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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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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冉 王楠

选自《外国文学》2020年第6期

摘要

“作者身份焦虑”是用于研究女性作家创作心理的重要理论概念。它表现为女性作家身处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缺乏作者身份的主体性，担心自己无法创造，无法成为文学史中的强者。本文以西尔维娅·普拉斯为例，探讨文学创作中“作者身份焦虑”问题。普拉斯的自恋心理源自她的“作者身份焦虑”，她采用了“疯女人”的修正策略来纾解“作者身份焦虑”。她隐匿于“疯女人”神秘面纱之下，遮蔽自己的真实性别面目，用迷狂式的书写方式，通过对阳具“菲勒斯”的想象，体验男性的生活境遇，反抗菲勒斯中心的传统文化，展示诗性正义。

关键词

作者身份焦虑；普拉斯；修正策略；自恋心理；侵凌现象

引言

“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是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美国兴盛时，由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并成为研究作者创作心理的重要理论之一。布鲁姆运用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Bloom 8）理论，形象地描述了文学史中前后辈作家的影响关系与焦虑感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后辈诗人总是处于传统影响的阴影里，要成为强者诗人，就必须摆脱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理论本身具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

美国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在其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中指出，“影响的焦虑”理论对于女性作家并不适用；她们针对女性作家，提出了研究创作心理的“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理论，即女性在男性的文学史中没有位置，女性作者因主体性缺失而产生恐惧感，担心自己无法创造，无法成为强者诗人（45）。女性为了成为作者，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予以重新定义。《阁楼上的疯女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书中论及的女性作家包括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爱略特等。然而该书的正文及注释部分里提及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多达45处，这表明书中使用“作者身份焦虑”理论将女性作家研究限定在19世纪，并非十分周全，或者说“作者身份焦虑”也可以用来研究19世纪以后的女性作家。本论文正是基于这一发现，选择以普拉斯为案例，拓展对“作者身份焦虑”理论的理解，深化对普拉斯作品的阐释。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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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心理：女性作者身份焦虑的来源

自恋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根据古代希腊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顾影自怜的故事，把沉湎于自我的美好映像而不能自拔的心理状态命名为纳西索斯现象，亦即“自恋”（narcissism）。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自我感知来自自己在外界的映像。拉康（Jacques Lacan）赞同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要点有二：其一，主体形成的过程是异化的过程；其二，这种异化与自恋息息相关。同时，他仔细考辨了自恋和侵凌（aggression）的关系，发现自恋常常和侵凌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婴儿对镜中影像产生认同，完整统一的镜像与真实的自我之间产生一种侵凌性张力，婴儿与自己的镜像既是一种情欲关系，也是一种侵凌关系，构成自恋认同。同理，主体进入象征界，在生活中遇到相似者，也会发生这种镜像效应，也会产生自恋认同。自恋激情产生巨大能量，当理想自我没能实现时，主体必然会侵犯相似者，发生侵凌现象。自恋现象伴随着理想自我格式塔的建构，侵凌现象与此形成反向对称。侵凌现象表现为主体不能容忍理想自我的破灭，与相似者镜像展开殊死搏斗。对于女性作家而言，自恋心理和侵凌现象表现为作者不堪忍受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剥夺她书写的权力。压制的力量越强大，女性就越发表现出殊死抵抗的决心，因此自恋心理和侵凌现象是导致“作者身份焦虑”的原因。

Narsi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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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述：“笔，不仅比剑更强大，而且它在威力方面简直和宝剑就是一样的——在杀人这方面。笔的这一最后贡献似乎再一次与其隐喻意义上的与男性的相似性紧密联系在一起”（14）。笔和剑一样，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里成了“菲勒斯”（phallus；26）的象征；根据拉康的理论，“菲勒斯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而是这个器官所引起的想象和象征作用。主体的自我主体性建构的过程，无论在镜像阶段，还是进入象征界的阶段，人的欲望都是获得他者的认可。菲勒斯就是欲望的能指，也是代表权力的能指”（马元龙76）。女性被排斥在权力范围之外，就如同中世纪麻风病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通过对麻风病人的隔离，西方文明中形成了正常人将疯癫隔离、理性将非理性隔离的传统，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以“疯癫与文明”为题对社会权力系统强加于被压制者的监禁和隔离历史作过系统透彻的梳理（10）。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女性被剥夺了书写的权力，被封闭在男性创作的文本之镜中，在男性文本中关得住的女性叫做“屋中天使”，关不住的就会引起他们内心极大的恐慌和危机感，被称为“女巫”“女怪物”“疯女人”“美杜莎”等等。女性作者的“疯狂”是她侵凌性的体现，是她对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文化的反抗，也是她克服“作者身份焦虑”的一种尝试。

Michel 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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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人”：女性作者的替身

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中的“疯女人”形象既反映出男性对女性反抗的焦虑，也勾勒出一个潜滋暗长的女性文学亚文化传统。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对弥尔顿的《失乐园》把夏娃塑造为屈从性的屋中天使感到不满，她在小说《谢利》（Sherry）中创造出泰坦式的夏娃（Titanian Eve）形象，这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也是一位像撒旦（Satan）一样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泰坦式夏娃是女性文学传统中对敢于反抗的女性的隐喻。女性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采取了撒旦般的修正立场。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的《西尔维娅·普拉斯传》（Sylvia Plath:A Biography）记录了普拉斯在与科恩（Edward Cohen）的通信中公开反对基督教的事实：“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是精神上的懦夫；那些献身于上帝并为他服务的生命也是肉体上的懦夫”（58-59）。休斯（Ted Hughes）也认为，“普拉斯写于1952－1956年间的早期重要诗作《致撒旦：十四行诗》（“Sonnet to Satan”）表明她反抗基督教上帝的戏剧性手段是赞美他的对手撒旦”（83）。在《致撒旦：十四行诗》第一节中，“在你眼睛的暗室里，月亮般的头脑/翻腾着伪造的月食”，普拉斯以叶芝式的对月食和理性的赞颂，释放出撒旦般的逆反力量，同时也表现出墨水和白纸所代表的文学创造力：“命令那个螺旋彗星喷射出墨水，/在旋转的洪流中把白色的世界推倒，/你把所有的正午秩序都遮蔽了，/把上帝的光辉照片变成阴影”。尽管彗星是预示重大事件的传统符号，但是彗星在这一节诗中不是跨天堂，而是跨越书写或照相的白色世界的符号，这股创造性洪流是对世界的重新想象。在最后的四行诗句中，彗星的螺旋运动被比作“一条浸泡的蛇”的运动，显示出彗星与撒旦的关联、尤其是与生命起源的关联。

西尔维娅·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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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由英雄再造的世界里，普拉斯本人就是一名反抗的夏娃，她敢于拿起手中之笔书写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神话体系。并且，她默默承受着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对她的反抗施加的惩罚。例如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有她坐在无花果树下思考自己的未来的情节，就对应着传统父权神话系统：在古代内米（Nemi）那个地方，树枝被叫作“金枝”（Frazer 10），具有决定命运的作用。普拉斯的神话系统把父亲比作紫衫，把休斯塑造为森林之王，男性被归入树木阵营，母亲则被塑造为月亮女神、海洋之神，属于另一个阵营。她做这样的划分有什么意义呢？在传统父权神话系统里，有处死树神的情节，树木被认为是生命根本所在，唯有使树神暴亡，才能保存生命本身。而月亮女神狄安娜和水神伊吉利姬，都是掌管生育繁殖的女神。怀孕的妇女向她们祈福，希望得到她们庇佑容易生产。这就对应了人的主体性建构中的“俄狄浦斯情结”（Bloom xxii），就是要在社会文化构成的象征界杀死父亲，替代代表父亲权力的“菲勒斯”。

普拉斯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自白诗和自传体小说，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色彩。她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的生命体验，她本人就是其文本中的毁灭天使。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女性作家常常因为“作者身份焦虑”而表现出愤怒，被认为患有歇斯底里症。现实生活中的普拉斯恰巧真的患有歇斯底里症，她多次因为精神问题就医，接受过电惊厥疗法（ECT），也就是说，普拉斯本人有真实的“疯女人”生命感受以及治疗精神病的体验。她通过文学创作宣泄愤怒，把自己撕扯成碎片、燃烧，并在激情与谵妄的合力下对抗男性“菲勒斯”压迫。这种对抗在作品中呈现出呓语的特征。诗歌《热度103度》（“Fever 103°”）和《拉撒路夫人》（“Lady Lazarus”）都用呓语嘲笑死亡，散播诅咒。她的诗歌表现了复杂的女性自我与男性权威的关系，如《致纯粹主义者的信》（“Letter to a Purist”）、《巨像》（“The Colossus”）、《小赋格》（“Little Fugue”）等。在她前期的诗歌作品中，她总是向笔下的“巨像”父亲寻求庇护，这一点得到了休斯的证实。休斯在《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她的日记》（“Sylvia Plath and Her Journals”）一文中写道，

普拉斯第一次自杀就是想回到父亲身边，并且她的父亲名叫奥托（Otto），奥托在希腊神话里是强大无比的冥界王子。每当她需要奥托王子指点人生迷津时，就会被告知奥托王子不能与她直接对话，因为奥托王子是在巨像的统治之下，而当她想要瞻仰巨像时，又总是被告知巨像是不能接近的。她长期的人生努力都是在试图接近巨像。（Alexander 152）

直到她诗风转变之后的创作后期，才对父亲咒骂、嘲讽，并表示出决绝转身的态度。这一转变可以视为她作为女性作者，力量由弱变强，主体性逐渐建立起来。

小说《The Bell 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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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替身，“疯女人”还必须是双性合一的人。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如果说“作者的身份”意味着性别面目和生活方式，一位女性要成为作者，就必须失去女性特征或者性倒错，那么也就意味着“疯女人”须要成为双性合一的人，而“双性合一”意味着拥有菲勒斯。

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是撒旦的分身，夏娃是女性，撒旦是蛇。蛇可以看作反抗父性权威的女性作者的化身，诸如此类的还有乌鸦是女巫的化身等。父亲的去世是普拉斯生命中的童年创伤，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想象中心。通过对父亲的回忆，她想要回到少女时代受父亲庇护的双性合一状态，这个意愿在她的作品中多次表征为乌鸦和蛇的意象，例如《景象》（“Prospect”）中的“梧桐树斑驳的枝条上/两只乌弓着背/用苦艾酒般的眼睛，/暗中瞪视，/孤单的、晚归的路人”（Collected Poems28）。普拉斯写乌鸦就一定会写树，或者树叶，如果乌鸦是女巫的话，树叶可否说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洞穴寓言中女巫刻着神秘文字的金叶？同理，《垂饰》（“Medallion”）描写了一条死亡之蛇，死了却还笑容扭曲。这能算真的死了吗？死了还能微笑？还能内脏鼓起消化老鼠？福柯说“疯癫是已经到场的死亡，但也是死亡被征服的状态……死亡揭去的不过是一个面具。要想发现骷髅的笑容，人们只需要掀掉面具，但是当疯人大笑时，他已经带着死神的笑容”（18）。所以，普拉斯笔下已经死亡的蛇，很难说它不是一条疯狂的蛇，很难说它不是愤怒的女性作者普拉斯的“作者身份焦虑”的象征。

……

《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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