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小心那些不讲逻辑的经典文言文 | 短史记
语文教育有很多目的，比如“文化传承”，比如“文学修养”……
但最核心的目的，乃是训练学生熟练运用语言文字工具，有逻辑地自我表达。
其他任何目的，皆不能妨害核心目的。
遗憾的是，语文教科书所选用的经典文言文，多有缺乏逻辑者。试略举几例。
一、庄子不讲逻辑的诡辩
课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是《庄子·秋水》中的一篇。曾收录于人教版九年级下册。“部编本”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亦收有此文。①
其文如下：
人教社提供的教学参考，希望学生通过这篇文章，“理解文意，把握故意的寓意，理解庄子与惠子不同的志趣。”②
如何“理解庄子与惠子不同的志趣”，自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这种“志趣”的阐释，依赖于不讲逻辑的诡辩，也是事实。一如作家王蒙所言：：
图：原人教版九年级下册所收录的《庄子》文章
二、孟子不讲逻辑的“雄辩”
课文《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是《孟子·公孙丑下》的一节。曾收录于人教版九年级下册课文“《孟子》两章”。④
文章开篇提出一种观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如此论证该观点的正确性：
按孟子的逻辑，某些“得天时者”未能攻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可证明“天时不如地利”。某些城高池深的军事据点，拥有兵革之利和粮草之裕，守城者却弃之而去，即可证明“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提到的情况是有的。但现实中，天时战胜地利的例子，人和不敌暴力的例子，同样数不胜数。比如，汉末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众围攻曹仁镇守之樊城，曹操遣于禁率军往助——“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这就是典型的天时（秋季暴雨）战胜地利（樊城）。至于人和不敌暴力机器，二十四史里更是俯拾皆是。
孟子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警告统治者要重视“道”、重视民意，用意是很好的；但其论证逻辑，却是错误的——这大约也正是孟子的警告始终未曾对历代统治者产生真约束作用的缘故，相反，历代君王更乐于玩“我是赢家，所以我多助；我多助，所以我得道”的推论游戏——这种推论，同样不讲逻辑。
非止此篇。孟子以“雄辩”著称，但其辩术当中，鲜少有符合逻辑者。学者鲍鹏山曾举例分析：
图：民国人夏惠民根据个人想象绘制的孟子像
三、“中国式辩证法”的污染
前面两个例子，是课文材料本身存在逻辑问题。
还有一些文言文课文，逻辑问题出在教学主旨上。比如《塞翁失马》。
这是《淮南子》中一则寓言。曾收录于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上册，“部编本”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也保留了此文。
寓言内容很简短，全文如下：
人教社出版的同步“教师用书”，对该文主旨的概括是：“这篇寓言是用来说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这两句话的，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⑥
这个主旨，其实就是“中国式辩证法”——高中教材对“辩证法”的定义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数十年来，《塞翁失马》长期存留于语文教科书之中，成为无数学子理解“中国式辩证法”最形象的实例。
祸与福真的是“对立统一关系”吗，祸真的可以转化为福，福真的可以转化为祸吗？
当然不是，当然不可以。
《塞翁失马》这个寓言，在讲故事时耍了一个小花招：只叙述“好事”走向“坏事”这一种可能性，却未曾告诉读者：“好事”还存在着走向“更好的事”、走向“没什么事”、……等多种可能性。马丢了，有可能带回一批“胡骏马”，更有可能就此彻底丢失；得到了“胡骏马”，儿子有可能骑马摔断腿，也有可能不会摔断腿……如果事情的演变属于后一种情形，祸未曾转化为福，福也未曾转化为祸，祸与福哪来的“对立统一关系”？
寓言在叙述时，耍这种花招没有问题。因为它不过是想表达：事情的演变，存在走向反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高度不确定、难以预测（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测）。寓言本身无意谈什么“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也不存在这种寓意——塞翁丢了马，是一件确定的坏事；丢马之后事情将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可能没什么变化，也可能变的更坏，或者变得更好。
所谓“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即“中国式辩证法”，传达的其实一种捣浆糊式的思维逻辑。其显著特征有二：（1）凡事都强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2）凡事必要求他人须“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问题”。造成的结果，则是对错难辨、是非不分。
其实，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一定有具体的好坏对错之分。很简单的道理：若按上述方式捣糨糊，则任何犯罪案件也必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法治将如何付诸实践？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却常常被无视，以至于学者王学泰曾感慨：
图：殷海光，著有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致力于向普通民众播撒“逻辑种子”
综上。语言是表达工具，也是思维工具。教人识字，教人审美，是语文课的核心任务，教人使用语言文字清晰、有逻辑地思考，教人用语言文字将思考的结果清晰、有逻辑地表达出来，也是语文课的核心任务。
中国人不善逻辑的核心原因，当然不在于上述这几篇不讲逻辑的经典文言文（其实，存在逻辑问题的说理白话文，也同样很多）⑧。但这类不讲逻辑的文言文，或被错误逻辑曲解的文言文，会对学生的逻辑能力造成伤害，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尤其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缺失“逻辑课”这一前提下，学生未必能识破这些“说理文言文”中的逻辑陷阱和逻辑错误。
这是一桩应该引起重视的事情。
注释
①旧人教版教材，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http://old.pep.com.cn/。“部编本”目录，据2016年所披露的“人教版新编初中语文教科书目录”。下文不再赘注。
②据人教社官方网站“教师中心”之“教学参考”。其余引自同处者，不再赘注。
③王蒙,《我的读书生活》，收录于：《中国当代文学演讲录》，齐鲁书社，2011，P38。
④这是一篇政论文章（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最新“部编本”语文教材“《孟子》两章”未收入此篇。
⑤鲍鹏山，《孟子的逻辑》，《随笔》2002年第2期。⑥http://old.pep.com.cn/czyw/jszx/tbjxzy/jsys/qs/201008/t20100825_727857.htm
⑦王学泰，《先讲形式逻辑，再说辩证法》，《同舟共进》3003年第8期。“中国式辩证法”还有一个致命漏洞，即在谈所谓的“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之前，需要先解释为什么必须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为四、为五……？
⑧“文言文与中国人不善逻辑”之说颇流行，但很难获得实证。所以学者常以一种保守的姿态讨论该问题，如陈平原先生认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逐步从类比到推理，从直觉到逻辑、，从模糊到精确，主要跟整个科学思潮有关，但似乎跟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不无关系。很难设想现代中国人能用二千年前的概念和句式来准确地把握世界并表达现代人复杂的内心感受。”见：《黄子平、陈平原、钱里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8，P86。笔者不认为文言文是中国人不善逻辑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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