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辱母杀人”判决更应关注的， 是民营企业的高利贷困局

■ 文 | 马光远 ☞ 扑腾话最标肿的正经经济学家

山东于欢“辱母杀人”一案，引发的民意反弹是能够预料的。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国度而言，没有比侮辱一个人的母亲更大的事了。然而，在抨击法院判决的声音中，我们也听到了有人也抨击于欢母亲借“高利贷”是咎由自取，既然知道高利贷猛于虎，为什么还偏向虎山行。其实，发出这种声音者，并不明白，在我国，由于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很多中小企业都曾经和高利贷打过交道。甚至可以讲，如果没有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很多中小企业的处境可能死得更快。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金融抑制”理论之后，一时风靡全球，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而所谓“金融抑制”一般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决定利率和汇率并强制信贷配给，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麦金农和肖提出的这种金融抑制假说和市场分割假说揭示了民间借贷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正是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使得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应运而生。

在中国，由于金融抑制的长期存在，中小企业很难从主流的金融体系得到需要的资金。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60%以上的GDP由非国有经济部门贡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对资金的供应却呈现相反的扭曲状态：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到40%的国有经济部分，获得的贷款资源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70%以上；而对国民财富贡献高达62%的非国有经济，只能从主流金融机构拿到不到30%的贷款。中国的主流金融机构，将大量的信贷资源给了大企业和国有部分，但其创造的财富和其占有的资源之间明显不成比例；而身份尴尬的民间金融，反而成为中国财富增长的最主要的金融动力。学者辜胜阻在温州市的调查也表明，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国内外的学者估计，目前中国民间借贷的借款总量占全部信贷的33%到45%之间。

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并没有彻底被纳入主流金融体系，导致民间借贷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高利贷等危险的行为。特别是经济下行或者资产价格泡沫高涨的时候。当前民间借贷最大的风险，是高利贷化和泡沫化，于欢母亲拿到的高利贷年化率在100%以上，这其实并不算最高的。

从这几年民间借贷的发展看，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大量的民间借贷流向了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在房价疯涨的情况下，资金链貌似很坚固，但一旦房价下跌，依靠高利贷维系的资金链就会立即面临断裂的风险；

其二，民间借贷高利贷化，一旦主流机构的资金链收紧，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的趋势就会非常明显。很多学者调研，在一些地方，高利贷化的最高的利率甚至达到了年化率360%，即使拿去贩毒，也未必可以赚回利息；

其三，中小企业也卷入了以钱炒钱的财富游戏。在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资金投资实业只能是亏损，一些中小企业只能将获得的民间借贷资金再次高利贷出去，以钱炒钱，成倍放大了风险，使得以前主要为民营经济输血的民间借贷逐渐脱离了实业，成了以钱炒钱的击鼓传花的赌博和游戏。如果说金融抑制是滋生高利贷的土壤的话，中小企业产业空心化和投资炒作无疑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当年温州很多企业跑路，就是最终陷入了以钱炒钱的游戏。

“辱母杀人”案，其实只是很多民营企业生存的缩影。背后折射的仍然是金融改革的不彻底，以及民营企业因其基因而受到的天然的歧视待遇。金融改革不彻底，导致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高利率泛滥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累积风险。国有企业遇到经营困难，银行一般不会抽贷，但民营企业一旦出现一点点经营困难，银行立即对其抽贷断粮，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有些只能冒险饮鸩止渴用高利贷续命。而中国的高利贷，很多情况下与黑社会等共生，不找高利贷等死，找高利贷找死，一旦企业陷入高利贷的迷局，等于就是自投罗网，飞蛾扑火。

“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无疑让很多人愤怒，但是，如果不从根子上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彻底改变中国仍然僵化的金融体系，昨天是温州，今天是山东，明天肯定会有其他更极端的案例出现。法律需要反思，判决的做出者需要反思。但，中国金融体制更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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