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普利：传播学者的爱与哀愁

写在前面：本期推送的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杰夫·普利（Jeff Pooley）在2018年写给传播学专业学生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Pooley分享了他作为传播学者的焦虑和烦恼。

在他眼中，传播学者就像是一直在往山上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只能在不断变化的媒介图景中，寻求暂时的安宁。在这种宿命中，传播学者需要怀着谦卑之心，不断回到理解的原点，重新出发。

希望这篇文章带给你新的角度，去思考传播学的乐趣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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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是一项令人烦恼的事。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缘地带，它同时承担着两者的责任。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学家和文学研究者面临的所有挑战：甩不掉作为分析家的主观包袱、努力解释不稳定的意义……对传播学者而言，这些挑战似乎更加凶猛。

我们研究的东西——比如互联网模因（meme）和算法，都是些无休止运动的事。甚至我们使用的一些分类，比如观众、内容、制作人，都在媒介变化之中逐渐失效了。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值得留恋，我们研究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循环和凌乱之中。

“媒体”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这种基本的不稳定性：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假装自己是一门”科学”，至少不能产生这样的自信。作为传播研究者，我们最好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意味着，谦逊要成为我们的原则。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尝试性的、可修正的——充其量只是暂时还可以，但过些日子就不行了。

01

 研究者主观性的问题 

和所有人一样，学者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偏见。不管他们怎么努力，都永远不能抛弃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在研究对象身上寄托的部分人性偏好。

这种主观性的衡量标准甚至不是有意识的，因为它嵌入在语言和一些想当然的假设中。甚至可以说，选择研究什么都是由研究者的价值观来决定的——为什么研究这个，而不是那个？

这一切都表明，如同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之眼”一样，也没有所谓“客观的”学术研究。物理学和经济学都是如此，但对社会研究来讲，其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对于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来说，这种状态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挑战，那就是克服“距离”：不管是时间上的鸿沟。还是文化上的差异。对于传播学者来说，问题却正好相反：我们和自己的研究对象过着同样的生活。

例如，我们既要使用智能手机应用，又会记录研究对象的手机依赖。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与这些研究对象太接近了。我们面临的任务并不像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那样，想让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我么要做的事情正好相反：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

02

 社会变迁的问题 

自然科学家倾向于研究比较稳定的东西。比如说，地质学家研究岩石，希望找到普遍的模式甚至规律；引力法则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一百年前引发肺炎的病原体，一百年后也不会变化。

相反，社会研究者却没有什么稳定的东西可以依赖。一个特定社群可能与另一个社群相似，也可能不相似。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在相互的交往中彼此塑造。

因此，社会学者研究的是一个不断运动的对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一本关于欧洲婚姻的著作，可能反映了当时盛行的规范和惯例；但在今天，欧洲人结婚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这并不是说，那本50年代的书写得不准确，只是说它已经过时了。

传播学者的研究对象变化如此之快，简直堪比硅谷的发展速度了。市场、人员和技术的互动意味着变革，对我们来说，这更像是一团沸腾的水，不断翻滚。如果说学术出版的缓慢步伐似乎难以胜任这项任务，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停下来进行评估——或者说，即便我们这样做，也已经为时过晚。

03

 交互种类的问题 

与岩石和星体不同，人类可以（也确实）对它们被描述的方式做出反应。毕竟，星体在天体物理学家给它贴上标签后，并不会改变它的自我定义。岩石和星体对我们用来理解它们的词汇漠不关心。但人类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里，而这些意义中，还包括社会研究者对它的界定。

就拿”同性恋”这个词来说吧。这个词在19世纪末被学术界广泛用于描述同性行为。在西方，这个术语被用来作为一种临床诊断使用。它描述了一种医学化的、可治疗的病理学。许多LGBT人群接受了这个标签，他们的自我概念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最初几十年里，这个词本身因其病理化的意义而遭到拒绝。

这解释了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所说的“人类的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s of human kinds）：学者和临床医生发明了一种学术标签，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又接受了这一标签，并变得越来越像标签中描述的那样。

社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是自我解释（self-interpreting）的动物（即人类），所以，他们必须去记录一个他们会做出反应的世界。社会研究是一种互动，或者说，是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不稳定循环。研究者进行考察、刺激、标签和测量，这些始终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被观察者同时自己也在思考和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们声称他们只是描绘世界，但实际上，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

对于传播学者来说，这种挑战更为尖锐。我们所写的材料，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材料的描述、赞美或谴责，都是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素材。我们甚至不能假装是超然的观察者，因为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研究工具，都与我们想要理解的大众媒体文化息息相关。

04

 领悟的问题 

正如你们所知，社会研究者不能像生物学家描述蚁群那样，仅仅去描述人类行为和组织。对科学家来说，那些可观察到的图景往往也是不够的，因为在人们互动的方式背后，还有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和解释世界。

我们可以沿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脚步，使用“领悟”（Verstehen）一词，来指代学者重建意义的努力。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解释了这一点:

“与马克斯·韦伯一样，我相信人是一种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对它的分析不是一门寻求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

我们还有一个明显的困难：一个人如何去获得这些意义？学者的总结难道不仅仅是一种解释吗？人类学家试图建立的意义网络，难道不是转瞬即逝的吗？这样一来，我们的努力有何价值呢？

如果对所有社会研究者来说，找到确定的意义都是一个问题。对传播学者来说，这尤其令他们头疼。假设一张GIF图片在5分钟内，从一个爱尔兰青少年那里传到一位中国七旬老人那里，这显示了什么意义？

既然我们研究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既然媒体文化病毒式传播的碎屑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那么，寻找稳定意义的努力看起来就是件愚蠢的事。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间隙式的、转瞬即逝的、网络化的——它是一种不断运动的意义。

05

 未被观察的问题 

人类科学家研究的社会世界不仅仅是由意义构成的。此外，还有更加困难的“结构”。许多结构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外运作的。

想想看，你在音乐会上买了一件印有某个乐队标志的T恤。这件衬衫有何意义？学者可能会梳理出来一些线索，比如你用这件T恤来表演身份，或配置品味。不过，但是，当初是谁把这件T恤带到了演唱会现场的呢？这里面有东南亚的工厂、丹麦的船运公司、纽约的清关机构，唱片公司的大宗订单。没有一个环节是在你这里登记过的，不过，你的购买行为却启动了这一切。

很多社会生活都有这种“藏在人们身后”的特征。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描述这些隐藏的结构，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看得更清楚。

对于20世纪的传播学者来说，他们的任务与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很相似。研究媒体行业的学者可能会关注媒体集团的所有权结构。这类工作与研究全球外交的政治学家、亦或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都会用图表和文字描绘一个复杂的结构。

不过，21世纪的媒体文化又如何呢？它深深根植于算法。复杂的、自我调节的软件代码，支配着我们如此丰富的在线生活。由于算法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可以从人类的输入中去“学习”，因此，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理解的。即使是维护谷歌搜索算法的工程师也声称，他们无法理解自己最初编写的排名系统。

这个系统是如此复杂，并且在不断自我进化，以至于研究者也很难猜出黑箱里装的是什么。所以，传播学者也许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看不见的“大众文化发动机”。即便谷歌和Facebook不再像保护国家机密一样保护他们的算法，学者也解释不了。

06

 结语：一项谦卑的事业 

面对这么多限制，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传播研究呢？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任性的国王，叫西西弗斯。诸神为了惩罚他，让他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山，结果看着它一次又一次地滚回来，直到永远。传播研究者就像是西西弗斯一样。

但这种努力仍然是有价值的。首先，提问本身带来的智识上的乐趣。也许是因为媒体领域变化太快，所以它一直如此迷人。但凡有些好奇心的人，都不会觉得媒体研究是无聊的。

当然，传播研究的风险也的确很高。几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要么生活在媒体之中，要么生活在媒体周围。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难以辨认过去一百年间的人类文化。

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变化过程，传播学者发明了一个学术名词——媒介化（mediatization）。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医学、战争、移民，职场——媒介化既不可避免，也是大势所趋。这个话题太过重要，我们不能一走了之。

因此，我们需要怀着谦卑之心，不断地将巨石推上山。我们应该毫不脸红地宣布，我们的研究结果永远是不够充分的。我们甚至需要不断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仅仅是为了避免学术上的傲慢。通过突出这些局限性、通过维持一种同行批评的文化，我们可以继续推进这项谦卑的工作。

（原文参见http://culturedigitally.org/2018/07/the-trials-of-media-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