专业正名,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国标》和《指南》对英语专业的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的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模糊空间(比如“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英语人才”的表述就比较含混,虽然对于“复合型人才”进行了专业内复合的重新解释);专业知识五大板块的计划也与其他专业存在重叠交合之处———如上文所述,翻译与翻译专业如何区分?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与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如何区分? 国别与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专业如何区分?
本文认为,过去 20 年,中国英语专业如果存在着某些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并非英语专业本身所带来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又进而造成了英语类专业重复设置,数量泛滥,低层次恶性竞争。《国标》与《指南》 都没有能够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个要求已经超出了外指委和英指委的权限范围,希望《国标》和《指南》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本文也只能在这里呼吁教育部和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认真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建议:
(1)大规模压缩英语学科专业点,使腾出来的资源回归公共英语教学本行。
(2)英语专业和英语学科只保留在一部分名牌综合性大学(培养学贯中西的文化精英)、老牌外语院校(培养国家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高层次英语人才)和师范院校(培养高质量的中小学英语师资)中。
(3)认真思考“英语类专业”这个提法,思考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从而让英语专业堂堂正正地回归其专业之本。
责任编校:肖谊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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