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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应放弃其打造的世界

Editor's Note

我们前两天提到的最新一期的Foreign Affairs上的文章,有中译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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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应放弃其打造的世界
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
译者:伦宁 

法意导言

美国的政治氛围长久以来都弥漫着一种国家向错误方向前进的感觉,多项民调表明,多数美国人对国家前景不抱希望,认为国家在“走下坡路”。美国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发表在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一篇题为《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应放弃其打造的世界》(The Self-Doubting Superpower: America Shouldn't Give Up on the world it made)的文章从多方面分析了美国现实处境,表示美国不应失去信心,而应继续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

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走下坡路”。2018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展开民意调查,问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2050年将表现如何,54%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将会变弱,6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将降低。这一结果不足为奇,因为长时间以来,美国的政治氛围一直弥漫着一种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前进的感觉。盖洛普(Gallup)长期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0年来,对国家现状“满意”的美国人从未超过半数,目前,这一比例为20%。

数十年来,思考总统大选花落谁家的一种方式是问:哪位候选人更积极?从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再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光明的前景展望似乎成了获选关键。但在2016年,美国选举了一位竞选口号基于厄运和悲观的政治家,特朗普那时强调美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称美国在国外“不被尊重,饱受嘲弄,深受剥削”,世界“完全是一团糟”。在之前的就职演讲中,特朗普曾谈及“美国大屠杀”。在当前的竞选中,他重申了这些核心主题。在宣布参加竞选的三个月前,特朗普发布了一段标题为“走向衰败的国家”的视频。

乔·拜登(Joe Biden)的总统竞选要传统得多。他反复颂扬美国的优点,时常念叨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前头”。尽管如此,他的大部分执政策略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也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进。在2023年四月份的演讲中,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批评了过去数十年中绝大多数的国际经济政策,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掏空了美国的产业基础,输出了美国就业机会,削弱了某些核心产业。之后沙利文又提到,尽管美国如今在世界上仍处于核心地位,其最重要的几部分已经走向衰败,他对此深表担忧。这种批评对于非自由时代来说并不新鲜,在这个时代,少数人盆满钵满,多数人停滞不前。

这不仅仅是批评,拜登政府的许多政策追求大刀阔斧地修正当前美国的中空化,推行一种逻辑,即需要通过提高关税、增加补贴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支持来保护和帮助美国产业和人民。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可能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政治回应:当前一些美国人已经“掉了队”,而恰巧他们又处在关键摇摆州,因此争取他们以及他们的选票尤显重要。然而,这些弥补措施远不只是政治“红肉”(指引起选民强烈情感的言论或政策),它们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美国当前的关税已达自1930年斯穆特·霍利法案以来的最高水平,政府经济政策越来越具防御性,这些都旨在保护一个据称在过去几十年中遭到损失的国家,也就是它本身。

美国这一基于错误判断建立起的宏大政策,将把其本身以及整个世界引入歧途。在一项接一项的措施中,与其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美国一直都居高临下,处于优势地位。然而,这与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却大相径庭:全球众多国家实力增强,信心提振。他们可不会逆来顺受,听从美国的指令。甚至其中一些国家正积极寻求挑战美国主导地位,以及围绕美国建立起的秩序。在这些新环境下,美国政府需要建立新政策,一项明白其本身仍然实力雄厚,但不是在一层不变的的世界中运作的政策。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仍被恐慌以及自我怀疑所笼罩。

依旧鳌头独占

尽管人们都在说美国国家功能紊乱、走向衰败,真实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尤其是与其他富裕国家对比。1990年,美国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计算)比日本高17%,比西欧高24%;而目前,其人均收入比日本高54%,比西欧高32%。2008年,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美国与欧元区经济体规模大致相同;而现在,美国经济规模近乎是欧元区的二倍。这让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把美国数十年的停滞不前归咎于政府政策的人一个问题:过去三十年中,美国愿意与哪个发达经济体互换位置?

在硬实力方面,美国也处于突出地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表示,世界最强国通常是那个在某个时期最重要技术领域处于领头位置的国家——如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相比于上世纪,美国在本世纪甚至要更强。打个比方,将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现在的地位对比,那个年代的领先技术公司,如电子产品、汽车、电脑制造商不单单美国有,在德国、日本、荷兰以及韩国也同样存在。事实上,1989年,世界十大最有价值企业中仅有四家来自美国,其余六家为日本企业;而现在,前十名中有九家是美国企业。

不仅如此,美国前十家最有价值科技企业的市值总和,比加拿大、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股票市值总和还要高。如果说美国完全主导了当下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主的科技市场,那么其也似乎准备好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等未来产业中取得成功。2023年,截止本文撰写之前,美国人工智能的领域初创公司已经吸引了高达26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是获得投资第二高国家的6倍;在生物科技领域,北美占全球收入的38%,而整个亚洲加起来只占24%。

此外,美国在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能源历来是衡量国家实力的关键属性。如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美国还在大规模扩大绿色能源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中的激励措施。至于金融方面,总部设在瑞士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列出的“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 ”的银行名单表明,美国拥有的此类银行数量最多,是第二多国家的两倍。在近 90% 的国际交易中,使用的货币仍为美元。尽管各国央行的美元储备在过去 20 年中有所下降,但仍没有其他竞争货币能与之相提并论。

最后,如果人口数量代表着国家命运,那么美国前途一片光明。单在世界最先进经济体当中,美国的人口结构相当健康,尽管其近年来有所退步。美国现在生育率为1.7,低于其人口更替水平,但与之相比,德国为1.5,中国为1.1,韩国仅为0.8。关键的是,通过移民和成功纳入,美国弥补了其低生育率问题,美国每年接纳一百万名合法移民,虽然年均移民数量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以及新冠疫情期间有所下降,但目前已经回升。世界上五分之一的移民都居于美国,美国移民数量近乎是第二大移民中心国德国的四倍。因此,尽管中国、日本以及欧洲预计在未来数十年人口数量将大幅下降,美国人口将保持增长。

当然,美国也存在许多问题。但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呢?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拥有更容易解决问题的资源。相较之下,美国的弱点通常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美国债务负担沉重,财政赤字攀升,但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税务负担总额较低。美国政府可以增加足够的收入来稳定财政,并维持相对较低的税率,其中一个简单的措施就是采用增值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有增值税,税率通常在 20% 左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估计,5% 的增值税将在十年内筹集 3 万亿美元,而更高的税率显然会筹集更多资金。这并不是一幅将难以避免走向崩溃,结构性功能失调且无法弥补的图景。

两个世界之间

尽管实力雄厚,但美国并不是单极世界的主宰。20世纪90年代,世界还未出现地缘政治竞争。苏联走向解体(随后其继任者俄罗斯步履维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仍处于婴儿期,当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球不到2%。想一下,美国政府在那个时期能够做什么?为解放科威特,美国在国际广泛支持下,发动与伊拉克的战争,甚至莫斯科方也提供了外交支持;美国结束了南斯拉夫战争;它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放弃恐怖主义,承认以色列存在,并说服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 )达成和解,实现和平局面,在白宫草坪上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握手;1994 年,就连朝鲜似乎也愿意签署美国框架协定,结束其核武器计划(短暂进行了友好合作,但很快就恢复原状)。1994 年和 1997 年,墨西哥以及东亚国家相继遭遇金融危机,美国通过组织大规模救助力挽狂澜。条条大路通“华盛顿”。

目前,美国所面临的世界出现了真正的竞争者,更多国家极力维护自身利益,经常与美国政府针锋相对。想要了解其新动态,要考虑的国家应是土耳其。三十年前,土耳其是对美国言听计从的盟友,其安全稳定依赖于美国。无论土耳其在何时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美国都助其摆脱困境。而现在,在坚强有力、人气颇高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下,土耳其富裕多了,在政治上也趋于成熟。现在,就算美国最高层领导人提出要求,土耳其方也常常置之不理。

美国政府对此转变毫无准备,2003年,美国计划两线出击入侵伊拉克——从南边的科威特以及北面的土耳其,但未能抢先获得土耳其方的承诺,只是以为其能一如既往的获取支持。事实上,美国国防部询问时,土耳其议会就表示了拒绝,入侵计划不得不在仓促、计划不周的情况下开展,这可能也影响了之后的事态发展。2017年,土耳其签署从俄罗斯购买导弹系统的协议——对于一个北约成员国来说,这实属肆无忌惮之举。两年后,土耳其袭击叙利亚库尔德部队,以此表示对美方的不屑一顾,而这一部队此前刚在美方的同盟中帮助土耳其打败了“伊斯兰国”。

关于世界现在是单极化,两极化还是多极化,学者们辩论不断。一些衡量标准可以用来论证某一种说法。但如果把各项硬指标加起来,美国仍是唯一强国,例如,其运行中的航空母舰有11个。而看到印度,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正施展拳脚,很容易就会认为世界是多极化的。二战后,学者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推行“世界两极化”的学说,其基础就是世界前两强国与其余国家的差距。汉斯当时认为,随着英国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的崩溃,美国与苏联将遥遥领先于其余国家。将此逻辑延续至今,可以得出,世界又一次走向两极化。

其他国家在各方面资源上也有所崛起,助长了他们的国家自信以及民族主义。相应地,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也倾向更强有力地表现自己,中国周边的小国如此,服从于美国的国家也是如此。现在,又出现了新一类中等强国,如巴西、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他们正寻求符合自身特色的策略。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领导下,印度奉行“多重结盟”政策,审时度势的与俄罗斯或者美国结盟。

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1年发表的题为《孤独的超级大国》文章中,试图不再局限于单极化,描述新兴的社会秩序。他所想出的新术语为“单极+多极”格局(或称“一超多强”格局)(uni-multipolar)。这一术语相当别扭,但却描述出了一些事实。2018年,当试图描述出新兴现实情况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各国都在试图驾驭世界发展,美国的单极化开始减弱,因此我称新兴现状为“后美国世界”。现在看来,这仍是对国际系统的最佳描述方式。

新混乱

请想一下当前两大国际危机——俄乌战争以及巴以冲突。俄罗斯总统弗兰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认为,俄罗斯在单极化时代饱受屈辱。自那之后,主要在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俄罗斯得以作为强国重返世界舞台。普京重塑了俄罗斯国力,使得现俄罗斯能从其众多自然资源中获取营收。现在他想要撤销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尚不够强大的单极化时代做出的让步。俄罗斯一直在寻求收回其部分领土,这些领土对于普京的大俄罗斯愿景至关重要——首先是乌克兰,其次是格鲁吉亚,俄罗斯曾于2008年攻击过格鲁吉亚。其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摩尔多瓦,俄罗斯已经在其东部--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占据了一席之地。

普京决定进攻乌克兰,想法基础是认为美国对其欧洲盟友失去兴趣,而这些欧洲国家国力不强,相互分裂,并依赖于俄罗斯能源供给。2014年,俄罗斯纳入了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边境地区。之后,在北溪二号(Nord Stream 2)竣工,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往德国后,俄罗斯决定正面攻打乌克兰,彻底扭转其在单极化时代遭受的最大挫折。普京判断失误,但这并非疯狂之举。毕竟,俄罗斯之前几乎没遇到过反抗。

美国政府过去15年内一直期望从中东地区撤军,也因此塑造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气候。撤军政策始于小布什总统时期,他曾发动伊拉克战争,大败而归,懊悔不已。该政策又延续至奥巴马执政期间,奥巴马曾明确表明,需要缩减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政府才能着手处理更紧迫的问题。此政策被标榜为“美国轴心转向亚洲”,同时也是“美国轴心撤出中东”,政府认为在该地区军事投入过多。2021年夏,美方突然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凸显了这一转变。

结果不尽人意,新的力量平衡并未形成,而是出现一种“真空”,地区性参与者都在积极寻求填补这一真空。由于伊拉克战争打破了该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力量平衡,伊朗扩大了自身影响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逊尼派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由什叶派占多数的政权统治,而什叶派的许多领导人都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朗的这种影响力扩展到了叙利亚,伊朗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使其在残酷的叛乱中得以生存。同时伊朗也支持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以色列所占领土上的哈马斯。

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一些温和的逊尼派国家被这一切所震慑,开始与伊朗另一大敌以色列默契合作。以 2020 年《亚伯拉罕协议》为重要里程碑,这一新兴联盟似乎注定会因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达到高潮。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此联盟的障碍,但随着美国的撤退和伊朗的推进,阿拉伯人宁愿忽略这个曾经的核心问题。伊朗的盟友哈马斯密切注视着这一情况,选择烧毁房子,主动出击,使该组织及其事业重新成为焦点。

在这一新兴秩序中,美国影响力降低的另一个标志为非正式安全保障可能会被正式安全保障取代。数十年来,沙拉阿拉伯一直都处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但似乎形式只是某种“君子协定”,美国政府对沙特既未许下承诺,也没做出保证。如果沙特君主制受到威胁,他们就会寄希望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出手相救。事实上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受到威胁,时任总统小布什确实派军力出手相救,而并没有任何协议或者条约要求他这么做。如今,沙特阿拉伯觉得自己更加强大,并受到了其他世界强国的强力追捧。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坚强领导下,沙特王国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它要求华盛顿提供类似于其给北约盟国的正式安全保证,并要求获得建设核工业的技术。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会答应这些要求,这个问题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息息相关。但沙特的要求受到重视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权力动态的变化。

持久力

美国所建立以及维持的国际秩序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挑战,但美国依然是此秩序中的最强国。现美国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基本与其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持平。可能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积累了更多盟友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赢得冷战的 “自由世界 ”联盟成员国为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11 个西欧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如今,支持乌克兰军队,或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联盟已扩大到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还有一些其他州的国家。总体而言,“西方+”包含了60%的世界GDP,以及65%的全球军事支出。

俄罗斯这一挑战切实存在,令人不寒而栗。战前,俄罗斯经济规模是乌克兰的十倍,人口规模是乌克兰的四倍。俄罗斯军事工业规模巨大,但我们不能让其计划成功。二战后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国际社会不再承认野蛮军事力量造成的国界改变。自1945年后,此类型的入侵鲜有成功,与1945年以前因战争或征服导致边境易手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俄罗斯赤裸裸的行为获得成果,之前来之不易的秩序将会被打破。

中国挑战与之不同,无论其先前几年的经济轨迹如何,中国都是一个超级大国。其经济总量已占据将近20%全球生产总值,军事开销仅次于美国。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中国不是搅局者,它是在国际体系内变得富强的,也正因如此,它对推翻国际体系更加不安。美国应顺应中国为扩大其影响力做出的合法努力,追随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无论中国意图如何,美国有着重大结构优势,美国享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以及地缘政治优势——美国被两片广阔海洋以及两个友好国家包围。

美国政府在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联盟充当了抵抗对手的壁垒。为了维持现状,美国必须将加强与其盟友的联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也确实是拜登的外交政策核心。拜登修复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破裂的外交关系,并对那些没有破裂的加以巩固。他加强与亚洲盟友的联系,甚至主动建立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对于乌克兰危机,拜登反应迅速,技巧娴熟,一定吓了普京一跳。普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停止其对俄罗斯能源供给的依赖,并对俄罗斯施加有史以来的最具惩罚性的制裁。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乌克兰不再需要赢得战争,但是它们营造出一种环境,在此环境中,“西方+”联盟影响力巨大,而俄罗斯前途将长期灰暗。

衰落主义危机

特朗普和拜登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缺陷有两点趋同——这源于他们相似的悲观图景。两人都认为美国是其自身打造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害者;两人都认为美国无法在一个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世界中竞争。美国政府做得过火,对其最亲密的盟友征收从木材、钢铁到洗衣机等商品货物的关税,并要求美国政府资金应该用来买“美国货”,此规定比关税更具约束性。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而“买美国货”这一规定一出,任何价格都买不来外来商品。即使是那些颇为明智的政策,如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都因无处不在的保护主义受到阻碍,这种保护主义使得美国盟友以及朋友与其疏远。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Ngozi Okonjo-Iweala)认为,富裕国家现在的所作所为极端虚伪。西方国家数十年来一直敦促发展中国家让经济自由化,投身开放的世界经济,谴责实行保护主义、补贴以及产业政策的国家,而现在这些西方国家却不再按照自身长期宣扬的那么做了。它们在此体系下赚得盆满钵满,跻身强国,现在却决定“收起梯子”,推翻此体系。用她的话来说,他们“现在不再想在同一水平线上竞争,更愿意转向基于权力的体系,而不是基于规则的体系。”

美国官员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探讨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必要性,该体系核心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1947年《关税及贸易协定》所建立的开放贸易框架。经历过二战的政治家们看到了竞争民主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带来的后果,并决心阻止世界重蹈覆辙。他们成功了,他们创建了一个遍布和平繁荣的世界。他们所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允许穷国变富变强,降低了发动战争以及扩张领土的吸引力。

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只是贸易,也包括了国际条约、程序以及规范,在此愿景下,世界的特征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公平正义。在这方面,美国一直以来也都是说得比做得好。伊拉克战争赤裸裸地违反了联合国反对无端入侵的原则,美国政府一贯挑三拣四,选择遵守哪些国际公约,无视那些国际公约。美国批评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其本身从未承认过此条约。尽管已确认德黑兰遵守了条例,特朗普还是退出与其他大国签署的《伊朗核协定》,全球合作以应对关键安全挑战的希望因此破灭。随后,他施加二级制裁,迫使其他强国不与伊朗合作,滥用美元力量,此举促使莫斯科以及欧洲资本不得不加快寻找美元支付体系的替代品。美国的单边主义只有在单极世界是可以容忍的。如今,美国单边主义正在促使人们——甚至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寻求摆脱、抵抗甚至是挑战单边主义的途径。

美国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并非是像英国或者法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本身是个殖民地国家。它远离强权政治角斗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它都是姗姗来迟、勉强参战。涉足海外时,它很少开拓领土。但最重要的是,1945年后,美国提出了一种将他国利益也考虑在内的世界观,它所提出、创造以及维护的社会秩序不仅对其本身有益,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有益。美国寻求帮助其他国家增加财富、提振信心、维护尊严,这仍然是美国最大的优势。

坚定信心

如果美国出于恐惧和悲观,背弃这种宽阔、开放以及繁荣的世界愿景,那么美国将丧失大把的自身天然优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将其违背公开承认原则的个体行为合理化,将其视为维护自身处境以及巩固整体秩序的例外。美国打破常规,以求速战速决,但是不能为了拯救基于规则的体系而破坏体系本身。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因此纷纷效仿。世界各国现今已经处于一场激烈的角逐中,它们通过设立补贴优惠以及贸易壁垒来保护自身经济。各国已经违反了国际规则,将美国的伪善奉为正义。不幸的是,前总统特朗普对于民主准则的轻视,也在此模式留下了印记:波兰执政党在最近选举失利后,如法炮制了类似于特朗普的阴谋论;巴西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声称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导致其支持者效仿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山骚乱,袭击巴西首都。

基于规则的体系最让人担忧的挑战源自于美国本身。如果美国被其夸大的自身衰败恐惧吞噬,从国际事务领导地位下台,世界将呈现一种权力真空状态,在此影响下,各方势力以及国家将介入混乱局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是什么样的,想象一下欧洲和亚洲发生类似的情况,与此不同的是,进行破坏的将是世界强国,而非区域强国,带来的全球后果将震慑十足。令人不安的是,部分共和党又回归到孤立主义,这是该党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特征,彼时欧洲和亚洲战火不断,而该党派坚决反对美方干预。

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都在争辩参与世界的本质,但没有争辩是否应该开始参与。如果美国真的转向内部,就标志着秩序和进步力量的退缩。美国仍可以建立议程,组建联盟,解决全球问题以及遏制入侵,这时候它需要用的是有限的资源——远少于它在冷战时期的支出。如果秩序崩塌、流氓势力崛起、开放世界经济破裂或完全闭合,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自1945年起,美国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几十年来,这种关系的强度和深度不断增强。这一体系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它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但许多强国也从和平、繁荣以及一个基于规则与规范的世界中受益。那些挑战当前体系的人并没有给出能够让世界团结起来的替代愿景,他们只是在为自己谋取狭隘的利益。尽管美国国内困难重重,但它仍具备独一份的能力和地位,在维持这一国际体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只要美国不对自己的计划失去信心,当前的国际秩序就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蓬勃发展。






文章来源:
Fareed Zakaria, The Self-Doubting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4.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self-doubting-superpower-america-fareed-zakaria
 ·译者介绍 · 

伦宁,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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