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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政,男,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机器翻译、语料库翻译学和典籍翻译研究。

王赟,女,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典籍翻译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本文载《外国语文》2020年第3期

人工智能技术与外语研究专栏

摘 要:本文梳理技术与翻译技术的概念界定,对比传统和现代翻译技术模式中人与技术关系的差异,并从价值观和人类行动两个维度探讨不同关系模式所折射的哲学观点。人与翻译技术的互动呈现出技术的人化和人的技术化两种特征:一方面,翻译技术呈现出规模化、合作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可能出现模式化、单一化、机械化的不良倾向。本文通过对人与翻译技术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为构建互相依存、共轭共生的关系模式提供思考。

关键词:技术哲学;翻译技术;关系模式

0 引言

大数据时代下,随着机器翻译、智能语音转写和识别技术的发展迅猛,翻译技术已经从桌面转移到云   端,其对象、形式、流程、手段和所处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行业的运行模式也随之改变。 本文将从技术哲学角度剖析其本质与内涵,客观认识翻译技术领域的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分析其有利与不利的发展趋势,为互相依存、共轭共生的关系模式的构建提供建议。

01

 核心概念

1. 1 技术

纵观东西方哲学史,技术在近代之前长期处于一种被轻视和冷落的位置。追溯西方语源,“ 技术” 一词出自古希腊语 techne( 工艺、技能) 和 logos( 词、讲话) 的组合(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99:485)。柏拉图提出“ 理念论”,认为存在一个由形式和观念组成的客观而普遍可靠的实在世界,它是独立于个别事物和人类意识之外的实体,“ 现实世界只是对理念世界的临摹”( 策勒尔, 1993:132)。  换言之,技术只是人类的“ 抄袭” 和“ 效法”。亚里士多德也指出, 物理世界的存在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自然;另一类来自包括技艺在内的其他原因……自然物单凭自身就可以运动, 而人造物则在其偶然成为自己的意义上没有内在推动( Aristotle, 1999:112)。  这就是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即自然的东西是天然的,是第一性的; 人工的东西是对自然的模仿,是第二性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技术” 多指手艺,一种不能与主体相分离的技艺或技巧。“ 技” 有时指除某种艺术( 如歌舞) 之外,泛指才能、本领,如《礼记》中载“ 凡执技从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 陈澔金, 2016:157)。  “ 术” 的意思更为广泛,凡能用于达到目的的方法均可称之为术,如《论衡》中载“ 夫圣贤之治世也,得其术则功成,失其术则事废”( 王充, 1974:415)。  方法、手段、策略、方术、计谋、权术等都可统称为“ 术”。  在中西方哲学体系中,技术多被看作是奇技淫巧,甚至被认为是旁门左道。

在近代人类发展史中,“ 技术” 的含义不断延伸。从贝克( H. Beck)、汤德尔( Ladislav Tondl)、图切尔(Klaus Tuchel)、埃吕尔( Jacques Ellul)、比克( Wiebe Bijker) 等学者对技术的界定中,可以归纳出“ 技术” 可指称如下一种或几种:(1) 由技术实践所产生或制造的物质工具、设备或人造物;( 2) 技术知识、规则、秘诀或概念;(3) 工程或其他的技术实践,甚至包括与应用技术知识相对的特定的职业态度、范式与假定;(4) 技术是人的创造力的表现,是人为了达到目的而在客观规律的无数可能性中所做出的创造性选择,是为着特定目的的实践活动( 许良,2004:49)。  《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技术定义为“ 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  (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99:485)。  简言之,“ 技术” 的完整概念应包括有形的( 硬件) 和无形的( 软件) 两个方面,它体现在物质、知识与技艺的各方面以及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目的性活动。

1. 2 翻译技术

广义的翻译技术指能够用来帮助语言翻译及其他跨语言交流活动的所有形式的信息技术, 而狭义的翻译技术则主要指 CAT 及其相关工具和技术( 卢卫中 等, 2014:62. )。  用机械装置来进行语言翻译的想法,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林杏光, 1999:141)。  在计算机技术发明和广泛使用之前,人类对可以克服语言障碍的机械手段孜孜以求,但由于语言的复杂性,这些愿望都未能很好实现,但并不是说在计算机技术普及运用之前没有翻译技术的存在,因为翻译活动总是依赖一定的物质表现形式(    工具和媒介) 进行的。

1. 2. 1 传统翻译技术

传统翻译活动中,译者会借助纸质工具书和参考文献完成翻译任务。如唐代释玄应、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宋代法云的《翻译名义集》、近代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等,都对佛经翻译词汇做了收集、整理和解释,后世译者多有参考。又如 1930 年英文版《六祖坛经》译者黄茂林,翻译时依据丁福保居士批注的中文本,该版本广采古今注释加以解说,为译者理解经文提供参考。   传统人工翻译活动中,纸质载体的资料篇幅有限,所含信息有限,更新较慢。 译者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记忆中的双语对照词句作为模仿、参考或借鉴的范例,以生成译文。

图 1 传统翻译技术模型

传统翻译技术模型中,主体为译者,客体为文本,翻译技术主要为纸质工具书和参考资料,原文提供者和译文需求者不参加译文生产过程,译员为译文唯一生产者,从原文到译文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   译者也可基于翻译实践撰写纸质参考书或编撰字典,其中不乏蕴含传统译论思想的精华之作。   如乾隆年间译官魏象乾,曾参与雍正王朝实录的翻译工作,后为“ 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纂修”,著有《繙清说》一文,将其多年翻译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与理论升华,使其具有“ 意义非凡,体例周密”“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的重要作用和史料价值( 李腾龙 等, 2014:33-34)。

1. 2. 2 现代翻译技术

现代翻译技术内涵丰富,有学者将翻译技术定义为翻译服务人员在翻译过程中综合应用的各种技术( 王华树, 2017: 4), 或“ 翻译行业所使用的信息技术和电子翻译工具,  具体包括机器翻译( machine translation,MT)、翻译记忆系统( translation  memory,TM)、术语管理系统( terminology  management  system, TMS)、软件本地化工具以及在线词典、术语库和语料库等”( 袁亦宁, 2005:51)。  翻译国际标准 ISO17100的附录 E 中列出了翻译服务提供商( TSP) 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用到的翻译技术类型主要包括: 内容管理系统、桌面排版、文字处理软件、翻译管理系统、翻译记忆工具和计算机辅助翻译、质量保证工具、本地化工具、术语管理系统、机器翻译以及项目管理软件等( 崔启亮 等, 2016:92)。  以上界定都体现出翻译技术所涵盖的范围随着技术发展,也一直处于变动更新中,但其核心技术仍然是机器翻译技术。

图 2 现代翻译技术模型

基于计算机的翻译技术可提供知识库检索辅助人工翻译,也可以在无人工干预情况下直接生成非精确译文,这是现代翻译技术与传统纸质辅助手段的本质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与原文提供者、译文需求者的身份发生重叠,译者不再是生成译文的唯一途径。     用于机器训练的语料,多来自人工译员生成的海量译文作为素材,并非仅靠机器运算就能生成译文,而且译员、原文提供者或译文需求者使用在线翻译工具修改译文会形成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机器翻译的训练,这样翻译技术使用者又与开发者的身份部分发生了重叠。   在多身份并存状态下,翻译生产和技术研发环节呈现显性与隐性关系交织的人员关系复合模式。

基于纸质媒体的人工翻译向基于计算机的翻译技术转向,证明了翻译技术随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发展而发展,也引发了翻译生产过程中人与技术关系的改变。据《2019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调查显示,75. 7%的语言需求方比较相信未来机器翻译会取代人工翻译,25% 的语言服务从业者则表示不太相信( 中国翻译协会, 2019:21)。  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是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博弈,其实是由于翻译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而产生的认知分歧。

02

技术哲学反思

人类是一种不断改造自然的动物。这种观点贯穿西方哲学传统的两个基本区别, 包括“ 自然” ( physis) 和“ 创制”( poiesis) 的区别,即存在与本质的区别。机器翻译系统从基于规则到基于统计,再到基于深度学习和数据训练逻辑,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最核心的部件———大脑的仿生。  作为认识论分支的技术哲学把技术看作是哲学反观的一个研究对象,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   自然”   存在的人类译者与人类“ 创制” 的翻译技术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本文借鉴 Andrew Feenberg 关于技术与价值观( values) 和人类行动( human powers) 关系的观点,将有关翻译技术的讨论置于坐标轴中。  横坐标上, 技术可以表示为自主的( autonomous), 或者可控制的 (human controllable)。 如果技术是自主的,其发明和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而人们在技术领域的活动只能遵循这一规律。如果技术是可控的,我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进化的下一步。纵轴提供了两种选择: 技术是价值中立的( value neutral),即手段和目的完全分离;或者技术是充满价值的( value-laden)。  前文提及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论争,反映了不同人群在工具论和决定论之间的取舍,也可看作他们在技术自治论与人工控制论之间的倾向。

图 3 技术哲学价值观与行动模式分类

2. 1 工具论———翻译技术使用者

工具论者认为,技术只不过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翻译技术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是机器翻译( MT) 或全自动高质量的机器翻译,而计算机辅助翻译 (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CAT)  或机器辅助翻译( Machine-aided Translation, MAT) 是在机器翻译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采取比较务实的暂时性替代品,其实质是一种人机交互的文字转换技术( 张政, 2003:56-67)。  有关“ 计算机翻译” 和“ 机器翻译” 等术语界定的讨论持续发酵,也反映了翻译技术发展快速更新的趋势。 翻译服务、翻译技术研发与翻译教育边界正逐渐消除,呈现产学研一体化融合的趋势。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开放新冠肺炎疫情双语数据分享平台 BiCovid( http:∥bicovid.  org),用户可以进行文本检索、下载 tmx 格式数据,也可编辑上传双语数据,经管理员审核后发布。该数据库目前包括七个语种,语料 13 000 条,超过130  万字词。 可供人工译员在线查询参考,也可下载数据后导入机器翻译软件使用,体现其适合多种翻译技术模式的工具性价值。

2. 2 决定论———翻译技术开发者

决定论者认为技术控制着人类,并按照效率和进步的要求来塑造社会。  每一项有价值的发现都涉及到人性的某些方面,或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或扩展了人的能力。    讨论翻译技术的发展时,需要区分差异化的翻译需求。1995 年, 布瓦泰 ( C. Boitet) 首先区分了机器翻译的四种类型: 用于浏览者( for the watcher)、用于修订者( for the reviser)、用于翻译者( for  the  translator) 或用于作者( for  the  author) ( 2008:112) 。在传统翻译技术模式中,这四种类型的需求都只能由人工译员实现,但在现在可选择以人工与机器不同程度的组合方式解决,特别是对质量要求不高而对速度要求较高的用户,可自主使用软件完成翻译。   翻译技术的发展,消解了人工译者在翻译领域的权威地位,而随着机器翻译译文的可用性不断提高, 将吸引更多用户体验并信赖机器产出的译文,由此引发原人工译员群体的危机感。   翻译技术催生了市场对译前编辑、译后编辑、翻译项目管理、本地化和国际化等人才需求,翻译教育行业也随之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在技术驱动下,整个翻译领域的业务范围和性质不断发生变化,人与人、人与技术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2. 3 实体论———原文提供者及译文需求者

如承认技术具有实质价值,就会发现技术所能实现的目标具有排他性。  将技术用于某种目的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价值选择,而不仅仅是实现某种价值更有效的方式。     翻译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和资本,决定着翻译方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体现了排他性的价值选择。   原文提供者和译文需求者在翻译技术发展浪潮中所做的选择,就折射出价值取向。

以网易有道公司和电子工业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极简区块链》中文版为例,媒体强调该书是全球首本由 AI 机器完成翻译、人工审校的图书,该书“ 译者” 显示为“ 网易有道 AI 翻译”。也提及 AI 翻译作品仍有“ 机器翻译” 的痕迹,经有道人工翻译团队进一步校正修订后达到出版要求。出版方关注引进国外版权图书的出版周期,选择 AI 翻译方式符合其追求时效的目的,且以此作为宣传亮点吸引读者,也能达到较好的营销效果。统计豆瓣读书网站上该书读者评价中的高频词发现,近半数读者选择此书是受 AI翻译出版方式吸引。在在豆瓣读书评价 104 条,该书中的“ 人工智能” 和“ 有道” 相关词汇出现共 51 次, 可见评论者中近一半注意到本书由 AI 机器翻译的,其中两人表示因此原因而看这本书,两人认为本书为“ 纯机翻”。对于读者而言,在译文质量基本得以保障的前提下,中英文同步出版提供了更多选择,并不会特别在意译者是署名的“ 网易有道AI 翻译”,还是以匿名形式存在的人工译员。出版商强调了AI 翻译速度快,弱化了人工翻译团队校订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受众对于 AI 翻译初始质量及人工译后编辑提升程度也无从得知,可见出版商与读者都呈现重结果而轻过程、重技术而轻人工的价值取向。

图 4 “ 机器翻译” 相关书评关键词

2. 4 批判论———译者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技术飞速发展,而人类进化相对缓慢,落后于技术发展的速度。人与技术的平衡被打破,只有以批判性思维认识人与技术的关系,才能缓解人的焦虑及与现实世界的撕裂感。事实上,古代中国的冶炼、水利、农业技术就已比较发达,《考工记》《吕氏春秋》等著作已对技术与人的关系多有论述,特别是庄子在《天地篇》中曾就机械使用及后果表达过他的观点。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 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 庄子, 2018: 165- 166)

庄子对技术伦理的思考,对于如今如何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仍具有启示意义。   使用技术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会使人注重对物质实体的追求,从而使物质利益在人的价值观中占主导地位。    当人类行为被技术带来的利益驱动却又缺少伦理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不同行业和群体的对抗和紧张。   在翻译技术领域,对技术的合理使用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    翻译技术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也可能引发企业对所拥有的技术实力或语料质量作夸大宣传,以获取更多的舆论关注和市场份额。“ 译·世界” 于2020 年 3 月 13 日发布信息,提及旗下 YeeKit 翻译平台已更新 400 多个与疫情相关的新词、热词,如“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隐性感染”“ 新冠肺炎” 等。笔者于消息发布当日尝试在该网站汉英翻译页面检索通讯稿中列举的术语,结果却不太理想。如“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译为“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Viruses”,但该机构官网名为“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 隐性感染”译为“ recessive infection ”, 而中国外文局审定术语建议译为“ covert / silent / inapparent / subclinical infection”;“ 新冠肺炎” 译为“ new  crown  pneumonia”,虽见于西方少数网络媒体,但世界卫生组织定名的 “ COVID-19” 专业度更高。 术语质量是语言服务的重中之重,语言技术企业无论规模大小、资质如何,都应予以足够重视。而译员对于企业提供的术语库,应注意甄别,合理使用。另一方面,翻译技术使用者如对翻译技术过度依赖,机器翻译加后期草草编辑,则存在译文质量风险,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或负面影响。   译员群体是翻译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和评价者,兼顾翻译效率与质量,并及时给予客观的反馈和建议,以批判主义理念参与人机关系构建。

03

结 语

技术是人类文化框架内的自我审视,人们对翻译技术的认知和行为方式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根据贝尔纳·斯蒂格勒( Stiegler,2000:218-227) 的“ 人的技术性存在” 思想:由于人的缺陷存在和技术的替代性弥补,技术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而存在,人类通过工具延伸、强化了自己的外部能力。

在人和技术互相促进和制约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技术的人化和人的技术化两种特质。   翻译活动的主体、客体、媒介、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势必产生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图 5 人与翻译技术关系模式

一方面,翻译技术逐渐向人的需求靠近,呈现出规模化、合作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翻译技术为人类进行大规模翻译生产提供了可能,利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工作模式( Machine Translation with Post Editing,MTPE),可大大提高翻译效率。  由于网络连接的便利性,突破时空限制的线上合作翻译模式也广为应用。   人工译员通过自己积累的语料训练专属人工智能翻译应用的定制化服务也逐渐推广,如传神公司开发的 Twinslator 平台已做出积极尝试。随着机器翻译质量的逐渐提高,翻译行业产能不断提升,也会带动翻译教育和译著出版的迅速增长。

另一方面,翻译技术的进步也会造成人的思维模式化、单一化、机械化的不良倾向。 选择计算机翻译模式,也就意味着人的思维要与计算机运算规则以某种方式沟通。   计算机语言的特点是规则性和准确性,而人类语言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多样性和模糊性,呈两极分布的状态。    在技术未发展到能够完全模拟人的自然语言水准之前,人不得不向计算机语言靠近,可选做译前编辑以适应计算机解码需要,或写作阶段即考虑计算机识别能力而调整写作方法。  这种以抹去人类语言特性为代价的合作方式如成为常态, 极可能对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多样性造成损伤,语言审美能力和敏感性都会降低。   即使翻译技术足够发达,人也很可能会依赖机器翻译自动生成的译文做机械性修改。 而翻译人文、社科、艺术类的文本常需顿悟和灵感,如这些能力得不到充分训练,译文僵硬乏味,气韵不通,缺少灵性,可能会造成译文质量差,产量低,语料资源少,人文领域机器翻译准确率提升缓慢,译员工作回报低的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无论是技术的人化发展,还是人的技术化演变,都是翻译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要保持清醒认知,采取适当的行动,实现人与技术之间的合理调控,平衡发展。不论机器翻译还是人工翻译, 目标都是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完成更多的翻译任务,本质上是协同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对抗或掠夺的关系。    翻译技术领域正逐渐实现从全人工化模式到人机交互模式的转变,使用者需注重翻译技术的交互性,有意识地需发挥应有的修正、评判、反馈功能,以免沦为技术的附庸。  翻译技术的发展是人文主义关照下人类自然语言和计算机语言相融合的过程,也是对人类与技术之间互相塑造与完善的过程。    翻译技术只有在人文主义框架中不断衍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构建人与技术的互相依存、共轭共生的关系模式。

责任编校:陈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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