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视频：今天的塘约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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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九条与黑名单

王宏甲《塘约道路》摘选

全村酒席统一办理，有什么好处吗？

“村风要正。”左文学对塘约历史上的村风很自信，“我们塘约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讨饭。再穷，饿死也不讨饭。但是这些年，村里光是办酒一项，就能把我们村毁了。”

都说城里吃喝风严重，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管住了干部，难道这么穷的地方，农民也有惊人的吃喝风？左文学早就痛感应该刹住，可是，竟然也是周建琨书记提出来后他才启动，这是为什么？

2014年底，周建琨坐在苗族老党员杨成英家里听她说：“吃酒吃不消。”杨成英的丈夫去世了，儿子弱智，儿媳妇哑巴。

周建琨问：“像你这样，包礼要包多少，要不要五十？”

杨成英笑了：“五十？现在五十拿得出手吗？最少要一百。”

“那你一年要包多少礼？”

“一万两千块。”

“钱从哪里来呢？”

“贷款。”

“贷款吃酒？”

“是呀，不光我一户人。”

周建琨知道现在乡村盖房子办酒，放线开工要办，盖到一层要办，二层要办，封顶要办，建成还要大办。也知道有人卖猪卖牛借钱甚至贷款办酒……现在从一个老党员口里听说“贷款吃酒”。为什么非要贷款吃酒？要应付的太多，穷，没钱，又不能不送礼……乡风民俗中有一种让你“不得不”的力量。

乡村办酒五花八门，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出殡酒、迁坟立碑酒，甚至母猪下崽酒，赌博输了还办个“落难消灾酒”……这是个什么世界？

办酒规格年年攀升，一办几十上百桌，鸡鸭鱼肉、烟酒饮料俱全。礼金一般的，并不是特困户杨成英说的“我就包一百”，而是最少二百，内亲礼金要一千。不光本村人办酒你要去，还有邻村、邻乡镇亲戚朋友办的酒，也不能不去。有些人家仅仅是为躲避包礼，六十多岁了还选择到远方去打工，过年了也不回村。

“逢年过节前后十天半月，不是在吃酒，就在吃酒的路上。我们左家有一个人‘专业吃酒’。我没时间，我哥去。”左文学说。

“吃丧酒最厉害。”孟性学说。

孟性学也是个村干部，后面我会介绍到他。他说：“死一人，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的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九天。村里有句话说：‘人死饭甑开。’”

像这样吃，东家花钱多的要七八万元，少的也要三万元以上。来帮忙的没事干，玩牌打麻将，炸金花、斗地主，那真是“风声雨声麻将声”。来帮忙，来吃酒的损失都很大，县内打工的，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请假回来。一请一周，要请人去代班，你150元一天的工资，请人去替要花250元到300元，不然你回去就没那个岗位了。能不来赴宴吗？不能。最不能不来的就是丧宴。不来，你会被看作不敬老人。

赴很多酒宴，把礼送出去了，也得找名目办酒把钱收回来。收来了还得还出去。有人把请柬说成是“催款通知书”。谁都懂这是还不完的人情债。如此一直在恶性循环。

左文学做过一个调查，铺张浪费、误工损失，一笔一笔并不夸张地算给大家听，最后那个数据是：仅滥办酒席一项，塘约一年吃掉将近三千万元！

“挺黑人的。”左文学说，似乎又恨又无奈。

“一个贫困村，一年自身损失近三千万。要是拿这笔钱来扶贫，什么样的项目才有这么大呢！”周建琨对左文学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大扶贫工作来做，煞住滥办酒，你这里开个头，好不好？”

一同前来的乐平镇马松书记说：“要开头，就拿我们整个镇来开头。不然，塘约压力太大。”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邻村亲戚办酒，塘约人不能不去。这也是左文学早想治理而难下手的原因。现在他说：“我们一定煞住！”

左文学曾这样对我说：“我知道周书记还会来，但没想到他来了十一次。”

“十一次？”我问。

“没错。”左文学说，“我知道的有九次，他还偷偷来了两次。”

“怎么叫‘偷偷’？”

“就是‘暗访’吧。他直接去农户家里，访问后就走了。村民后来告诉我的。”左文学说这话时，是2016年5月。

左文学说，周书记每次来，叫我干的，我想想有道理，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想尽办法去干。可是，“跟风气作斗争”，怎么做？左文学还是苦想了几天，“头都想疼了”。他又把自己泡进浴桶，泡呀泡，泡出一个村规民约，有七条。他想“七条同做”会有更好效果。他通知村支两委开会。

这七条，后来加了两条，就成为“红九条”。

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听着“拉黑”，我再次感到这个村庄有好多新鲜事。

讨论中也有人提议，以倡导新风为好，讲应该怎样。

但多数人认为，你倡导该怎样，他不那样你又能怎样。

最后都同意用警戒和惩罚。

后来我听说，平坝其他村定的村规民约都是应该如何，惟塘约定了反向的九条。

后加的两条，一是“不孝敬父母，不奉养父母者”，二是“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加这两条，当然是因这两条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村里有人盖了新房自己住进去，把老人放在破旧危房里不管。这样的事，村里人都看不过去，就得有组织管。还有，父母外出打工，孩子交给老人，老人管不了，孩子打伤了别人的孩子，派出所也管不了。怎么办，谁来管呢？

小坉上一户人到浙江打工，把孩子留给奶奶。奶奶85岁了，只有能力做饭给孙子吃。孙子读到五年级读不下去了，独自流浪去浙江找父母。想象一下，一个未成年孩子，独自流浪去远方找父母，有多么深切的对父母的思念。

肚子饿，没钱，犯事进少管所了。

这样的事，村里得管管吧。

怎么管？只能管孩子的父母。

难道让父母不要打工，回来吗？那生活怎么办？

村里还有许多“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成长中、心灵里有难以弥补的创伤，这些问题日后还会成为社会的问题。这又哪里只是一个塘约村的问题呢！

“留守儿童”、“空壳村”，都基于外出打工。支离破碎的生活，从四面八方都涌出问题来。塘约村试图尽量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成立合作社后，他们确实在创造条件让外出打工的父母回来。这条“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就在为村民的家庭考虑。

这加上去的两条，禁止和惩罚都容易得到大多数村民拥护。禁“乱办酒席”只是九条之一，这就有利于在全村多项整体行动中减少执行的难度。

村规民约草案出来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在各自然村各路口张贴《公告》。与此同时，也给全体农户写了一封信，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并把“红九条”印成小张《公告》，发给塘约921户每户一份。

我注意到《公告》下面的落款，除了村支两委，还有“塘约村老年协会”，再次感到这一代乡村老年人对整顿歪风重树新风发挥的重要作用。

不只是发到户而已，还有专人上门督查，检查三个有没有：学习了没有，懂了没有，贴上墙了没有？

然后每一户人都签了约定的承诺书——既是“村规民约”就需要签个约——村里存档。

工作做到这里并未结束，更重要的不止于纸上禁止，而是应该怎么做。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前面提到的孟性学被推举为会长，主抓全村酒席统一办理。

为什么叫“红白理事会”？

因为只准许办结婚酒和丧葬酒，此外一律禁止。

全村酒席总量减少了70%。

建立了办酒申报制度，结婚提前一周申报，老人过世当天申报。不到法定结婚年龄的，申请办结婚酒，不予批准。

凡批准了，就由村集体提供餐具、厨具，以及厨师等服务人员为之免费操办。为此村集体购置了8.76万元的锅碗瓢盆等餐厨具。厨师和服务人员的工钱，也由村集体支付。

酒席服务队共有32人。

酒席规格实行标准化管理。

喜宴八菜一汤。

不上大菜，以吃光不剩为标准。

不上瓶子酒。

不发整包烟。烟散放在盘子里，谁想抽就点一支。

老人过世，大家吃“一锅香”。五个菜打到一个大盘里，打多少吃多少，相当于自助餐。

负责办丧事的服务队共有36人。

实行火葬，骨灰拿回来后出殡，有小棺木或大棺木。

丧葬服务队抬棺到墓地，掘坑，入土，包坟，全过程所有工作都是免费提供服务。服务队的工钱由村集体支付。

孟性学说：“过去，办婚宴的东家要给客人发床单，或热水瓶、脸盆等礼物；办丧宴的要给客人发毛巾或寿碗等纪念品。现在一律取消。宴席统一的规格，谁也不用攀比。”

左文学说：“我们村集体花了不到60万元，堵住了过去村民滥办酒席近3000万元的损失。怎么说都太值得了。”

塘约为农户统一操办酒宴，也许是千秋未曾有过的乡村故事，所以我尽可能较详记之。它告诉我，并非经济发展了才出现滥办酒席，而是越穷越办，越办越穷。这是很令人悲伤的。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心只想着赚钱，社会必有暴富，更有赤贫。穷民无奈，虽知酒宴泛滥谁都难逃“酒债”，仍不放过眼前操办可立聚一笔钱。穷村便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

俭朴自古与勤奋相系，责任与权益相邻。堵住滥办酒席之灾，把被贫困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心从沉溺中唤醒，才能找回淳朴乡风，这是社会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应该去做的事情。

怎么叫“拉黑”呢？

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这是《公告》中写明的。

“这制裁很严厉吗？”我问。

回答说：“很严厉。”

危房改造，低保评定，困难户评定，都不考虑他了。孩子出生上户口，银行存折丢了去挂失，身份证丢了要补办，凡需要村里盖章的都不盖。

我不禁疑惑，这行吗？

“这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不给办吧。”

回答说：“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

什么时候才能取消对该户的“黑名单”管理？

制定的最短期限是三个月。户主改正了，要在村民小组会上检讨，组委会五人签字，报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才恢复正常。审议通不过的，再延长三个月，直至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这么严厉，有踩红线的吗？”我问。

“有啊！”他们异口同声。

第一个踩红线的是不交卫生管理费的。

“我是残疾人，我不交。”她曾患小儿麻痹症。

她丈夫、女儿都是正常人。卫生管理费每人每月两元，他们家一个月该交六元。她坚持不交，就被“拉黑”。村里停了她每月230元的低保费。她来找左文学了。

左文学说：“你跟村里签约了吗？”

她说：“签了。”

左文学说你看看九条的第二条就是“不交卫生管理费者”。

这一条为什么重要？

先前村庄卫生没有人管，全村脏兮兮的，大家都像生活在垃圾堆里，还谈什么建美丽乡村呢！交两元卫生管理费并不多，也不在于集一笔钱支付专人负责收集垃圾的工资。重要的是，交两元钱就是对大家的教育，促使每家每户不乱扔乱倒垃圾，并互相监督。

对方仍然说不应该扣了她的低保费。

左文学说，不管是谁，违反了就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定的，只能按村规民约办。

“我说了不算，村民代表大会说了算。”左文学说。

最后她补交了卫生管理费，做了检讨。三个月后，村里把暂停的低保费如数给她。

第二例是违规办“状元酒”的。

该户农民儿子考上了大学，到县城去办了二十多桌酒。村里把他拉黑。他不服，来找左文学。

“我没有在村里办，并不影响村里。”他还说，孩子上大学要钱，我以前送给别人的，要通过这个收回来。而且孩子考上大学，也是塘约村的光荣。

左文学说，确实是我们塘约村的光荣。所以村里早有规定，考上一本大学的奖励1000元。但现在这1000元，你们不能享受了。你是塘约村民，就要按塘约的村规民约办。

对方不服，不认错。

考察期三个月满后，继续三个月。

这期间，上面下来的危房改造补助，原本可以给这户农民8000元补助的，被取消，给别的农户了。

塘约对村规民约的实施，一丝不苟，维护了村规民约及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所有犯规违约的农户最终都检讨，恢复正常。迄今一年多了，全村无一户再踩红线。

塘约的“红九条”，每一条都是维护道德的底线，掉到底线以下，就是缺德，这是村民共识。“黑名单”管理看起来是以管的形式实施，然而听听左文学说的“我说的不算，村民代表大会说了算”，你就理解这种村民自治，也是村民共治共享。

这个村规民约并不简单，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其一，这里的村民共治是有民主的，人民民主。其二，民风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塘约红九条所维护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重建乡村规范和重建良好民风。其三，当人皆为自己谋而不管公共利益时，人就陷落在自私中。负能量弥漫，社会甚至会出现嘲笑和亵渎优秀。因而抑制不良，弘扬正气，不止关乎经济建设，更宝贵的是人的精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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